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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费南山有着职业的语言敏感，她指出，《WM（我们）》对政治话语和权威人物语言的戏仿，在作品中比比皆是。当因为饥饿，也因为对歧视排斥下乡知青的生产队长的恶意报复，岳阳去偷队长家的鸡，“凯旋”而归，他“神气地学着林彪的腔调”说：“红卫兵小将们：活生生的事实又一次证明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当时流行的“不须放屁”“白猫黑猫”“大有作为”等政治话语，都被他们颠覆性地使用。费南山指出，《WM（我们）》不仅颠覆语言，还颠覆了沙叶新的知青叙述。沙叶新写的知青们，得到农民的同情、支持和爱护引导，大队支书杨大叔，老抗联战士杨大爷，都是他们的贴心人。《WM（我们）》中的知青，陷于疲惫与饥饿的困境，还被农民和干部排斥，每天只给他们计5分工（半个劳动力）。再一种颠覆是选拔推荐工农兵大学生的方式。《边疆新苗》中，在乡村表现最好、口碑最好的知青江雷被推荐上大学，江雷为了实现自己扎根乡村、建设乡村的宏愿主动放弃了读大学的机会。《WM（我们）》中的女知青却谈论说，要想被推荐上大学，离开乡村，就要和村干部睡觉，出卖自己的身体。而到后来，于大海因为其父与“文革”的牵连，正在受到清查，尽管于大海参加高考成绩上了线，也无法如愿。相反地，李江山的父亲复出，他的命运也随之改变。作品对父辈权势变迁与子女命运浮沉之关系的揭露和批判，是非常用力、入木三分的。

　　费南山也注意到了作品的人物塑造。岳阳显然是该剧的正面人物。在同伴中，他具有积极的献身精神和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但是，他的英雄主义非常有限，他在战争中受伤，记忆受损，使得他只记得早先的乃至儿童时期的经验；为了追求他的将军梦，他自私地抛弃了他的女朋友白雪，决绝地离去；他的堂吉诃德气质，刻画得有些苍白无力。而另一位知青于大海，才是该剧的主角（如果有主角）。报考大学受阻，他就在做工人烧锅炉的同时坚持自学。他还参加了“北京之春”的运动，是思考的一代的舞台形象。在第二章“春”中，他向岳阳推荐阅读当时的民间刊物《探索》《星光》《大地》——

　　我怀疑，有些口口声声“大干社会主义”的人，他们懂不懂什么叫社会主义？我劝你看看，甭管说得是不是都对，保证你感觉不一样！都是一样的年轻人，瞧瞧人家在想什么？在干什么？（很有些自负地）我认为中国的希望就在像我们这些人自己的手里！（拍岳阳肩膀）“天生我材必有用”！干吧，兄弟！

　　于大海也质疑、鄙视李江山的特权背景和奢侈生活，而要求正直、清贫的生活。他也是全剧中唯一得到真实爱情的人，和郑盈盈同甘共苦，最终赢得命运的转机。

　　费南山所作的对岳阳和于大海的人物比较，是很有见地的。《WM（我们）》严格地说，它的探索性有余，而沉淀性不足，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也经常显得把握上的犹疑不定。岳阳被主要用来表现他的行动能力，无论是他在第一章中的半夜偷鸡，还是贯穿始终的执着的“将军梦”，还有他对战争残酷血腥的不可磨灭的记忆，诸点之间缺少一种融贯性。而他的精神支柱，是其少年时期学会的一首《共产儿童团歌》，“准备好了么？时刻准备着，我们都是共产儿童团，将来的主人，必定是我们。嘀嘀嗒嘀嗒嘀嘀嗒嘀嗒……”以及他对战友们在战场上浴血献身的刻骨印象：

　　可这算什么？我们连长，炸瞎了眼睛；副连长，刚从军事学院毕业一年，死在我的怀里。他临死的时候，说了两句挺奇怪的话。他说：“我老婆的小名儿叫‘团团’，生了个丫头叫‘圆圆’。团团，圆圆……”过了半年，我才明白了他的意思：我们在保卫生命！

