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投稿_医学论文投稿_核心期刊,职称论文投稿发表_论文部落

　　首先，把网络应用当作政府“与时俱进”的形象点缀，视同单向传播的宣传载体。前者有空壳政府微博，后者有“会理三杰”悬浮照为代表。四川会理县政府网页上登出三位县领导视察工作照，负责宣传的同志考虑到“光线不好，想处理得漂亮些”，于是，通过简单的PS技术，三位县领导被“悬浮”在光线好的公路上。②结果被网民发现后，“悬浮一代”、悬浮侏罗纪版、悬浮世界各地版等纷纷出台，在群体狂欢中，会理县政府被质疑为“作秀”，政府诚信受损。习惯于单向宣传模式，很多政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甚至是大众传媒，潜意识中把所有媒体都当作了单向宣传的媒介和主体。
　　其次，意识到网络的海量信息和海量网民，却忽视了互联网更重要的传播特质：低成本、去中心化、快速散播、汇聚群体智慧等，随着互联网的深化和扩展，这些特质决定了实际应用的深度和广度。一项对“7·23”事故危机修辞的运用研究发现：铁道部忽略了官方微博的作用，在第一时间未能赢得社会公众的信任，没有调动科学力量补充解释，失去利用专业智慧的无限信息空间。[6]相比之下，2010年5月美国墨西哥湾爆发历史上最严重的石油泄漏危机，无论是相关政府部门网站如美国国家海洋大气局，还是美国各大媒体，都纷纷汇聚专业人才智慧，为用户提供了大量解读性动画视频服务，从浮油如何逐步推移到钻机如何工作，理性评估石油泄漏及爆炸危机。这些视频被嵌入博客、网站，被公众纷纷转发引用，为“消解无知导致的社会恐慌”提供了服务。[12]
　　（二）有网络意识，无网络空间意识
　　出于历史和现实诸多原因，互联网相对宽松的自由使中国的网络空间成为新闻的空间，也是民意涌动的空间。在这个空间中，至少活跃着130万个论坛、50万个独立域名论坛网站、2.95亿个博客空间、近2.5亿微博用户，“发展互联网成为中国的民族意志和国家战略”[13]。当然，网络也是“充斥各种各样矛盾的不协调影像”的公共空间，[14]是各种势力匿名角逐的现实政治的博弈空间
　　随着互联网的发育、成熟，网络空间具有了新的特质：它不再是傲然独立的虚拟世界，网络空间和现实空间之间的边界正在消失，它们相互重叠、交织、互动，随时发生转换，现实活动会被即时传递到网络，而网络活动又汇聚起巨大能量，反作用于现实。
　　本文在此强调网络空间意识，旨在说明网络与现实共构我们的生活，也共构了修辞情境。所有人都无法逃避与它的关联，即使你不触“网”，你也可能被“网”罗其中。现实空间的任何微活动（不特殊的日常行为）、微细节（不经意的习惯动作）、微表情（下意识的瞬间表情），都可能在当事人尚未察觉的情形下，被无所不在的摄像镜头“瞄准”，被发送到网络上，见微知著，终致哗然。
　　被网友戏称为“表哥”的陕西省原安监局局长，因为一个场合不对的微笑，被网民接力般地搜索出腐败证据，终致国家纪检部门查处。这位安监局原局长其实很有网络“修辞”意识，他在第一时间与网民微博互动，解释名表来源，其主动的沟通姿态赢得了部分网民的谅解，然而，当海量存储的网络空间与现实生活相互交织时，生活中曾经被捕捉、被记录的真实细节成为网络中永存的证据。据媒体报道，通过比对各种公开工作照，网友发现这位局长先后佩戴多块名表，远远超出其应有工资水准。由此可见，网络将活动空间的公共性质体现得更为明显。
　　网络空间显示了对现实行为超强的检索、汇聚、整合和解读能力，它与现实的融通也在倒逼社会行为的警醒自律，一根天价烟、一块豪华表，从日常生活移入网络，从网络撕开现实掩盖的真相。在此，并不是说，政府公务人员要应对新媒体而有意“修辞”，相反，有清醒的网络空间意识，恰恰提醒人们网络的社会监督意义，从而促进社会生活中的行为自律。没有真实的自律，任何“修辞”都是徒然。
　　（三）有网络意识，无网络符号意识
　　美国学者将网络政治说服的常用策略分为四种，即信息政治、象征政治、杠杆政治和责任政治，其中，象征政治策略是指网络活动者善于利用某些象征性事件或会议，对特定事实细节加以渲染，以引起公众对问题的关注。[15]当网络事件与每个人的利益相关时，网络群议能够快速激发共鸣，凝聚象征、扩散象征。[16]
