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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以来，中国艺术理论的发展进入新的阶段。20世纪是中国社会性质发生根本变化的百年，也是中国艺术形态演变最剧烈的百年，从而艺术史论研究也发生了重大的转变。随着艺术形态的转型，随着西学东渐，近代以来的艺术史论研究逐渐从概念向体系靠近，从拓展范围到专门划分，从史到论再到批评，无论是思维方式还是表述方式，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如前所述，自上世纪初开始，并出现了参照西方艺术研究知识体系的不同于以往古典研究形态的艺术学著作和艺术史论著述。它们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重逻辑，重理性，并以史、论和批评的不同形式，取代了原来三者一体的模式。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辩证方法给艺术研究者提供了科学的观点和方法，上世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初期，艺术理论研究一度有了长足发展。但由于“左”的思潮的影响，艺术史论研究和艺术批评长期受到困扰，不能正常进行。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后，艺术研究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局面。改革开放为学术的发展开创了良好氛围，为艺术创作的繁荣和多元化格局提供了研究的现实基础。艺术批评的活跃，在更新艺术观念、促进创作健康发展，及活跃艺术思想方面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这一时期艺术理论研究在广泛的艺术领域里展开，各种艺术史、论及批评的著作一部部相继问世。
　　中国艺术理论从先秦诸子开端，逐步形成了它的一些基本原则和著述的基本形态，从唐代以后一千几百年的时间里，不断深化和完备。20世纪以来，中国艺术研究开始从传统的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型。这一转型没有完成，但方兴未艾。
　　从以上的简要分析可以看出，我国极为丰富的传统艺术理论资源，为建构中国当代艺术学奠定了全面而坚实的历史基础。当然不可能把它照搬入当代艺术学体系，而要以创建性的消化、吸收与转换，探索传统经验型研究与西方体系型研究的有机融合，并进而形成创新的理论研究的观念视角、方式与途径。实际上，我们只要作一些深入的分析，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近50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艺术研究的一大批著作及有影响的论文，已经比较明显地疏离传统的古典艺术理论研究方式，试图以理性分析的方法解析艺术本体及艺术现象，甚至不少学者将外来的新的综合性研究方法作为自己艺术研究的方法论基础。但是，照搬和演绎都不会出现学术创见。中国艺术学的建设应该从中国艺术实际出发，在中国与西方两类学术传统的基础上，探索创造新的知识体系和研究方法，而且还需要我们一方面加强学科基础建设，一方面不断拓展边缘学科，实现整个学科体系的开放与活跃，并在这种开放性、活跃性中实现艺术学学科建设的跨跃式发展。
　　四
　　丰富多彩、生动活泼的艺术实践是艺术学兴起和发展的源头活水和现实依据。从上世纪初以来，随着中国社会性质的转变，中国艺术也开始了从古代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型。上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前期，出现了一大批优秀的现实主义艺术作品，成为新中国红色艺术的经典。近30多年以来，中国艺术有了越来越良好的创作环境，从艺术观念到艺术表现形式，出现不断突破和开拓的趋势，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艺术形态呈现多元化的发展局面。现代艺术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高雅艺术、民族民间艺术繁荣发展，大众通俗艺术也更加普及。从某种意义上说，艺术同生活更加接近与融合。近十多年来，数字艺术快速发展。在网络化、信息化时代，大众参与艺术的方式丰富多样。虽然人们对公共艺术的定义和范围仍存争议，但公共艺术的广泛参与性已是不争的的事实。近6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我国艺术创造的重大成就，以及近二三十年来我国艺术形态、艺术个性、艺术境界令人耳目一新的变化和与之相关联的艺术观念变革和审美趋向的演变，都为艺术理论研究创新提供了现实的依据。同时，近五六十年来随着大量文物出土，特别是像秦始皇兵马俑、曾侯乙编钟、三星堆等重要文物与大遗址的发现，不断充实、丰富了中国艺术史原有的内容，乃至修正甚至颠覆了其中某些成说定论。考古学的成果，将把艺术学特别是艺术史的研究提升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此外，全球化的信息时代，可以使我们借助现代科技手段，迅速获得国际视野内艺术学研究包括文字、图片、声音和影像在内的最前沿信息。借他山之石，可以使我们在参考、借鉴外来研究成果和方法的基础上进行自己的创新研究。在这样的情况下，建构当代中国艺术学，编撰一部体现今天中国艺术学研究整体面貌的书系，已是艺术学学科发展的必然。
　　正是因为当代艺术现象、艺术观念已经和正在发生着的重大变化以及新的史料包括地下文物的发现，都使许多学者形成了以上这样一种共识。2001年初，著名美学家、原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王朝闻先生向我提出，在这样一个新的时期，希望由我来牵头主编中国艺术学大系，集中国艺术研究院内外学者的共同努力，以新的学术观念和方法论，拿出实实在在的创新研究的成果，为建构中国艺术学学术体系奠定基础。我深知这一学术工程理论探索的难度和复杂性，我尊重先生，但不能从命，提出希望由他主持，开始这一实际上是由新的时代提出的学术任务。但先生坚持不同意，坚持由我担任主编，并决意推动开始此一工作。他亲自邀请了欧阳中石先生等若干位著名学者包括中青年专家来讨论策划编撰问题。到了2003年，先生又郑重提出要由我主编完成此事，并说这是一种责任。他还吟诵白居易的诗：“千里始足下，高山起微尘，吾道亦如此，行之贵日新。”意在要我们以渐进的积累，去努力建构当代学术大厦。我请先生把诗句写下来，他写下诗句并题“应文章同志嘱画符，借唐人见识表我对既有趣又艰苦之艺术研究之期待。”他还说自己要抓紧修改及重写《审美谈》、《审美心态》两书纳入大系之中。《中国艺术学大系》的编撰筹备工作从2001年10月启动，2005年至2006年开始确定各卷作者。令人惋惜的是，王朝闻先生2004年11月11日逝世，他在去世的当月仍在修改着列入“大系”的《审美基础》。他的书桌上没有合上的是这本书的修改稿。先生最后一次住院期间，我去看他，仍然与我讨论大系的编撰问题。先生念兹在兹，令人感动。我真切体会到前辈学者对后来者承担学术使命的深切期望，再没有理由不承担起这一责任。写作大系总序，忆及此情此景，心中难过，但也更坚定倾力用心完成大系的信念。此间，欧阳中石先生除承担中国书法史、论的撰写，也一直关心大系的编撰，多次给予指导性意见。中国艺术研究院内外的学者非常热心地参与这一学术工程，以严谨的学风和继承、创新的学术态度，完成着各自承担的编撰任务。像青年学者张谦，朴实，学识、才气倶佳，他以坚韧的毅力抱病写作，真是与生命赛跑，去世前为自己最后的专著划上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