　　童心的纯真，战场的殉身，都有一种单纯之美，但是要用来直面复杂的社会现实，就远远不够，甚至有些可笑。而于大海，本来在剧作中应该是思想者的代表，与岳阳作为行动者的代表相映生辉，而且具有某种领袖气质。他也是社会现实的最尖锐的批判者，代表了底层弱者的立场，“我们办个事儿怎么就那么难？你们怎么就那么容易？敢情中国这点儿‘自由’、‘民主’，全让你们这帮少爷秧子占了去了，连一点儿也不给老百姓留下呀！”但是，现实的限制和编剧的逻辑，都造成其半途而废，无法将思考和批判进行到底，却改换目标，经商下海，成为商界的成功人士。这样的遗憾，令人深思。

　　“他”与“我”，

　　“时”与“势”，“男”与“女”

　　说起来，沙叶新和王培公，都是1940年代生人，都是知青题材写作的“他者”而非“本我”。他们写作知青题材的话剧，都是“奉命”而作——前者是领导指示，后者是导演王贵的要求。1980年代，与《WM（我们）》同一时期问世的，还有一出很有影响的知青题材话剧《洒满月光的荒原》，亦名《荒原与人》，作者是有过北大荒知青经历的剧作家李云龙。也许是为了从时间的间隔上拉开距离，费南山没有选取声誉甚高的《洒满月光的荒原》，而选取了不那么醒目的徐频莉的《昨天的桂圆树》（完成于1990，1993年上演）。

　　其实，徐频莉也是一位颇有影响的女剧作家。她1953年生于上海，“文革”中为赴云南插队知识青年，后进入云南省话剧团当演员，进而成为编剧。1982年毕业于上海戏剧文学院戏剧文学系，1986年调上海戏剧学院戏文系任教，现为上海红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董事长。已发表、演出、拍摄的戏剧、电视剧作品近40部，代表作有话剧《芸香》（1989），《老林》（1991），《昨天的桂圆树》（1993），《白色幽灵》（1994）和《血亲》（1996，由上海青年话剧团演出），滑稽戏《谢谢一家门》（由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和上海滑稽剧团联合演出），此外还发表有电视连续刷《血亲》（16集），《做人》（20集），《爱情女侦探》《爱是一个美丽的错》《在补丁般的屋顶下》等。《芸香》是她最受人称道的实验性剧作，一直从大陆传向了欧美，表现云南知青生活的《昨天的桂圆树》收入了三卷集的《徐频莉剧作选》。

　　桂圆树，是云南边境的一道风景，恰好和沙叶新笔下东北大兴安岭樟子松——江雷们种下的“扎根树”“新苗”，南北相映吧。从《边疆新苗》《WM（我们）》到《昨天的桂圆树》，不仅是有时代语境的变化，有作者从外在的他者到知青自我的变化，还有作者性别的变化。费南山指出，沙叶新凸显的是主流政治话语的需要，王培公注重的是知青一代的骚乱、成长和蜕变，徐频莉的视线是折中于两者之间，游离于政治和历史之外，它聚焦于这一代人的青春期，乡村生活只是他们个人生命成长的一个段落。比起政治因素，它更注重人际关系。徐频莉自述说，这部戏剧最具有自发写作的意味，它最接近作者的个人经验。而距离知青往事拉开的距离愈久，人们在时光的流逝、年龄的增长中，对生活的体验愈深，他们看待知青岁月的目光聚焦点也就愈显其沉静和通达。

