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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生毕业，携笔从戎，临行前征询读书要点，遂告以历史、政治、国际、战略等。再问及书目，又随口提了若干古典以及近作：《左传》《战国策》《孙子兵法》《史记》《资治通鉴》；徐中约的《中国近代史》、金一南的《苦难辉煌》、王树增的“三部曲”即《长征》《解放战争》《朝鲜战争》；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尼克松的《领导者》、芭芭拉·塔奇曼的《八月炮火》、威廉·夏伊勒的《第三帝国的兴亡》、戴维·贝尔加米尼的《日本天皇的阴谋》……
　　新闻专业的学生或者读过，或者知道美国名记者威廉·夏伊勒的《第三帝国的兴亡》，一部展现纳粹兴亡以及二战期间欧洲风云的名作，而似乎不太了解与之相似的戴维·贝尔加米尼的《日本天皇的阴谋》，一部揭示日本军国历史以及二战期间亚太战事的力作。两书相较，同样的包罗广泛，同样的视野开阔，同样的启人心智，同样的引人入胜。对中国而言，后者更值得关注，其中大量涉及中日、中美、美苏等大国关系及其博弈，而时至今日，这些大国的关系依然深刻左右着亚太以及全球格局，钓鱼岛事件、朝核危机等无不根源于此，我国台湾地区教科书关于日本侵占台湾是“日据”还是“日治”的争议也同样脱不开这些关系。
　　近代中国，苦难深重，列强侵凌，军阀残暴。诚如毛泽东1950年国庆节与南社诗人柳亚子唱和之际概括的：“长夜难明赤县天，百年魔怪舞翩跹，人民五亿不团圆。”其间，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封建势力与人民大众的两大基本矛盾，构成中国近代一切问题的根源，从而既使“天朝”一步步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绝境，也成为推动中国社会发生变革的动因，其他种种潮起潮落包括“科学”“民主”“启蒙”“现代化”等，无不从属于两大基本矛盾的辩证运动。而这两大基本矛盾又相互勾连，密不可分，就像每个割据势力都有不同的列强靠山一样。文学经典《祝福》（鲁迅）、《子夜》（茅盾）、《六十年的变迁》（李六如）、《三家巷》（欧阳山）等，新闻名篇《中国的西北角》（范长江）、《西行漫记》（斯诺）、《萍踪寄语》（邹韬奋）、《包身工》（夏衍）等，均从不同侧面揭示了旧中国积贫积弱的本质。当代作家李存葆获得鲁迅文学奖的散文《沂蒙匪事》（1999），也从一个具体而微的角度，以令人窒息的笔墨，描绘了一幅民国年间骇人听闻的人间地狱图：
　　八百里沂蒙那嵯峨绵亘的山峦，曾是无山不匪，无峦不盗。七十二崮那峥嵘巉峻的崮顶，处处曾是土匪施暴逞凶的营盘。惯匪如刘黑七之辈，恶名昭彰，曾祸及半个中国；巨匪如孙美瑶之流，奸同鬼蜮，曾因劫掠欧美洋人而酿造过国际纠纷；女匪似赵嬷嬷之伙，心如蛇蝎，曾使沂蒙百姓一提起这恶叉雌虎便毛发倒竖；悍匪似李殿全之帮，天良丧尽，曾把人性之恶展示得无以复加……至于昼伏夜出，栖于林莽的散匪和那些剪径的草寇，打劫的山贼，更是多如牛毛。惯匪、巨匪、女匪、悍匪、散匪，你来他去，此消彼长，曾在二十余年中搅得整个沂山蒙水蜩螗沸羹，鸡犬不宁……
　　那是一个鬼蜮横行的世界。
