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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闻话语则更多地体现着一种国家利益，是国家意识形态的表征。世界格局中的强势国家要保证自己在世界之林的强势地位，必然要保证本国话语成为国际社会话语（价值体系）的主宰者，从而能够从自己的立场出发对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进行阐释。这体现了媒介化时代权力体系期望通过媒介表征来完成其从一种物质存在到受众心理势能的转化，这种转化的权力实际来源就是所谓的“规训力”，其本质上是知识权威和修辞权威的集合，在新闻报道话语中最突出的就是集中体现为新闻话语性体制赋予记者的阐释权。文化帝国主义正是这一背景下的产物。

　　新闻报道的是事实，事实在符号中是指以书面或者是口述的影像记录。从这个意义上讲，不存在不依附于符号的事实。对一个概念的理解总是包含在另一个概念之中，事实也是不例外的。新闻是对客观事物的反映，对事实的客观报道才是新闻。而事实则是永远在被言说之中的，这意味着言说者意识形态的融入也同样是一种客观存在，使新闻传媒具有了“喉舌”的功能。

　　新闻工作者运用一定的语言系统叙述，重构新近发生的事实，而这种情形下的口语或者是文字作品就是新闻的话语。它的特点与众不同，侧重于对事实的再现，从这一意义上来讲，新闻的产生应特别从文本处理的过程来加以分析，新闻作品制作的成功与否不仅源于文本结构功能的体现，而且有赖于记者写作中新闻报道话语建构所进行的规划。

　　新闻报道中的话语设置首先要建构拟态环境：（1）文化话语的建构。为了占有文化世界，我们要不断地依靠新闻的触角去感受它，去反映它。但应该注意的是新闻工作者通过新闻这一中介手段表达对世界的感受与反映，这不是一种单纯的复制现实的行为，而是一种新的理智的综合与提炼——即一种文化话语的建构，是对文化价值体系的呈现。（2）新闻报道的公共话语建构。在国际传播的众多领域中，新闻报道已经成为国际公共话语权争夺的利器。一方面源于新闻报道对时效性和接近性的追求，更重要的是通过媒体频繁地客观性地宣传。新闻享有相对虚构文本而言更多的劝服力量，在于其“客观性”。人们由于受到实际活动范围和精力的限制，不可能对整个世界范围内发生的大小事实都保持经验性的接触，对超出自己亲身感知之外的事物，只能通过各种媒体去了解和认知，受众往往无法亲自核实这些由媒体构建的拟态环境与客观环境是否相符。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国际新闻报道容易受到利益集团的左右而沦为带有明确的或指向性的意识形态话语。

　　报道中的话语与事实的策略性利用，让新闻报道者听上去充满了控制论的阴谋，成为了一些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的蛊惑者，往往身处危机之时报道者就会采用这种方法。《纽约时报》2003年处理记者杰森·布莱尔随意编造假新闻的丑闻时所采用的报道方式就非常典型，即通过异化他人身份来撇清自己。

　　事实在施语者的手中通过排列组合放大或缩小可以得到不同的效果。同样记者也可以通过对事实进行话语的选择和编排来进行论述。陆定一同志1942年给新闻下了一个定义：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这一定义是在媒体资源稀缺的背景下提出来的。在媒体林立技术发达的今天，新闻已经成了新近发生的、受众关注的选择。这里所说的受众关注和选择，强调的正是话语建构的意义，否则就是失语，即话语权的丧失。在对报道事实的话语建构中，对于特殊事件或非常时期，特别是当危机出现的时候，要采取欲擒故纵、丢卒保车的策略，这样才能从那些必须履行的义务中尽可能地收回利益或者尽可能减轻不得不付出的代价。从修辞动机的角度来看修辞者，其真实的动机往往并非对事实的一种出以公心的尊重，而是为了投射出一个实事求是、诚实坦率的修辞人格。