　　对于几位女知青在军垦农场时期和其后岁月的情感、婚姻的悲剧和困扰，是徐频莉用力之处，也见出一位女作家写作的性别特征。全剧因之而得名的“昨天的桂圆树”，就是一个充满了悲凄迷惘的爱情悲剧。女知青“小把戏”因为懵懂未开，一直被其他知青看作是未成年的儿童，忽然有个叫“豆点”的男知青，热烈地向其表白了爱情，使她既感到了幸福的冲击力，又茫然不知所措。然而，就在这爱情迸发的晕眩中，同样是幼稚而茫然的“豆点”，为了证明自己的独一无二的爱情，要为“小把戏”渡河到河对岸去，摘来又大又甜的桂圆，冒险下水渡河而意外地死亡。另一位酷爱演奏小提琴的女知青，被人们戏称为“小提琴”，她和“小把戏”“豆点”等同伴们来到一个军垦农场落户，不料却遭受农场连长海荣的奸污，为了扭转“小提琴”的人生厄运，知青们强迫海荣与她成婚，并且带着已经怀有身孕的她离开农场，回到海荣的家乡。但是原先被海荣吹嘘夸张是富裕发达的海荣家乡，同样是贫困不堪，物质生活和心灵世界一样危难重重。无奈之下，“小提琴”重返知青集体，在同伴们的帮助下，生下儿子“曲子”，在艰辛中把儿子抚养长大。当剧作的开场大幕开启之时，已经是20年后，“小提琴”身心交瘁溘然去世，知青朋友们纷纷来参加她的葬礼。“曲子”则向母亲的朋友追问自己的生身之谜，这成为推动该剧展开的贯穿主线。舒浩和“汤司令”，当年的两个知青都爱过“小提琴”，帮助过她，甚至胁迫连长海荣必须与她结婚并且带她离开农场，以保护“小提琴”的声誉。20年后，舒浩是一个著名学者，“汤司令”是一个成功的商人。“小把戏”因为“豆点”之死深受刺激而失去理智，痴呆了。只会念叨“昨天的桂圆树”。另一位知青赵伟大，成了下岗职工，却为了抢救已经抛弃了他的企业，死于一场火灾抢险。

　　费南山指出，《昨天的桂圆树》的主体是知青日常的艰辛生活，尤其是食物短缺和女性的生理问题。不同于《WM（我们）》着力表现的知青回城的渴望和高考“跳龙门”的难关，以及政治形势变化和家庭背景对知青命运的影响等，它刻画的是军垦农场里知青们在饥荒中的生存。作品中的一位老战士“三八式”，最老的农场人，说这里的食物数量，还不如战争年代——解放前。这句话在正式出版时被删除，但是作品的细节表现出了饥饿难熬的年轻人对食物的渴求。他们偷农场人种的蔬菜，也抢劫其他知青组的食品邮包。“赵伟大”本来偷偷食用上海家中寄来的食品，被“汤司令”发现后，也只好拿出来与他人分享。

　　在表现知青与当地民众的关系上，《昨天的桂圆树》与《WM（我们）》不同而与《边疆新苗》相似，农民们对知青的困难予以同情和帮助。他们给怀孕的“小提琴”送食物，还救护被殴打的“汤司令”，等等。而连长海荣，则像封建地主。“小提琴”从他家中逃跑，就像《红色娘子军》中的吴清华逃跑一样。知青们装扮成“小提琴”的鬼魂恐吓海荣说出事情真相，则如同《白毛女》和《李慧娘》等幽灵出世的剧情一般。连长海荣也有自己的烦恼，并非神通广大的恶人；他曾经夸下海口，却无法在家乡给“小提琴”带来富足的生活，他原先的许诺无法兑现。他分辩说，如果他可以带“小提琴”到富裕的地方去，那他自己为什么不去呢？最后，连“小提琴”也原谅他了。

　　费南山指出，这三部剧作都将女性作为弱者。比起那些或幼稚或蛮勇的男青年，她们更富有传统女性的性格，为男性做饭，护理病人，在徐频莉那里还有嫉妒、浪漫、心灵脆弱。她们更关心自身的美丽和爱情，也受到男青年的追求和帮助。同时，在徐频莉的剧作中，也写了男性的软弱，他们的眼泪和哭泣，他们对待生活的难关，也类似于那些女性一样困扰无助。

　　知青和红卫兵的嬗变关系，一直让人困扰，也是国外学者所特别关注的。加拿大籍华裔学者梁丽芳研究知青文学的专著，取名《从红卫兵到作家：觉醒一代的声音》，就是注意到了这种关联性。费南山对《昨天的桂圆树》的解读中也特意指出，前红卫兵的暴力倾向在这些剧作中也是有所流露的。这在作品中并非直接描写到，而是间接表现出来内在的真实。“汤司令”殴打海荣时说：“我打死你，你这个混蛋！”另一个场合，“汤司令”说，在城里我们就打过群架，在这里就害怕了？这表明，对于他们早先的暴力行为，上山下乡是一种惩罚，而非沙叶新剧作中表现的那样，是红卫兵的革命行为的延续。

