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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归化与异化翻译策略在英语翻译中广泛应用，归化主要以目标语言的文化为归宿，而异化则主要以原著语言文化为基准进行翻译。本文简述了归化与异化策略，并结合《追风筝的人》李继宏译本对归化与异化的具体运用进行详细阐述。因此得出结论：两种策略各有优势，不论采用哪种策略都是为了帮助读者跨越阅读障碍、理解文化差异以及最大限度地忠实原文。 

　　关键词：归化；异化；翻译策略；《追风筝的人》 

　　一、引言 

　　归化与异化的应用是基于不同的语言、意识形态、文本类型、翻译意图、译者态度以及读者的要求等因素的考虑，更加上升到文化层面以完成翻译的使命。两种翻译策略共同使用，可以最大程度地表达出原文作者的思想和意图，进而达到传递文化又易于被读者理解的效果。 

　　二、《追风筝的人》简介 

　　《追风筝的人》作者是卡勒德·胡塞尼。该小说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在阿富汗，12岁的主人公阿米尔的父亲在当地有很高的威望，但他却感觉父亲对自己十分严厉， 让他对父亲既害怕又敬仰，相反父亲对家里仆人的儿子哈桑多加关怀。虽然哈桑与自己情同手足，但他却心感妒忌。在一场风筝比赛后，发生了一件悲惨不堪的事，令阿米尔深陷自责并与哈桑的关系僵化。为了赢得父亲的爱，他逼走了哈桑。不久后苏联入侵阿富汗，阿米尔便随父亲逃往了美国。成年之后内心的悔恨不已，开始了自己的精神救赎之路。

　　《追风筝的人》于2003年出版，是美国2005年排名第3的畅销书。至2007年全球有30多个国家出版，作者也于2008年荣登全球最畅销作者宝座。 

　　三、作者与译者 

　　卡勒德·胡塞尼（Khaled Hosseini） 

　　1965年生于阿富汗喀布尔市，因阿富汗战争随父亲前往美国居住。是一位美籍阿富汗作家。2003创作小说《追风筝的人》，由于作品巨大的影响力以及所涉及的主题，2006年胡塞尼获得了联合国首届人道主义奖。 

　　李继宏，出生于1980年，2003年毕业于中山大学社会学系，曾在上海译文出版社等单位任职。现主要从事翻译与写作工作，译著涵盖小说、散文、社会学、经济学、哲学、宗教等领域。主要译著有《追风筝的人》《灿烂千阳》 《了不起的盖茨比》等。 

　　四、归化与异化在《追风筝的人》汉译本中的应用 

　　1995年，意大利裔美国翻译理论家劳伦斯·韦努蒂在《译者的隐身》中提出了关于翻译策略的两个重要术语：归化和异化。对后世翻译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其思想来源是德国哲学家兼翻译家施莱尔马赫的翻译思想：“我认为，只有两种不同的翻译策略，一种是把读者带向作者，保持作者不动；一种是把作者带向读者，保持读者不动。” 

　　1.归化的定义 

　　归化是指按照读者当前文化的主流价值观对原文进行翻译，采用近乎于同化的方法来迎合本土的生活习惯、文化生活、政治需求等（Lawrence，Venuti， 2006）；也指用流畅、通透的翻译策略来最大程度地降低读者对原文的陌生感（Shuttleworth，Mark，1997）。因此，归化策略使译文自然、通顺、避免了生僻词语的使用，也更加符合读者的思维和表达习惯。 

　　2.异化的定义 

　　异化是指不遵循读者的主流价值观，保留原文的语言和文化差异 （Lawrence，Venuti，1995）；或指保留原著作者的本土文化，对其进行直接翻译或音译。这种翻译方法展现原文特有的文化思想和跨文化特征，充分利用语言的开放性、渗透性与包容性特征。 

　　归化与异化的产生是基于原语和译语之间的差异。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对于两种翻译策略的选择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如原作的文本类型、译者的翻译水平、译者所处的时代特征、译者所接收到的文化熏陶等。不论采用哪种翻译策略，都是为了帮助读者来理解作者想要表达的意思，在不同的文化之间建立起沟通的桥梁。因此，只有最大限度地忠实原著才是好的译作。 

　　3.归化与异化在《追风筝的人》汉译本中的应用 

　　近年来中国也不断有学者谈论归化与异化的话题。如郭建中认为，归化与异化翻译策略可以解决翻译过程中的文化问题（1998）。郑海凌认为，译语的异化是两种文化、两种语言的对抗与对话（2001）。由此可以看出，归化与异化被广泛应用于文学翻译中。 

　　李继宏对原作中出现的外来语也做出了归化与异化的不同处理。对于原作中涉及文化色彩的斜体外来词，绝大多数采用归化策略，即在汉语中找到对等词语。这样可以减少读者的阅读障碍，使读者有效获取文中信息。而对于无法在汉语中找到对等词语的斜体外来词则是采用音译并在末尾附加上注释义的异化翻译策略。这样也可以展现原文特有的文化思想。 

