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投稿_医学论文投稿_核心期刊,职称论文投稿发表_论文部落

　　摘要：诸葛亮不是四川人，但他却在《隆中对》中将“天府”称号从关中移来四川，使四川有了“天府之国”的美誉。他帮助刘备集团在四川建立了国家，因为历史的误会而使四川有了“蜀”的别称。诸葛亮为四川留下最早的“好家训好家风”，体现的是道德的力量。因为人们对诸葛亮家喻户晓，有口皆碑，使四川境内存有三国文化的许多遗迹。

　　关键词：诸葛亮；天府之国；四川称“蜀”；家训家风；三国文化遗迹

　　当读者看到《论诸葛亮为四川作出的贡献》这个题目时，大致会有疑问：四川是在元代才有的名称，怎会与1000年前的诸葛亮有关系？的确，诸葛亮与四川这个名称没有关系，但是，无可否认，在四川这片土地上，还真有不少因为诸葛亮而产生的历史文化。这当然是诸葛亮为这片土地，也即是为四川作出的贡献。

　　一、“天府之国”称号来源于《隆中对》

　　众所周知，四川被称为“天府之国”，将这一称号从关中移来四川的就是诸葛亮。

　　“天府”一词最早见于《周礼》，本是一种官名，其职责是“掌祖庙之守藏，与其禁令。凡国之玉镇、大宝藏器焉，若有大祭大丧，则出而陈之，既事而藏之”；后人引申为天然府库，用来比喻自然条件优越，形势险固，物产富饶的地方。

　　在历史上，最早被称为“天府”的地方是关中。这里不仅地势形便，土地肥沃，物产丰富，而且是周秦汉的都城所在地。《战国策》载有苏秦说秦惠王：“大王之国……田肥美，民殷富，战车万乘，奋击百万，沃野千里，蓄积饶多，地势形便，此所谓天府，天下之雄国也。”[1]司马迁在《史记·苏秦列传》中有类似的记载：公元前338年，苏秦游说秦惠王时说：“秦四塞之国，被山带渭，东有关河，西有汉中，南有巴蜀，北有代马，此天府也。”[2]这是文献中关于“天府”之地的最早记载。

　　关中被正式称为“天府之国”，始于秦汉之际的张良。《史记·留侯世家》载张良建议刘邦定都关中时说：“夫关中左殽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刘敬说是也。”[3]《汉书》卷四十也说：“夫关中左殽函，右陇蜀，沃野千里……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4]

　　在关中已有“天府”之誉时，四川的成都平原还是古蜀国时期。公元前316年，秦灭古蜀，推行郡县制和秦文化，兴修都江堰。经过一段时期的文化凋敝后，到汉代文翁兴学，蜀学很快“比于齐鲁”。尤其是，李冰修都江堰后，成都平原“沃野千里，号为陆海。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故记曰：‘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5]

　　不过，这里的“天下谓之天府”是晋人常璩在《华阳国志》卷三《蜀志》中的表述，它不是成都平原被称为“天府之国”的最早出处。

　　最早以“天府”专用于蜀地的是诸葛亮。他在“隆中对策”时说：“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6]

　　诸葛亮为什么要称蜀地为“天府”？因为他要帮助在曹操、孙权已经分别控制南北区域的形势下，尚未占据有固定地盘的刘备集团的发展。他以战略家的眼光发现：自从都江堰修成以后，蜀地生态环境保护良好，社会经济得到持续发展；蜀地是盆地，周围都是崇山峻岭，交通闭塞，具有易守难攻的特殊战略地位。历史的发展证明，诸葛亮在“隆中对策”中的分析是具有战略眼光的。刘备率领的不过是一支打打逃逃的乌合之众，却能够壮大实力，据蜀而与曹、孙三分天下，自当与蜀地独特的地理位置有关。

　　虽然成都平原成为“天府”或“天府之国”比关中要晚，但自从有了都江堰水利工程之后，就有了“水旱从人，不知饥馑”的富庶；之后又有诸葛亮奖励农耕、发展生产、兴修水利等诸项措施，从而对成都平原的社会经济构成重大推进。从此境内蔚成“道不拾遗，夜不闭户”的升平景象，成为历史上中原王朝的主要粮食供给基地和赋税的主要来源地。再加上盆地在冷兵器时代具有易守难攻的特殊战略地位，因而避免了历史上多次战争的破坏，得到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这就更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这些情况都使蜀地“天府之国”的名声得以传播。到唐朝鼎盛时期，李白的“九天开出一成都，万户千门入画图。草树云山如锦绣，秦川得及此间无”（《上皇西巡南京歌十首》其二）这首诗，在历史上第一次将“秦”与“蜀”做了比较，遂使成都取代了秦国“天府之国”的桂冠，而获得使用“天府之国”的专利权。诚如唐代蜀中诗人陈子昂所说：“夫蜀都天府之国，金城铁冶，而俗以财雄。”[7]