　　费南山强调说，《昨天的桂圆树》关注了知青的后代们，它基于这样的前提：是对于1990年代的青年人，介绍红卫兵变成农民的往事，更为下一代提供劝告和引导。作品从“曲子”寻找生身父亲开始，而以这样的台词结束：

　　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我是一千个罪恶所生的后代，我是一万个善良养育的儿子……，全连的男人都是我威严的父亲；全连的女人都是我不老的母亲。我的眼睛是童话做的，我的心灵是歌谣做的，可我的血液却是一代人用辉煌的噩梦酿成。今天，我也有了一个青春，我也到了我母亲生我的年龄，我以我的二十岁作黑色的挽歌，祭奠豆点、赵伟大和那些长眠在昨天的我母亲的同龄人，祭奠整整一代人布满伤痕的青春！

　　在这样的视点下，知青的精神血脉，得到了接续和传承，因此全剧的结束有着凝重与亢奋两种情绪的交织。该剧的结尾，舞台上追悼“小提琴”的人们继续走着，突然有两人展开巨大的横批，那上面歪歪扭扭地用血写着：“青春不朽”。血色，红色，让人联想到英雄主义、战争、暴力。而舞台上的白色屏幕上，一幅一幅地打出知青们18岁的照片，还有白色挽联，象征着失败和死亡。这些知青，“他们确实没有为乡村建设的可能性和将来贡献了什么，但是把乡村的唯一希望交接给了他们的后代。”

　　考察徐频莉的剧作，费南山指出，它似乎想要说的是，青年人在“文革”中造成了很多错误，但那是人性的失误；他们在乡村中遭遇很多的好事和坏事，但是他们这一代的本性不是恶魔，而是政治所成。历经艰辛，幸存者们变得坚强，不是由于政治正确，而是基于人性。他们的能力和品质得到时间的公证检验而超越于其他人。

　　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

　　分别考察了三部剧作，费南山注意到，《昨天的桂圆树》中的人物类型，在此前的两部剧作中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形成一种模式。《WM（我们）》中的庞芸，《昨天的桂圆树》中的舒浩，都成长为优秀的知识分子，他们诚实而宽容，但他们的理论却无法指引他们理解直接面对的现实，无法正确选择其行为实践的路径。艺术家如“小提琴”，温情敏感，却过于软弱而无力从事体力劳动。“汤司令”，和《WM（我们）》中的于大海一样，是时代的成功者，他们抓住命运和机会，又把其财富回馈于社会和朋友。然而，令费南山不解的是，为什么这些成功的商人和企业家，却在作品中总是不能理直气壮，不敢挺直了腰杆子，却总是有些自惭形秽，还经常会受到他人的鄙视。这当然是因为她对“中国特色”的难以理解：中国人古来就认为是“为富不仁”，近40年间的商界明星们又难脱“资本原罪”和政商勾结之嫌。何况，于大海和“汤司令”的从商，本来就不是自愿选择，而是出于某种无奈呢。

　　费南山认为，《WM（我们）》是最具有现实主义精神的。它不但反映了知青在乡下的遭遇，也揭示了后文革时期的社会的“伤残”现象（岳阳）。《昨天的桂圆树》要温馨许多，知青们在回城之后，仍然团结互助，愿意原谅他人。沙叶新是按照政治态度和阶级立场塑造最革命的知青的。王培公和徐频莉也没有完全抛弃“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而如何评价红卫兵及其知青生涯，仍然是上述戏剧的分歧所在。

　　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费南山指出，沙叶新1991年的新作《江青和她的丈夫们》，其中一幕，江青在回顾其作为女明星和政治家的一生，红卫兵们在场高呼“毛主席万岁”和“江青同志，我们衷心热爱您”。红卫兵和江青，都表现出混淆了舞台和现实、白日梦和真实、文学和历史的区别。沙叶新的这部作品超越了我们讨论的三剧，在表现中国的现实和红卫兵——知青生活上，登上了新的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