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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对于周作人的附逆世人慨叹唏嘘，有表示理解者，也有将其妖魔化者。在笔者看来，公正地看待一个人的功过，才是世人应该采取的态度。对于周作人的附逆之因，文中笔者进行了简要的分析，一言以蔽之，个人性格、时代及命运等因素共同酿成了周作人的悲剧。
　　关键词：周作人性格时代命运
　　在历史上，文人附逆之举比比皆是，且多数并不令人惊奇，而周作人的"投敌叛国"却使举国震惊。不免有很多人会百思不得其解，甚至会绞尽脑汁地想"五四"时期文艺启蒙的先驱为何会落得如此境地？显然这是多种因素造成的。倘若这众多促成因素中少了一个或是多个，这样的历史悲剧将不会发生。就好比一幅画，如果仅有几种颜色淡淡地和谐地点缀、拼凑而成，它也许会是一幅杰作；但若是色彩多样且各色杂糅，斑驳不堪，那么它就成了不忍入目的调色板。那么周作人附逆的原因究竟可以归结为哪些呢？以下笔者将从其个人性格、时代背景及冥冥中的命运安排等方面来简要分析。
　　一
　　学者黄开发言"对人生和民族的双重悲观，构成了周作人附逆的基本原因"。基于此说法，换言之，可以说周作人的悲剧是他的性格特征造成的。进言之，他的附逆在某种程度上是个人性格的悲剧。周作人的性格怎样？他性格中的哪些方面促成了他的附逆呢？
　　学界常有人认为周作人的性格大抵是由"五四"时期的"浮躁凌厉"走向后来的"平和冲淡"。其实"五四"时期的"浮躁凌厉"只是表象，那不是他的本色，他的本色是"平和冲淡"，"平和冲淡"在他年幼时就与他紧随在一起了。据周作人母亲回忆，小时候开始，他就是个很好说话的孩子。在家庭变故中，对家人不能给予与鲁迅相同的学习用具，他从不会心存芥蒂，一而再再而三也没有关系，他总是怀着理解的心情去接受一切。他从小就是一个知道体恤家人的好孩子。他的性格里面有的主要是平和的一面，浮躁的一面只是主色中的一抹杂色罢了，这一抹杂色，盖不过主色的风头，不影响整体的美观。且这抹短暂存在的杂色也有其成因，他"五四"时期的先驱思想一方面是由于受到了外来思想的启蒙，另一方面是因为在自己成长的琐碎生活中见到了封建礼教吃人的一面以及农民起义的残酷性，如：从祖母与介孚公的不平等关系里面，"第一次领悟到封建礼教压抑人的本性的残酷，第一次唤起了对于妇女命运的关注与同情"。幼年看到的义和拳运动，农民领袖残暴的杀人使他看到了农民的愚昧无知及人性的残暴。所以被深深触动的他，积极地关注妇女儿童及其他弱势群体，倡导人性化等，俨然一副时刻有着知识分子气度、士大夫的精神，时刻有着社会责任感的气派。待到后来，把一切看清后，他知道了自己对现实世界诟病的无力，便退却了，又回到了本性的"平和冲淡"，与世无争。他在自己的苦雨斋过着与世无争的读书人的日子。这从他的《五十自寿诗》中的"且到寒斋吃苦茶"可以窥见一斑。
　　有人言，周作人附逆是因为他有着虚无主义的人生观，"既然没有所谓彼岸世界，人生不过是宇宙间瞬时生灭的火，活着唯一可靠的只是现世享受，而他又没有力量去抗争，去忍受巨大的物质和精神上的困厄，那么所谓国家、民族的利益只好置之不顾了。"想必是把与世无争和虚无主义给调换了，虚无主义是对人生的彻底失望，而周作人仅仅是与世无争，未达到虚无的境界。因而，他不是人生观的虚无主义者。
　　钱理群先生认为周作人抗战时期言与行所呈现的矛盾在于他寻求的是一种得体的生活，"得体的活着，这成了周作人后半生全部生活目标与意识中心，人的生物性的生存本能被提炼为一种'活着就是一切'的人生哲学。"虽然说周作人不是神仙般高洁，但是他为的不仅仅是得体的活着。如果他追求的仅仅是得体地活着，那么他就会比实际上过得更好，至少物质上会更富足充裕。众所周知，周作人平时虽赚得不少，但是由于家庭开支大和缺少计划地花钱，很多时候会入不敷出，甚至还会在困难时期举债度日。如若他仅仅是为了好好地得体的活着，苟全性命于乱世的话，那么凭借他的学识与能力，他完全可以让自己博大精深的精神财富转变成源源不断的物质财富。他只想与世无争地躲在他的"苦雨斋"，待到国难后。
　　与世无争的人生态度，使得他仅仅生活在自己的"苦雨斋"，顾着自己的小家。不愿四处漂泊，颠沛流离。这是人之常情，可以理解。然而这种举动在战乱时期，就似乎不太合乎时宜。显然，他的悲剧附逆就关系到了时代问题。
　　二
　　然而，仅周作人个人性格这一因素导致不了那深深铭记于世人心的大苦果，他所处时代也是一个不可忽略的重大因素。当时日伪当政，周作人作为对中日文化都很是精通且具有很大影响力的文化名人，势必会成为日伪用来巩固其政治统治的工具。所以说周作人个人的悲剧也是时代的悲剧。乱世的时代背景成了他附逆悲剧的催化剂。
　　在动乱的年代若是不能随机应变，不舍弃点什么，苟全性命于乱世是不太可能的。所以作为文化名流的周作人在此时有两种选择：1）舍弃安逸的生活，举家迁往异乡避难。2）守着自己的"苦雨斋"，怀着侥幸的心理等待时局平稳。这样的话有失节的风险。而有着清静无为个人主义人生观的周作人选择了后者，把友人的规劝置于不顾，结果沦为了日伪当政的一枚棋子，在"新政"要求中发挥着他的"治国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