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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景军所著《神堂记忆》是一部极富创意的本土人类学经典力作，它以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理论为支撑，完美地演绎了中国西北一个孔姓村落的大川人重建孔庙这一庞大的历史过程，讲述了一群自豪而富有创造力的人民在其文化认同、历史感和宗教信仰经受了痛苦打击之后重建生活的一个鲜明事例。大川人重修孔庙之举加之作者的深入体察，带给我们无限的思索。本文将从全书概观、概念释读、脉络分析和意义启发四个维度对《神堂记忆》一书进行把握，以期对其有一个宏观上的理解。

　　关键词：神堂记忆、文化发明、社会记忆

　　一、全书概观

　　景军以“社会记忆”作为切入点，对西北甘肃省大川村重建孔庙一事进行了人类学意义上的深入研究，展现了大川村的孔家人上世纪六十年代左右的社会生活经历所形成的集体记忆在改革后的九十年代左右的生活中依旧存在，而且影响并指导了他们的社会行为实践活动，那就是被毁孔庙的重建以及祭祀仪式的重构。作者运用大川村的近期历史资料勾勒出一幅当地人如何借用记忆来重构社会关系的图景，当然，需要指出的是其意图并非重构大川人的历史。

　　作者以两条主线贯穿全篇。线索之一关涉“毛时代”国家发展的激进措施对当地人所造成的受苦受难的经历，这种经历包括个人的遭遇和社区的挫败两个方面。线索之二涉及改革开放之后大川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方面的复苏情况，尤其以孔庙的重建达到高潮，这其实是大川人对之前历史时段中苦难经历的一种灾后的处理。这两条线索也即全书研究的两个核心主题：记忆的挫败与记忆的重构。

　　两条主线反映了两个时代大川孔家人的命运。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当时政府希望通过激进的方法过渡到社会主义，对一些传统文化尤其像儒家文化这种的“封建残余思想”进行了彻底的打压，这对当时地方社会和文化形态所造成的破坏难以想象。作者通过对细节的把握，深刻地刻画了这一点。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宏观社会背景下政府对乡村社会行政控制力的减弱，一些民间文化和乡村礼仪制度得以恢复与重建。

　　《神堂记忆》的第一章与第九章是全书的引言和结论部分。第二章至第四章延续线索一的脉络，叙述大川人的经历在“毛时代”的记忆。第五章至第八章延续线索二的脉络，展现了“后改革时代”当地各类制度的复苏情况。这种逻辑脉络的处理彰显出作者的独到之处，即在细节把握上不仅写出了原来地方社会各类互联形态的复兴，而且还点明了大川人在面临新的挑战时对这些形式的创造性转化，也意味着作者灵活地把握住了中国地方社会的连续性和变迁性的问题。

　　二、概念释读

　　“集体记忆”是作者引入的用来分析大川资料的关键概念。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Halbwachs）于1925年提出了这一概念，用于研究在家庭、宗教群体和社会阶级的环境中，过去是如何被记住的。在一个社会中有多少群体和机构，就有多少集体记忆。社会阶级、家庭、协会、公司、军队和工会都拥有不同的记忆，这些不同的记忆都是由其各自的成员通常经历很长的时间才建构起来的。当然，进行记忆的是个体而不是群体或机构，但是，这些植根在特定群体情境中的个体，也是利用这个情境去记忆或再现过去的。

　　涂尔干（EmileDurkheim）从其“集体意识”的观点出发，发展出了“集体欢腾”的说法，并将后者解释成人类在部落典礼、仪式舞蹈、节日聚餐以及公众假日中的文化创造力的基础。作为涂尔干学派的第二代成员，哈布瓦赫发展了涂尔干的理论，认为存在于欢腾时期和日常生活时期之间的明显空白，事实上是由集体记忆填充和维持着的。作者同时指出了将这种记忆研究运用到中国研究所遭遇到的一些特殊挑战，例如中国文化的绵延性以及官方意识形态的左右。

　　记忆必须依托一定的社会环境方能持续，而这也正是作者所提出的“社会记忆”理论研究的核心价值之所在。但是，集团整体并非可以重构一切，记忆的误差、遗忘或扭曲也会时有发生。由于对社会环境的担忧、焦虑和恐惧等心理状态，以及由于信息传播者个人的心理喜好等原因导致记忆上出现误差。这又涉及到了文化发明的传统视角，作者的观点是：文化传统是创造的；这种创造性并不是随意的和武断的，其与习俗的观念和习惯形成了有机的互动。不过，有一个前提我们必须首先承认的，那就是构成社会的各类群体都会重构其过去，但在这种重构过去的行动中，这些群体往往同时也将过去歪曲了。只有在构成社会的个体与群体之间保持观点上充分的一致性，所重构的过去也即文化发明的传统才不失去其真实性。

