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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各举三例，如：

　　表示说明作用的：

　　（1）“……这些‘生财’包括两块长板，两条三条腿的高板凳（这种高凳一边两条腿，在两头；一边一条腿在当中）以及好几个一面装了玻璃的匣子。”

　　（2）“……还有一把必不可少的胡萝卜丝（据说这是最能解膻气的）”

　　（3）“逢年过节，药王生日（药王不是神农氏，确是孙思邈）……”

　　表示补充作用的：

　　（1）“……何况他这回的错是不小（泽泻不是贵药，但切起来很费工，要切成厚薄一样，状如铜钱的圆片）。”

　　（2）“小蓬莱、五柳园（这都是说书的茶馆），都去，三国、水浒、岳传，都听。”

　　（3）“下午的一点开书，不到四点钟就‘明日请早’了（这里说书的规矩是在说书先生说到预定的地方，留下一个扣子，跑堂的茶房高喝一声‘明日请早’）。”

　　这几个句子都可以理解为作者的细心解释，从三条腿的板凳是什么样子的，胡萝卜丝的功用，药王到底是谁到那个地方说书的规矩。《异秉》的市井气息浓郁，如果不是作者的有意解释和说明，对于大部分的读者来说，在理解上可能会有很多的疑问，毕竟真正来自高邮的读者只是汪曾祺读者群中的一小部分。这样的解释让我们更多地关注了括号之中的内容，更能够理解一种作者在文章中极力凸显的文化。

　　在《大淖记事》中，括号出现了31次，可以算得上是使用频率非常高的了。全文有25处是用于补充，6处用于说明。

　　举例如下：

　　表示内容补充的：

　　（1）“但是全县粉浆都由这家供应（这东西是家家用得着的），所以规模也不算小了。”

　　（2）“于是从这些低矮的屋檐下就飘出带点甜味而又呛人的炊烟（所烧的柴草都是半干不湿的）。”

　　（3）“若是细巧的，就还要用刮刀刮一遍，用砂纸打一打，用竹节草（这种草药中药店有卖的）磨得锃亮。”

　　（4）“稻谷之外，什么都挑。砖瓦、石灰、竹子（挑竹子一头拖在地上，在砖铺的街面上擦得刷刷地响），桐油（桐油很重，使扁担不行，得用木杠，两人抬一桶）……”

　　（5）“她们像男人一样穿草鞋（脚趾甲却用凤仙花染红）。”

　　表示说明的：

　　（1）“这地方大粮行的‘窝积’（长条芦席围成的粮囤），高到三四丈，只支一只单只跳，很陡。”

　　（2）“卖紫萝卜的（紫萝卜是比荸荠略大的扁圆形的萝卜，外皮染成深蓝色，极甜脆），卖风菱的（风菱是很大的两角的菱角，壳极硬），卖山里红的，卖熟藕（藕孔里塞了糯米煮熟）的。”

　　在这里重点好像不是叙述，而是括号中的解释。文字就好像是括号中内容的旁白。只有括号中的文字才给读者以画面感。作者要告诉读者为什么炊烟呛人，竹节草在哪里可以买到，“窝积”是用什么做成的，萝卜、风菱、熟藕都有什么特别的。如果删掉括号中的内容，有的句子甚至只有几个连着的名词，如“卖萝卜的，卖风菱的，卖山里红的，卖熟藕的”，这样效果跟上面原文中出现的句子相差实在是很大，风格完全不同了。

　　三、括号的独特意义

　　在汪曾祺作品中，括号内的语言不可忽略是一个事实，因为里面的确有太多的信息。略去了，对于整个文章的情节设置以及发展可能影响不太大，但是从叙述的语言来看，就没有原文那样有味道。但是如果换个角度，只将括号去掉，尤其是将其中补充作用的括号去掉，改为一般的叙述性语言补充在文中，好像也没有什么不可以，因为内容上的完整性并没有被破坏。如在《异秉》中的一处描写，“——王二的熏烧摊每天要卖出很多回卤豆腐干，这豆腐干是自家做的。磨得了豆腐，就帮王二烧火。火光照得她的圆盘脸红红的。（附近的空气里弥漫着王二家飘出的五香味）”。如果括号中的内容是以正常方式叙述的话，读者肯定不会觉得缺少了什么补充说明性的文字，也不会觉得这句话应该使用括号。可是他还是喜欢这样来写。在我看来，他就像是在解释给每一个读者听。

　　有这样一种说法，“一首诗如果没有被阅读，就没有真正存在过”。文本的积极意义只有读者才能讨论。我们对于文本的不同理解正是因为我们阅读的方式不同。通常每个人都有选择有意义的事物而忽略无意义事物的能力。通常在读者第一次阅读文本时，大都不会字斟句酌地看，一些一般性的描述最容易被读者忽略掉，可是括号的使用使我们多多关注了这些内容。通常在我们的潜意识里，括号中的内容就是作者的一种特别说明，这些文字是作者特别交代的内容，有的可能是特别重要，会影响到后面情节的发展；有的可能是作者认为一定能够要说明清楚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