　　历史上许多有眼光的战略家，如张良、诸葛亮等都把蜀地当作可以立国的根基之地。唐朝中期和晚期，关中发生战乱时，唐玄宗和唐僖宗都选择奔蜀——到成都避乱。当时的成都，在他们眼里乃是一片笙歌宴舞之地。唐代后期，成都与扬州并称，号为“天下繁侈”。宣宗时的卢求在《成都记·序》中则认为，若“较其妙要，扬不足侔其（指成都）半”。明清时期，湖广以及其他地区大批百姓迁到成都平原，再次推动了当地经济的大发展，故成都平原一直保持富庶繁荣的经济状态，“天府之国”名副其实。

　　二、没有诸葛亮就没有四川的别称——蜀

　　按《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辞海》等权威工具书的解释，“蜀”字是四川的别称，而且是唯有四川，不存在还有其他地名与“蜀”有关。其实，四川之所以有“蜀”的别称，完全是历史的误会，而且这还是与诸葛亮有关的历史误会。

　　考诸史籍，可知道在秦汉以前，以“蜀”为地名的地方不只一处，而且多在四川之外。四川有古“蜀”国，但这是中原人的他称而非所谓的“古蜀人”自称。殷墟卜辞中有“蜀”字者虽然有几十条，未必然就指的是古蜀国。[8]所以，段渝先生正确地指出：“我们今天所说的蜀，无论蜀族、蜀人还是蜀国、蜀文化，蜀都只是一个指代名称，与古代有实质性区别。”[9]

　　四川之所以得“蜀”别称，一是因为西晋陈寿撰写《三国志》时，不得不以曹魏为正统，并将刘备政权的国号“汉”改为并不存在的“蜀”这一“敌国之丑称”；[10]二是由东晋常璩撰写的《华阳国志》又明确将在此地域的历史称之为“蜀志”，不但追记了“古蜀国”的历史，而且将刘备政权称为“蜀”而非“汉”；三是唐宋后，关于“蜀汉”政权的故事广泛流传，尤其是将刘备政权称为“蜀”的《三国演义》家喻户晓。这一强烈的影响遂使作为“蜀汉”政权所在地的四川被约定俗成地称为“蜀”了。所以，《辞源》准确地指出：是在汉之后，才“以蜀为四川地域的别称”[11]。

　　众所周知，东汉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经徐庶等荆州士人的举荐，在军阀混战中尚无立锥之地的刘备三顾草庐，问计于在隆中隐居待时的诸葛亮。诸葛亮的“隆中对”精辟地分析了天下的形势，提出了统一天下，应走鼎足三分，联孙抗曹的道路。建安十三年，曹操大举南下，败刘备于长阪。诸葛亮“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出使江东，联结孙权。诸葛亮以隆中战略的坚定原则与孙权谈判，订立双边同盟，使孙权认识到“非刘豫州莫可以当曹操者”，从而作出让步，同意鼎足三分，发兵拒曹。赤壁战后，孙权将荆州“借”给刘备。此后数年，在诸葛亮的策划以及“常镇守”、提供“足食足兵”的后勤保障下，刘备夺得益州和汉中，建立了“汉”政权。刘备称帝后，诸葛亮出任丞相，总理国家大事。章武三年（公元223年）春，刘备为夺回荆州并报东吴袭杀关羽之仇，倾全国之力去伐东吴，兵败后在永安“托孤”于诸葛亮。后主刘禅即位，诸葛亮受封武乡侯，“开府治事”以处理国家的日常事务，又兼任益州牧。当时，全国的军、政、财，“事无巨细，咸决于亮”。[12]

　　历史学家早就认识到，没有诸葛亮就没有刘备集体的建政立国。诸葛亮对三国时期整个局势发展，起到了巨大的影响。没有他就不会有“蜀汉”，不会出现三分天下的局势；刘备也可能要一直逃亡，直至曹操一统天下。诸葛亮对“蜀汉”的建立和发展功不可没。刘备死后修建在成都的“汉昭烈帝庙”之所以被异称为“武侯祠”，其实乃人民的呼声、历史的回应。