　　说到话语和新闻之间的关系，自然会让人想到新闻的舆论导向作用，不过新闻和舆论是有区别的。“新闻和舆论都是社会意识形态的表现形式，都是以社会事实、事态、事件为依据，并以客观、真实、公正、全面为原则，这是其共性。但是，对于社会事态所表达的思想、感情和态度，对于事态的选择、分析和综合上，两者又是有区别的，其具体表现为：一个是报道，一个是表达；一个是间接的，一个是直接的；一个是无形的，一个是有形的。新闻舆论正是社会公众以大众传媒为载体所表达的一种舆情，即对社会事态和问题的意见与态度，重在表达。就对事态和问题来说，表达是一种直接、公开、明确的舆论形式，有别于间接、隐蔽、含蓄的新闻形式。”[2]（P55）明确新闻与舆论的关系，才能明确报道与表达的关系，话语建构正是依附事实的一种利益表达。

　　话语有着非常强的意识形态属性。意识形态是由某种信念发展出来的一套理论，一旦获得统治地位，就会用固定的方式来解释事实，体现主流思想观察世界一成不变的习惯。意识形态所反映的是固有观念受利益束缚而达到的情境，以致不再能见到某些真实的事实。“社会真实情况”的非意识形态化往往被否认为科学知识，甚至被否认是客观事实，脱离实际的意识形态却被视为不容否认的实际，而这正是谬论得以繁衍的母体。[1]（P169）不同意识形态是具有对抗性的，这种对抗往往会转换成为媒体之间的话语对抗，所以，话语建构正是对于话语权的争夺，国家媒体一旦失语，也就意味着国家话语权的丧失，是国家软实力的消解。党的十七大强调提升国家软实力，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要在国际社会中获得话语权，并以此塑造国家形象。

　　中国现代新闻界认为新闻报道中话语的建构具有较明显的社会时代性，它的科学性和局限性并存。新闻报道中话语的建构应在当前构建和谐社会，传播和谐社会核心价值体系观念的前提下进行，报道的话语应直接在社会的大语境中建构，这也是对新闻报道最直接的要求。

　　现实中，在中国新闻话语建构中的一个重要词语是“事实”，在新闻的各种定义中，作为新闻传播主体的人却被放在了叙述之外，取而代之的是传播的客体变成了定义阐述的主体，而这也正是中国新闻报道话语建构中呈现的一个重要特征。如果新闻报道中的话语建构与社会发展脱节，不但不能指导新闻话语实践，反而会给实践带来迷惘，从而会影响到整个社会的和谐。因此，在建构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新闻媒介担负着不可推卸的责任，新闻报道应该反思历史话语的建构，在新的语境中，新闻报道必须建构新的话语，这才能真正符合时代的要求。

　　随着时代的发展进步，各方面的新生事物层出不穷，新闻报道话语也有了很大变化，建构出的新闻报道话语逐渐摆脱了泛政治化倾向，在强调政治和意识形态原则的同时，随着经济的市场化，新闻报道话语也反映出了消费性的特征。中国新闻报道话语生产在各个领域也不同程度地反映出全球化的倾向，话语交流的频度也进一步增强，但也由于受西方社会大众文化迅速发展的影响，导致了话语生产的不平衡性，由此产生的报道话语竞争已经成为地区矛盾的微妙因素之一。

　　建构新闻报道的话语除了要从控制话语产生的外部因素，即法律因素、政治因素、社会因素、文化因素、专业因素之外，更应该从大众需求，社会进步等各方面的因素去考虑。这样建构的新闻报道才会既能符合大众口味，具有社会时代性，又能引领国际新闻报道的话语潮流。因此，了解并把握新闻报道与话语建构的关系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有助于我们探讨中国传媒话语乃至国际话语的研究。

　　[参考文献]

　　[1]郝朴宁，陈路，樊泳雪.全球化背景下的话语表现[M].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2004.

　　[2]陈路，郝朴宁，黄小军.分离与整合——电视文化构成分析[M].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