　　无所不在的影像记录以及网络视频文本化，更是纵向深化和横向扩展了网络事件的象征性、符号化。影像是有力的象征符号，当它们与特定的社会情绪、思潮相呼应，便可产生极强的“带入”作用。
　　如今，活跃便捷的手机“随手拍”把政府所有活动变成了图像、变成了符号，直接冲击着网民，同时，原先并不引人注目的细节也因网民的众议而被放大凸显，被赋予隐喻色彩。例如，两会身着红衣的女性工作人员冒雨用伞筑起一道“伞廊”为代表遮雨、红领巾为基层讲话官员打伞、县委书记视察工作被打伞……这些打伞照出自官方报道，本意或许是表彰服务意识，但是，在网民的热转中，图像释放的却是“权力的傲慢”。此时，宣传照不再被视为一则报道，而是一种符号。符号的意义已经溢出符号的原初内容，指向政府权力。有网民评论：“这看似小事，却折射出其‘官本位’观念的根深蒂固，权力下的摆谱。”[17]还有更多类似的符号，比如，领导居中的会议照、众人簇拥领导基层视察照……这些已然成为新闻报道所配发的标准图片，从中央到地方，从报纸到网站，几乎所有公务活动中都能看到类似身影。尽管每一幅图像都是具体工作、具体个人、具体情景、具体事务的写照，但是当它们以空洞无物的方式出现时，在社会转型矛盾加剧的背景下，这种对权力优越感下意识的强调，不仅仅与党和政府一贯倡导的亲民作风背道而驰，更危险的是可能引发社会信任危机，其实，当这些图片在网络上被截取、被引用、被转发，甚至被网民将它们与国外领导人亲力亲为、形象普通如百姓一样的工作场景照并置在一起时，网民不用发言，批评的态度已在其中。
　　李普曼强调符号象征意义在建构社会共识中的作用，他指出：“这一象征本身不具有任何特定之物，但它几乎可以同所有事物联系在一起，成为共同情感的共同纽带……谁抓住了这些能够将目前的公共情感包容起来的象征，谁就控制了设定公共政策的大多数机会。”鲍德里亚也认为，大众消费符号的实质之一是寻求社会认同，互联网作为一个开放参与的结构，无疑为催生集体认同提供了最佳平台，同时，数字技术也赋予符号消费以新的能量。
　　三种修辞偏失的共同之处在于：新媒体环境下沿用旧逻辑。大众传媒时代自上而下的宣传在经年累月中内化为很多人头脑中简单而强大的思维逻辑，又外化于自然且固化的工作惯性。
　　这种强烈的惯性还体现在政府各部门对待信息传播的态度上。我们可以看到，当事件发生时，不少宣传部门通常的第一反应是信息管控，诸如不准报道、删帖、全网关键词禁搜、封杀等。近些年，尽管各层次政务部门几乎都设立了新闻发言人制度，但是在各种事件爆发时，上述做法并没有减少。问题是互联网的整个传播形态与结构发生了变化，议程设置权分流，互联网的开放、自由、匿名塑造了越来越强的公民意识，这几乎颠覆了大众传播模式。虽然在总体上，传统主流媒体与政府同构，基本上严格执行政府决定，但是媒体记者可能以个人匿名方式借助网络发布消息，“口径一致”出现了裂口；新的媒体机构出于资本求安全的自保考虑，协同自审，加强了自我审核，中国较大规模的互联网站都有自己的审核团队，24小时工作，人工审核和技术过滤相结合，但也无法绝对实施网络控制，而审核团队也时时打“擦边球”。反过来，在事件信息被“管控”的过程中，政府所有活动包括处理事件的方式、所发出的每一个指令也可能被记录、被呈现，成为符号。
　　温州动车事故发生后，有关部门立即下达内部指令，要求“温州动车事故从现在起以‘大灾面前有大爱’为主题报道，不质疑、不展开、不联想，个人微博也不要转发，节目中可提供相应服务信息，音乐注意氛围”。下达这个指令的动机可以理解，反应不可谓不快。然而在事故发生的第二天下午5点47分27秒，这个指令就在微博上以手机短信图片的方式被公开。数字视频或图像处理固然让“重构”变得轻而易举，“眼见”也未必“为实”，所幸互联网的群体智慧往往也具有强大的揭露或纠偏功能。统一宣传口径的方式是新闻主管部门的工作惯例，在信息源可以被管控的情况下，这样的方式迅捷有效，然而在新媒体时代，如果依然沿用旧的思维套路，不仅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不利于疏导情绪，甚至形成抵触性格局，迅速在网络上传播并延伸到现实空间。
　　以上所述折射了新媒体时代政府政务活动时时面对“被传播”“被修辞”的局面。如何在传播中应对“被传播”，成为政府活动必须重视的问题，同时政府也需要思考符合新逻辑的修辞策略，由此才能促进社会的良性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