　　三、四川最早的“好家训好家风”

　　家训、家风是中国家庭教育的优良传统，属于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好的家训和好的家风是一个家庭在世代传承中形成的一种较为稳定的道德规范、传统习惯、为人之道、生活作风和生活方式的总和。它首先体现的是道德的力量。四川最早的系统的“家训家风”就是诸葛亮留下的。

　　诸葛亮严于律己，对子女的教育也是相当严厉的。这从诸葛亮结合自己的人生经验写成的《诫子书》很能说明问题。《诫子书》说：

　　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淫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治性。年与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穷庐，将复何及！[13]

　　从这段话中不难看出，诸葛亮是以政治家的胸襟，远大的眼光，要求子弟从修身养德做起，苦志成学，将来做一番事业的。他特别告诫子弟不要虚度年华，否则到头来后悔莫及。诸葛亮这通书中的一些话，如“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等，为后世人当作座右铭来传诵。诸葛亮所说的“淡泊明志”“宁静致远”，虽然采用了道家“长于养性”的修身之法，但却绝无离尘出世之意。

　　诸葛亮还写有《诫外甥书》：

　　夫志当存高远，慕先贤，绝情欲，弃凝滞。使庶几之志揭然有所存，恻然有所感。忍屈伸，去细碎，广咨问，除嫌吝，虽有淹留，何损于美趣，何患于不济。若志不强毅，意不慷慨，徒碌碌滞于俗，默默束于情，永窜伏于凡庸，不免于下流矣。[14]

　　从文中所说的“志当存高远”“绝情欲”“忍屈伸”这些话来看，意为劝诫其外甥要从小树立远大志向。一个人如果有了一个明确的目标，虽然身在浊世却可以出淤泥而不染，终成大业。如果鼠目寸光只顾眼前，最终只是俗人一个，成不了大事。诸葛亮教育子弟，是要通过淡泊、宁静的俭朴生活，修养品德，专心学习，像他当年在隆中生活那样，作好建功立业的准备。

　　诸葛亮不仅口头上这么说，也要求子弟在行动上这么去做。诸葛亮早年无子，过养其兄诸葛谨之子诸葛乔为继子。诸葛乔娶了皇家闺秀，拜为驸马都尉。可是，诸葛亮却不让他安荣乐贵，平步青云，不但平常教育他俭朴度日，立志成学，就是外出打仗，也把他带在身边，让他和诸将子弟“同荣辱”，在山谷中做运输工作，一道过艰苦生活，经受锻炼。可惜这位经诸葛亮精心培养的继子，在25岁时就去世了。当时诸葛亮的亲生儿子诸葛瞻已出生，诸葛亮对他也从不骄纵，时时关注其成长。诸葛亮死的那年，还写信给在东吴的兄长诸葛谨说：“瞻今八岁，聪慧可爱，嫌其早成，恐不为重器耳。”[15]可见在临死前他还在担心8岁的爱子不能成为“重器”。但是，纵观诸葛瞻一生的作为，特别是在蜀亡时能阵战身殉，应该说还是成了“器”的。更可贵的是，诸葛瞻的儿子诸葛尚亦同时壮烈牺牲。无怪乎后世对诸葛祖孙“三世忠贞”赞叹不已。

　　诸葛亮一生忧国治家，教育子弟是这样，对自身家庭和个人生活更是如此。诸葛亮在生前给后主刘禅的一通表文中，谈到他的家庭和个人生活，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表云：

　　臣初奉先帝，资仰于官，不自治生。今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16]

　　这可以说是蜀地，也是中国最早的“官员财产公示”。诸葛亮在表中说他家在“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这是指在占领益州之后，用刘备赐给他的那笔钱所购置的一份产业，一家人就靠此过活。至于他自己在外任职，没有多的开销。最难能可贵的，乃是诸葛亮不因身居高位而随意增加私产这一点。他在表中诚恳地表示：在他死后，“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史称诸葛亮死后，“如其所言”。[17]