　　三、脉络分析

　　在线索一的脉络之下，作者通过“慎终追远的记忆”、“革命恐怖的记忆”、“社区苦难的记忆”和“地方仇恨的记忆”共四章的描述，展现了大川人对其自身那段久远古老历史的追忆。这其中的一系列引发回忆的历史事件有：回汉民族冲突、毛主义运动、文革迫害、批林批孔、水利工程对祖坟的毁灭性打击、领导班子的变更、劳动改造、政治风波、财物转换和族群冲突等。大川人在其对孔氏家族的身份认同的过程中所遭受的凌辱、折磨，给他们的身心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沿着线索一的理路，作者展开了他的第二个主题，对记忆重构的深描。这部分包括“仪式语言的记忆”、“族谱保存的记忆”和“文化象征的记忆”三章。仪式语言既是一种合法化的工具，同时又是一种文化工具，旨在让民众相信宗教仪式和文本的权威。族谱的写作有一种潜在的功能，即通过修谱可以创造拟血缘的群体，因而成为中国社会团结人的一个强有力的工具。在“文化象征的记忆”中，作者探讨了大川人在各种仪式权威与典礼规则、仪式用品等象征物中所展现的多重意义。这一点验证了象征人类学的观点：仪式是一种调整手段，是恢复社会平衡和稳定的政治手段，象征代表了具有类似性质的或在思想上或在实际上有关联的事物，象征符号可以帮助发展自我和解决人类生存的古老问题；个人往往要属于某个团体，需要与别人相互交往，各种非正式组织的群体也是运用种种象征行为来发挥组织的万能。

　　可以看出，作者对其提出的“社会记忆”理论的脉络掌控是：一个群体的社会记忆是受到诸多外界因素干扰的，群体内部成员经由自身有目的或无意识的选择而容易造成记忆的误差或扭曲；同时，文化是发明创造出的传统，所以社会记忆又是变动的，一旦群体成员受到某种内在需求以及外部压力的驱动，这种记忆也会发生选择性的改变。

　　四、意义启发

　　综观《神堂记忆》这部作品，作者对概念的运用相当老练，该书对中国基层的变迁和连续的叙述，应属于可读性最强又是章节安排最聪明的同类书籍之一。这部作品确实在一定层面上达到了经典意义，是一本极富创意的本土人类学作品。它的独特魅力在于作者选用了一个极为巧妙的田野研究对象——一个孔姓村落大川，并以大川人重修孔庙为核心内容，通过考察其历史脉络，最终推演出作者试图深入挖掘的“社会记忆”理论。它所带给我们的启示也颇为丰富，无论从文化观、历史观的视角，还是基于理论层面上的探讨，都是值得我们所借鉴的。

　　其一，关于仪式、记忆与权力互动的问题。这部作品可以看作是政治人类学的佳作，作者成功地将政治的文化视野纳入仪式与社会记忆之中。作者注意到了仪式在社会转型和意识形态转换中的作用，它是一种不同势力可资利用的权力资源，能够在新时代的竞争中获得有利的地位。这有点类似于一些人类学学者提出的地方仪式对国家权力的借用，其实两方面都存在，只不过在作者分析的案例中前者更为突出。

　　其二，关于“文化发明的传统”问题。仪式以及仪式所引发的各种群体事件同时伴随着对以往特定记忆的重构，也即“发明的传统”。一个有活力的发明和创造可以从社会组织中获得“一个持久的框架，所有详细的回忆都必然符合这个框架”。文化传统是被创造的而非历史现实。这种分析路径运用得非常灵活，将历史延续性的脉络打通。

　　其三，关于民族志的书写问题。作者所进行的实际上是关于记忆的写作，没有试图描述大川的“整体文化”，而仅仅围绕着孔庙的被毁与重建，讲述了一个大川人集体记忆中真实的故事。其写作风格是时空交错的多种手法的融会贯通，运用了史料文献、田野访谈、田野经历叙述、历史事件叙述、历史传说、理论述评、文化描述以及故事建构等多种方式，并以莫里斯·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理论为支撑，完美地演绎了大川人重建孔庙这一庞大的历史过程。

　　参考文献：

　　景军：《神堂记忆——一个中国乡村的历史、权力与道德》，福建教育出版社，2013年。

　　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

　　夏建中：《文化人类学理论学派——文化研究的历史与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