　　这个鬼蜮横行的世界，并非限于沂蒙一隅，而是遍及整个中国。《姚雪垠回忆录》就记述了1924年，他在南阳遭土匪绑票的经历：“我在土匪中生活了大约一百天，亲眼看着一支土匪如何由小到大，又如何被消灭，这是一部社会生活的奇书、大书，包含的问题复杂，学问很深。”[1]不仅如此，更要命的还在于“兵匪勾结”“兵匪一家”，张作霖、陆荣廷、刘镇华、孙殿英、孙美瑶等均为有名的匪帮首领。曾任山东督军的张宗昌更是地地道道的大土匪，自诩“绿林大学”毕业，蒋介石与黑道上的黄金荣、杜月笙等眉来眼去也属于公开的秘密。于是，对老百姓来说，“贼来如梳，兵来如篦，官来如剃”。英国汉学家贝思飞（PhilBillingsley）写过一部学术名著《民国时期的土匪》（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88年），出身复旦大学新闻系的复旦大学历史系原主任余子道先生的“代序”写道：
　　民国军队中，有相当一部分军事长官是从匪帮首领起家的，或者曾经充当过土匪头子。军阀军队的兵员来源，相当大的部分来自土匪队伍。形形色色的反动军队中，有不少时而为兵，时而为匪，甚至兵匪相通、兵匪一家。军阀战争、反动政府对革命军队的“围剿”战争、帝国主义侵华战争，都利用过匪帮，有的规模还很大。[2]
　　仅此一端，即知两大基本矛盾使中国社会陷入何等衰败不堪的境地，特别是如今越来越淡出视野的帝国主义，也就是近代史上无所不在的列强——英、日、俄、法、美、德等更是祸根所在。这也是一流学者的共识，从老清华历史系主任蒋廷黻到新中国的范文澜，从大陆的胡绳、胡华、陈旭麓到港台地区及海外的郭庭以、徐中约，对此认识高度一致，即帝国主义的侵略是中国社会苦难深重的根源。列强之中，19世纪以英、法、俄为甚，火烧圆明园就是雨果所谓“两个强盗”犯下的反人类、反文明的罪行，沙皇俄国则侵吞了相当于三个法国的中国领土；20世纪以来先以日本危害最烈，仅抗日战争就造成数千万中国军民的死亡，后以美国影响最大，冷战时期第一场热战——朝鲜战争，就是美国对新中国的武力威胁与遏制，包括开战之初蛮横无理地派出第七舰队，封锁台湾海峡，干涉中国内政。不妨说，从甲午战争的大东沟到朝鲜战争的板门店，构成中国近代最大的一脉国家危机，中国的社会政治与国计民生由此陷入全面危局。从晚清到民国，从旧中国到新中国，一批批仁人志士锥心刺血、慷慨赴难，说到底都在应对这一生死存亡的险境，同时寻求现代国家亦即新中国的建国之路。1902年，流亡日本的梁启超创作了一部“政治幻想”小说《新中国未来记》，甚至设想了近百年后的世博会。但在一个魑魅魍魉牛鬼蛇神的鬼蜮世界，在两大基本矛盾愈演愈烈之际，一切“科学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等梦想只能无可奈何花落去。所谓“黄金十年”（1927-1937）的民国，同样断送于卢沟桥的炮火硝烟。而令人费解的是，如今颇有所谓“新潮”汲汲于解构历史、消解历史，包括一度甚嚣尘上的电影《色戒》以及为之欢呼的媒体。清华大学作家教授格非在2012年问世的小说《隐身衣》里，写到两位北京名校教授的高谈阔论：
　　（教授甲）幸亏当年，慈禧太后贪污了海军用来造军舰的一笔款子，在西山脚下修建了颐和园。要不然，甲午海战一起，还不照样他妈的灰飞烟灭？由此可见，贪污也不见得是一件坏事。你不得不佩服慈禧她老人家的远见。经她这一折腾，且不说为我们留下了一处世界文化遗产，单单是门票收入，一年下来是多少钱？
　　（教授乙）抗日战争也完全没有必要打。如果在开战之初就立刻缴械投降的话，少死几千万人不说，中国和日本联起手来抗衡欧美，世界格局也许会发生重大变化。而且，他一直认为，和李鸿章、袁世凯一样，汪精卫这个人，也是位不可多得的民族英雄，应该重新评价，予以彻底平反。[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