　　在诸葛亮这种公忠体国的思想和作风影响下，蜀汉任事的官吏多能廉洁自律，从而在蜀汉军政界出现了一个廉洁群体。董和参与机要二十多年，忠勤治事，死后家无余财。尚书令刘巴身自清廉，不治产业。蜀郡太守杨洪忧公如家。邓芝做将军二十多年，素俭作风不变，不敛私财，乃至妻子不免挨饿受冻。大将军费祎雅好节俭，家不储财，对待子女极为严格，不准摆将军公子的架子，让他们布衣素食，出入步行，和普通人没有什么两样。继任者姜维忠于职守，好学不倦，清素节俭，住宅简陋，资财无余，侧室不娶小妾，后庭不置声乐，饮食节制，从不浪费，堪称蜀中楷模。

　　四、诸葛亮使四川保有三国文化的大量遗迹

　　虽然“蜀汉”建政立国的时间并不长，仅四十余年，但是，这个国家却在历史上有较大的影响。一些历史学家将它作为西汉和东汉的延续，认可它自称的“季汉”。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中政治概况部分将汉国（约8页）列于首位，其次为吴国（约5页）、魏国（约4页）居末。[18]这样的次序既与《通鉴》以魏纪年不同，也与其时魏国独大，吴、汉不足以与之匹敌的实际情况相扞格。这说明，诸葛亮在我国古代许多杰出的历史人物中，声名确实响亮。虽然他终生致力于谋求天下统一的事业未获成功，却因具有忠贞冠世的高风亮节和鞠躬尽瘁的献身精神而受到历代极大的褒扬。诚如毛宗岗在《读三国志法》中评价诸葛亮说：“历稽载籍，贤相林立，而名高万古者莫如孔明，其处而弹琴抱膝，居然隐士风流，出而羽扇纶巾，不改雅人深致。在草庐之中而识天下三分……比管乐则过之，比伊吕则兼之，是古今贤相中第一奇人。”

　　诸葛亮病逝后，蜀国治下的许多地方便纷纷上书请求为诸葛亮建立祀庙。尽管蜀汉朝廷碍于礼制暂时不能为诸葛亮建祀立庙，但民间却利用岁时节令，在田间陌上祭祀诸葛丞相。这种情形在当时蜀汉西南部少数民族地区也出现了，《三国志·蜀书》称为“戎夷野祀”；而成都居民也在大街小巷举行祭拜，称为“百姓巷祀”。

　　蜀亡以后，诸葛亮的名声反而更大。晋王司马昭在灭蜀后，立即就叫陈勰学习诸葛亮兵法。后来做了皇帝的晋武帝司马炎还亲自向蜀汉降臣樊建请教诸葛亮治国之方，听讲后还感叹“善哉！使我得此人以自辅，岂有今日之劳乎！”[19]其实，司马炎的祖父司马懿早就称赞诸葛亮为“天下奇才”了。晋代开国的司马氏祖孙对诸葛亮的推崇，给后世尊崇诸葛亮开了先河。

　　唐代，励精图治的唐太宗曾多次向臣下称道诸葛亮治国的忠勤。他一再向臣下说：昔年蜀汉后主“昏弱”是事实，“然国称治者”是因任用了诸葛亮的关系。唐太宗这么说，不光是为了激励臣下学习诸葛亮的忠勤，同时也是勉励自己要杜谗任贤。在唐太宗的倡导和影响下，整个唐代自上而下莫不对诸葛亮赞颂备至。其最具代表性者，当数诗圣杜甫之诗和名相裴度之文。杜甫《咏怀古迹五首》其五对诸葛亮给予了极高的尊崇，起首即为“诸葛大名垂宇宙”句，异峰突起振人心魄。其七律《蜀相》一联“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写得更是荡气回肠。裴度则在碑文中从“事君之节”“开国之才”“立身之道”“治人之术”四个方面，高度评价了诸葛亮半生操劳的治绩，说他“权倾一国，声震八竑而上下无异词，始终无愧色”。

　　宋代，政治家王安石有感于诸葛亮百折不挠的信心和勇气而写下像“崎岖巴汉间，屡以弱攻强。晖晖若长庚，孤出照一方”（《诸葛武侯》）这样热情的诗句，来赞扬诸葛亮以弱攻强的进取精神。思想家朱熹竟至说：“论三代而下，以义为之，只有一个诸葛孔明。”[20]

　　到了清代，朝廷不但下令将许多纪念诸葛亮的胜迹古祠加以整修建新，供人瞻拜；而且每年春秋祭祀孔庙，还以诸葛亮从祀。康熙皇帝赞叹地说：“诸葛亮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人臣者，惟诸葛亮能如此耳。”乾隆皇帝还亲自撰文《蜀汉兴亡论》，大发议论，提出“人君之用贤与不用贤，关系国家存亡”，对诸葛亮推崇备至。由于最高统治者的倡导，一般封建士大夫更是争相编纂文集，以诸葛亮为题著书立说，一时成为风气。

