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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为，作者写得最痛入骨髓的，当属这篇惊心动魄的《神启猎人》。它可以视作嘎玛丹增个人的代表作之一，也同样是当代散文写作的重要成果之一。这是因为：它拷问个人灵魂的深度和力度是罕见的，每个细部发出的追问都精微、尖锐、令人灼痛；它将现场中瞄准白羽黑脸的白马鸡的镜头，与回忆中“杀人”细节加以链接所产生的“气场”涵盖了人间众生与宇宙万物；它在质疑中不断游移、置换、互否的三个角色——猎人、军人和罪人——并形成意识流的结构技巧是值得称道的。审问并解剖自己，将自己的灵魂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自古以来就并非一件易事，正如作者所言：“长期以来，有一份特殊经历，我一直惧于说出。说出就是打开，打开就可能是向自己举起弯刀。我被时间追究的痛苦秘密，其实就是一个长长的噩梦。……我杀了人。回到这个事实，于我有如刮骨留蛆。”三十年前他是军人，曾经做过一名执行死刑的枪手。尽管这是在履行法律的权力和军人的职责，但其中的场景和细节仍充斥着非人道的残忍气息，例如行刑前的预演：行刑队站在监狱外的高墙下，枪口对准人犯的后脑勺照相，留此作为验明正身的证据。“一个模拟的行刑现场，相当于表演性的枪毙人犯。被枪口指着脑袋的人，不可能把它当成戏剧，分明就是在约会死神。我并不清楚被枪口预约的人，该经受怎

　　样的心理恐惧和心灵苦难，这种形式又是怎样的反人性。”

　　在我看来，文本中的叙述至少纠缠着三个自我：一个是原我，一个是愚我，一个是罪我。“愚我”是当年那个感到“心安理得”和“荣耀”的我，是他“杀”死了作为农民之子的“原我”。三十年中不时自责和忏悔的则是“罪我”——感到“身体内部那个蝎子”在“摇头摆尾，狠狠地咬我”的那个我。三个“我”寄存在同一个躯壳内，三十年持续着一场没有硝烟的灵魂的战争。

　　在一个没有炮火硝烟的屠场，我把自己杀死了。杀死了我一生的安宁平和。虽然，惩恶扬善也能以杀为度，放下屠刀亦可立地成佛。然而我至今找不见可以宽宥自己的足够理由。当年那个黑洞洞的枪口，填满一个军人的幼稚和激情，在人民群众热情高涨的欢呼声中，我竟然感到了可耻的荣耀，似乎真的在战场，成了人人敬仰的英雄。

　　我在说什么？发心起愿！并不是杀人这个事实，让我不能释怀。是那个念头，和事实上的荣誉和正义毫不相关的念头。因为在那个念头里，我感触到的光荣和满足。

　　别以为一切都可以烟消云散。每个人都以自己的心念和行为对上帝负责。那个上帝不是别人，不是佛和神灵，是你自己。你的念头里有罪，你就已然有罪。

　　（《神启猎人》）

　　嘎玛丹增对这一事件的剖析是细及毫发深入骨髓的，他的忏悔也因此获得撼动人心的力量。一个不忏悔的个体或民族是可悲的，也是可怕的。那些经历过文革并有种种“恶行”的人，什么时候才能真诚“忏悔”呢？说到底，忏悔是救赎和自赎的事业，因而更是灵魂的事业！它一半关涉人性，另一半关涉神性。上帝或佛只暗示“应该做”，而每个人则必须回答“怎么做”。

　　古希腊哲人说，向上之路即向下之路。嘎玛丹增的散文写作也是如此。只有在向上之路中才能发现向下之路——那儿通向深不见底的心渊和魂狱。倘一个写作者不敢直面向下之路，不敢拷问自己内心的昏暗，那么他的向上之路也变得十分可疑。必须强调的是，嘎玛丹增的向上之路和向下之路，筑基并归结于一种个人的文字宗教——只有对语言怀有敬畏之心，才能得到语言之神的格外垂青，也才能由境入镜并由镜返境。本文所举的例子，亦足见其语言之灵动，之清透，之简劲，具有神启般的粘合性与穿透力。限于篇幅，笔者无法展开探讨。这也无妨。比探讨更重要的是直接阅读——上述“抛砖”之探讨，也有待于读者的阅读与鉴别。

　　二O一四年元月十五至十八日

　　苍耳，作家、评论家，祖籍安徽无为。著有大量散文、随笔、诗歌和理论批评文字，出版有散文随笔集《纸人笔记》、《草间道》，文论专著《陌生化理论新探》等，入选国内各类文学选本、年选八十余种。现任安庆市作家协会副主席。

　　高伟，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山东省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山东省诗歌创作会委员。在《诗刊》、《星星》、《绿风》、《诗歌月刊》、《作家》、《中华读书报》、《文学自由谈》等发表诗歌随笔数百万字。出版诗集《风中的海星星》、《玫瑰·蝴蝶》、出版随笔集《她传奇》、《他传奇》、《非常·爱》、《生命从来不肯简单》、《每一次破碎都是盛开》等十几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