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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中我们经常会碰到这样的情形：越希望掩盖某个信息不让别人知道，却越勾起别人的好奇心和探求欲，反而促使别人试图利用一切渠道来获取被掩盖的信息。这种由于单方面的禁止和掩饰而造成的逆反现象，即心理学上的“禁果效应”。

　　一、首例“禁果效应”

　　“禁果”这个概念来源于《圣经·旧约·创世纪》的第二节和第三节。

　　上帝创造了亚当，命令他看守伊甸园。他对亚当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后来上帝为了解决亚当独自一人的问题创造了夏娃。夏娃受到蛇的诱惑，她和亚当一起偷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实。上帝知道这件事后，把他们赶出了伊甸园，使他们承受人世间的痛苦。于是偷食禁果就被认为是人类原罪的开端。

　　显然，理由不充分的禁止，反而会吸引人们的注意力，促使更多人的参与。所谓“禁果格外甜”，就是这个道理。“禁果效应”也叫“罗密欧与朱丽叶效应”，在莎翁的戏剧中，罗密欧出身的蒙太古家族和朱丽叶出身的凯普莱特家族世代为仇，然而却出现了家人越是反对，他们越是相爱，最后双双殉情的结果。

　　“禁果效应”跟两种心理有关。一种是好奇心理，一种是逆反心理，两者都是人类的天性，人们倾向于对自己不了解的事物产生好奇，而逆论文发表反则基于人们挣脱束缚、追求自由的天性。苏联心理学家普拉图诺夫曾写过一本《趣味心理学》，在书的前言中他特意提示读者请勿先阅读第八章第五节，然而大多数读者却采取了与作者告诫相反的态度——首先翻阅第八章第五节。因为面对“被禁”的事物，人们首先会产生好奇：这种事物为什么“被禁”？它是否真的会对我们产生危害？如果这种好奇得不到解决（发布禁令者对禁止原因的解释通常是模糊的，不足以令人信服），人们就会倾向于逆反，也就是亲自尝一尝“禁果”。

　　另外，“禁止”会使很多从前并不知晓“被禁”事物的人，得以知道某些“禁果”的存在。结果是：没有发布禁令之前，并没有很多人去关注的某一事物，在成为“禁果”后，却引来大量关注，而且人们纷纷倾向于品尝“禁果”，造成了与“禁止”的初衷相悖的结果。

　　二、“禁果效应”与信息传播

　　信息传播中，“禁果效应”是指这样的情形：外界压力或措施使人无法自由获取信息时，人们往往会对被迫疏离和失去的那部分信息有更强的了解欲望，封锁者与受传者之间的隔阂因此加大。“禁果效应”在信息传播中的表现可以划分为三种情形：

　　1.禁书引来人们对所禁书籍的兴趣。对书籍的查禁古已有之，不论中国还是西方，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曾不同程度地查禁出版物。所查禁的书一般包括两种：一种是被认为诲淫诲盗，扰乱社会风气的书籍，比如《金瓶梅》就以其有部分色情描写而被列为中国“第一禁书”，国际上著名的《查太莱夫人的情人》也一度因同样的理由被查禁；另一种是被认为威胁到统治者利益、与统治阶级的主导思想相矛盾的书籍，比如明末清初思想家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其中《原君》篇说皇帝“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1]指责皇帝是天下大害，这样的书自然为统治者所不容，于是难逃遭禁的命运。

　　反观西方，罗马教廷早在1559年就发表了一份《禁书目录》（Index〓librorum〓prohibitorum），列入其中的书均被教廷认为对天主教徒的思想“具有危害性”。这份《禁书目录》在漫长的历史中修订了32版，直到1966年才被教皇保罗六世废止。那么，这份长长的《禁书目录》都包含哪些作者的作品呢？

　　一个不完全统计的名单：福楼拜、伽利略、培根、巴尔扎克、布鲁诺、孔德、哥白尼、达尔文、笛福、笛卡尔、狄德罗、海涅、霍布斯、雨果、康德、休谟、马克思、弥尔顿、卢梭、伏尔泰、斯宾诺莎……天文地理、经济政治，这份《禁书目录》所包含的书目，几乎就是中世纪以来的西方文明史。最后这些书的结果怎样了？不仅在严厉的“禁止”中被保留下来，而且被大家认同，并成为各个学科的经典。

　　至于《金瓶梅》和《查太莱夫人的情人》，也分别因为对世情风俗的深度刻画或成功地描绘了性心理而成为经典。有时候“好奇与逆反”所驱使的“偷食禁果”也能够推动人类文明的前进。

　　对于禁书，约翰·弥尔顿在《论出版自由》中有过这样的论述：“杀人只是杀死了一个理性的动物，破坏了一个上帝的象；而禁止好书则是扼杀了理性本身，破坏了瞳仁中的上帝圣象。”[2]可见在弥尔顿眼中，禁止思想的自由流通是比杀人更加罪恶的事。

　　越是依靠强权查禁，越可能激起人们思想的对立。人们不知道所禁的书是好书还是坏书，但简单粗暴的禁止剥夺了人们亲身鉴别的权利，必然会引发对抗意识。某项禁书的名单公布，这些被禁书籍的知名度会迅速飙升。很多从前不知道这些禁书的人，纷纷寻找搜集，而且读完之后，往往反响良好。于是，“禁果效应”在此凸显，官方的初衷被打破，事情的发展走向了反方向。

　　马克思就对作品的“禁果效应”写道：“一切秘密都具有诱惑力，在社会舆论对自身来说是一种秘密的地方，形式上冲破秘密境界的每一篇作品对于社会舆论从一开始就具有诱惑力。书报检查制度使每一篇被禁作品，无论好坏，都成了不同寻常的作品，而新闻出版自由却使一切作品失去了这种特殊的外表。”[3]统治者在发出禁令之时，也就将所禁之物变成了具有“诱惑力”的“秘密”；统治者可以仰仗暴力背景而发布禁令，却无法禁止人们的好奇心和逆反心。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著，有过由于作品被禁而卖得更好的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