　　客观而言，三国以后，谈论诸葛亮者是那样普遍，说三国言必称诸葛，好似谈春秋言必称孔子一样，以至宋儒也将诸葛亮请进孔庙去，视他为儒家典范，和孔子及其弟子等一起供奉。而从宋代开始，民间演说三国，再经元代杂剧的加工创造，特别是到明代《三国演义》问世以后，诸葛亮其人，几乎达到家喻户晓，有口皆碑的地步。

　　历代称颂诸葛亮的大量诗文，除了和诸葛亮在历史上的具体活动有关外，更多的是和他留给后世的遗踪胜迹联系在一起的。在这之中，作为拥有三国文化遗迹的区域，四川在全国可以说是数一数二的。在四川及周边地区，有一个大三国遗址文化圈。它承载着厚重的历史，在上万平方公里的区域内，自然景观与人文传统互为彰显，正史与传说密不可分。

　　据三国文化研究专家谭良啸的统计：清嘉庆修《四川通志·舆地志》记载，全四川有三国遗迹200余处，分布在77个市、县，其中祠庙54座，祀诸葛亮、刘备、关羽、张飞、马超、赵云、庞统、姜维、马忠、严颜、谯周、陈寿、关索等人，墓葬36座，为刘备、关羽、张飞、蒋琬、费祎、庞统、许靖、赵云、董允、姜维、马岱、马超、甘宁、邓芝、邓艾、甘夫人、鲍三娘、王平、诸葛瞻、诸葛尚、谯周、陈寿等人的墓冢或衣冠墓。此外的遗迹，或因三国人物的事迹得名，或与这些人物的故事有关，如：牧马山、学射山、武侯城、武侯山、武侯坡、武侯桥、武侯池、武侯塔、诸葛洞、诸葛寨、卧龙山、七擒桥、孟获沟、姜维屯、关索城、怀葛楼等。如检阅全省各县方志，那将会得出一个更为庞大的三国遗迹纪念地的数字。四川历史上有过30多座武侯祠，成都历史上就先后有过8座武侯祠。这是其他地区不可企及的。[21]

　　正是因为有了诸葛亮，所以四川境内才有那么多的三国文化遗迹。不用说，这些三国文化旅游线上的一颗颗璀璨的明珠，都是诸葛亮为四川作出的贡献。

　　注释：

　　[1]（西汉）刘向：《战国策》之《秦策一·苏秦始将连横》，第16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2]（西汉）司马迁：《史记》卷六十九《苏秦列传》，第1772页，中华书局1999年版。

　　[3]（西汉）司马迁：《史记》卷五十五《留侯世家》，第1632页，中华书局1999年版。

　　[4]（东汉）班固：《汉书》卷四十《张良传》，第1574页，中华书局1999年版。

　　[5]（晋）常璩撰，任乃强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卷三《蜀志》，第13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6]（晋）陈寿：《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第678页，中华书局1999年版。

　　[7]（唐）陈子昂：《陈拾遗集》卷五《临邛县令封君遗爱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8]参见李殿元：《论四川得“蜀”专称是历史误会》；《论古蜀国的国号不是“蜀”》。

　　[9]段渝：《四川通史》第一册，第36页，四川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10]参见李殿元：《一个应该纠正的历史错误——刘备“汉”政权被篡改为“蜀”的内幕及其还原历史真实的研究》，《文史杂志》2010年第2期。

　　[11]《辞源》，第2768页，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12]（晋）陈寿：《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第678—682页，中华书局1999年版。

　　[13]《诸葛亮集》文集卷二《诫子书》，中华书局2012年版。

　　[14]《诸葛亮集》文集卷二《诫外甥书》，中华书局2012年版。

　　[15]（晋）陈寿：《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第692页，中华书局1999年版。

　　[16]（晋）陈寿：《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第689页，中华书局1999年版。

　　[17]（晋）陈寿：《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第689页，中华书局1999年版。

　　[18]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19]《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第693页，中华书局1999年版。

　　[20]（宋）《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六，中华书局1986年版。

　　[21]蒋蓝：《谭良啸：行走于三国遗迹间的学者》，《成都日报》2014年11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