　　如下表中实例所示。 

　　（1）归化的应用。在阿富汗， “Kaka”“Khala”“Agha”和“ Jan”是人们日常打招呼的常用词，这些词也多次出现在卡勒德·胡塞尼的小说中。原文对“Kaka”“Khala”给出了一定的解释，分别为英语中“叔叔”“阿姨”的意思。因此李继宏将“Kaka”的翻译为“叔叔”，“Khala”译为“阿姨”，“Agha”译为“少爷”。同理，“Jan”是拉辛汗在亲切称呼阿米尔时所用到的，拉辛汗与阿米尔的关系十分要好，他给阿米尔在写作方面的引导甚至比爸爸还多。因此李继宏将“Jan”翻译为“亲爱的”。对这类人物关系的称呼语采用的归化翻译策略，便于读者清楚的了解人物之间的关系，使译文简洁明朗，也无需其他解释，弱化了原语文化和译语文化之间的冲突。 

　　“Nang”“Namons”经常并列用于原作之中，用来表示光荣、荣耀的地 

　　位。如：And no father， especially a Pashtun with nang andnamoos， would discuss a mojarad with his daughter（2003：159）。在阿富汗，男人的地位要比女人高很多，尤其是普什图族人，他们强调男人的“名誉”和“尊严”。李继宏用归化策略将阿富汗文化清晰的诠释给读者；反之，对于读者而言，这些外来词无法使读者了解阿富汗的民族文化，因而失去了原作者的意图。 

　　同理，文章中还有许多外来斜体次也同样采用归化翻译策略，如：“watan” 和“Pirhan-tumban”，分别译为“我们祖国”和“长袍”； “Mujahedin” “Shorawi”直接译为“圣战者组织”“俄国”，用汉语里的对等或相近词语来替换。甚至将用于评鉴学业成绩的“A”也被译者用归化策略译为“优”。 

　　（2）异化的应用。“Babalu”是阿瑟夫（小说里的反面人物）给阿里取的外号。李继宏选取“巴巴鲁”这三个字不仅是取决于音译，还是由于这三个字源于中国著名的童话故事中的“皮皮鲁”这一形象，“皮皮鲁”虽然是怪物但却有着善良的心地。阿里同样面色丑陋，却对主人忠心耿耿，将这二者视为一体十分贴切。从这里可以看出，李继宏的翻译在选词方面与中国文化形成了对等，将原文传达给了读者。 

　　“囊”是中国新疆特有的一种食物，主要是由面加孜然、盐等在炉中烤制而成。“Naan”也是阿富汗特有的主食，译者在备注中标明：阿富汗日常主食，将面团抹在烤炉上烘焙而成。其音译起来也颇像“囊”，因此李继宏将“Naan”异化翻译为“馕饼”不仅保留了当地的风俗，将食材和外形生动地展现给译文读者，还将其与新疆的“囊” 区分开来。 

　　“Rubab strings”被直接音译成“雷巴布琴”，然后在注释中说明这是阿富汗的一种民族乐器；YaMowlah音译为《莫拉曲》。“Rubab”是阿富汗特有的民族乐器，译者使用异化翻译策略将其音译为“雷巴布”并加上个“琴”字来体现出乐器的属性，给小说带来了许多异域色彩，不仅有益于读者理解当地文化，更让读者有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然而，对于“Qiyamat”“Zakat”以及“Baluchistan”等具有浓厚阿富汗文化色彩但无法采用音译方法翻译的词，译者则采用音译并在页脚加注释的方法呈现，这样不仅体现了当地的文化传统，又用中文做了进一步解释，扫除了读者的阅读障碍。 

　　五、 结论 

　　本文通过分析归化与异化翻译策略在《追风筝的人》汉译本中应用得到结论：两种策略可以相互补充，在翻译过程中可以选择性使用，无需限定归化与异化的使用条件与使用范围。在应用过程中应根据翻译动机，翻译者自身水平以及目标读者进行选择。而最终选择哪种翻译策略，是为了使读者理解，接受原作想要表达的意图，了解当地文化与时代特征。因此，不管采用什么翻译策略，只有最大限度忠于原作，并使读者感到简单易懂的翻译才是好的翻译。李继宏先生将这两种翻译策略分别应用于同一作品中的不同语境，不仅将原著较好地再现，还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感到流利顺畅，易于理解。 

　　众所周知，文学翻译的重点与难点是译者不能讲原著进行简单的翻译，更要将其创作出来，即创作一个语境，创作当时的文化，创作读者能够理解的原作内容。所以译者不仅要掌握两种语言，更要掌握两国的文化背景文化差异。 

　　参考文献： 

　　[1]Mark Shuttleworth.Dictionary of Translation Studies[M].Manchester： St.Jerome Publishing，1997. 

　　[2]Lawrence Venuti.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A History of Trans-lation[M].London：Houtlalge， 2007. 

　　[3]郭建中.翻译中的文化因素：异化和归化[J].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1998（2）：13-20. 

　　[4]郑海凌.译语的异化与优化[J].中国翻译，2001（3）：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