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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在《猫》中，作者没有对猫被残害的过程作具体的描写，在看到表象后仅觉得蹊跷。先是通过结果引发疑问，仅是稍作想象，想像着“猫不会惨叫吗？血不会流吗？猫的眼睛不是清澈的吗？挖掉一只后，不是会有一个血淋淋的窟窿吗？怎么能再挖掉另一只呢？”便想的“我”好几次干呕起来。而直接叙述的血腥场面不过是体现在猫被剜去双眼之后的变化。“它脸上那两道鲜红的窄缝，好像女人涂了口红的嘴巴”，“它昂起头来，把那鲜血淋淋的空眼眶投向天空，张开嘴无声的惨叫起来。”挖眼还不是虐猫的全部内容，还要将它送上窗口的小平台上，对于失去眼睛的猫，贸然向前，满是危险。猫不知道平台的范围和高度，只能在虚空中试探，久久的试探。当听到人的脚步声时，它一阵阵痉挛，可是又逃不走。当“我”知道实施虐行的是帮孩子们的时候，事情变得更加可怕。原本残忍的事情在向周遭人讲述时被视为理所当然，暴行没有被及时制止，相反确一次次重复。故事通篇也没有对施虐的孩子们展开心理活动的描写，只是“我”重复的同情和恐惧。

　　四、人的本能

　　对于两篇故事里的谋害行为，都可以从本能角度找到合理的解释。弗洛伊德认为，人的心理活动有些是能够被自己察觉到的，这种能够被自己意识到的心理活动是意识。而一些本能冲动、被压抑的欲望或生命力，却在潜意识里发生，因此不符合社会道德和本人的理智，无法进入意识。由此，人格结构由本我，自我，超我结合组成。一个人在社会化过程中要想保持心理健康，三个部分必须关系和谐。《黑猫》正是放大了本我这种人类最原始的人格，以致本我与自我、超我之间难以平衡，从而性格扭曲，任凭本能的欲望肆虐。《猫》则更是一场集体犯罪，多数人都抛开社会道德等外在的行为规范，唯有主人公遵循着超我，即道德原则的约束，可这竟被视为异类，“我”发现自己的思维方式与众人不同，这使“我”不能融入到社会中，“我”必须改变。

　　弗洛伊德认为人有两类最基本的本能：一类是生的本能，另一类是死亡本能或攻击本能。它是促使人类返回生命前非生命状态的力量。所有生命的最终目标是死亡，死后才不会有焦虑和抑郁。死亡本能派生出攻击、破坏、战争等毁灭行为，当它转向机体内部时，导致个体的自责，甚至自残自杀；当它转向外部世界时，导致对他人的攻击、仇恨、谋杀。在《黑猫》中，“我从小就以心地善良温顺出名，心肠软的出奇”，而主人公说酒精改变了“我”的脾气习性只是一个助力和借口，真正起主导作用的实则是“我”的攻击本能。它使“我善良的灵魂一下子飞出我的躯壳”，总是“有股想去以身试法的邪念”，“渴望自找烦恼，违背本性，为作恶而作恶”。而有时痛悔不已便是超我的道德准则与本我冲动之间的矛盾引发的。到最后，“邪恶竟成了我唯一的内心活动，转来转去都是极为卑微龌龊的邪恶念头。”最开始我还为自己虐猫的罪行懊悔，当邪恶已经占据“我”的整个思想时，当我将妻子误杀时，“我”竟索性盘算起藏匿尸首的事了。“我”冷静得思考着万全良策，仔仔细细小心翼翼的执行，善念荡然无存，人性的阴暗面发展到了极致。在《猫》中，孩子们的攻击本能使他们以虐猫为乐，没有人来声讨孩子们的暴行，大众反而是助纣为虐的态度。这种邪恶已经具有普遍性，人性的黑暗一面被放到最大，以至于有同情心的“我”也开始怀疑，如果不与众人为伍，我的下场说不定也和猫一样。内在道德准则与社会道德准则不一致，因此为了不再恐慌，我必须屈服于社会准则，我只有采取同样的残忍手段，才得以入世。

　　结论

　　爱伦·坡与王小波，在“虚构”的烟幕下，放纵幻想，创作出了这两篇充满恐怖气息的道德内省作品。两个故事均契合了人之初，性本恶的观点。对于坡的作品的理解，借用劳伦斯的话，是“这些故事之所以写得出，是因为旧的事物应该死去，应该崩溃；旧的白人心灵要渐渐崩溃，才会产生新的东西。”而王小波所写的这个故事，也是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对人性的反思。两个短篇故事对当代人保持健康心理和正确的道德准则大有裨益。

　　参考文献

　　[1]劳伦斯.劳伦斯论美国名著[M].黑马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

　　[2]李伟.猫的互文性解读——爱伦·坡《黑猫》与欧茨《白猫》之比较[J].外国文学2009（11）

　　[3]任翔.文化危机时代的文学抉择——爱伦·坡与侦探小说探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4]辛斌.语篇研究中的互文性分析[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8（1）

　　[5]王瑾.互文性[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6]朱振武.爱伦·坡小说全解[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