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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史诗巨制《1942》主要是通过“民”与“国”两条主线温故了1942年发生在河南的一场惨绝人寰的大饥荒。《1942》旨在表现“一段被遗忘的历史，一个必须面对的真相”，重新唤回中华民族历史记忆的同时，还要还中国历史一个真正的1942。片中国际力量的表现实际是国产灾难片为实现跨文化传播的又一次探索，影片也为中国商业电影进一步走向世界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关键词]《1942》；灾难片；历史记忆；跨文化；对外传播

　　商业电影就是要融入观众喜闻乐见的题材，才能获得广阔的市场，取得可观的票房。灾难片作为一种重要的商业片类型，在全世界都拥有较为广泛的受众群，已经成为好莱坞征服世界的主要武器之一，实现了电影艺术的跨文化传播。中国早期的灾难片与好莱坞灾难片不同，大多是歌颂党和国家，弱化个人英雄主义，弘扬集体主义的“救援片”。直到2010年冯小刚导演的《唐山大地震》推出，才有了历史性的突破，并取得了6.6亿的票房佳绩。当然，这只是针对国内市场，2011今经济全球化促使国产灾难片又有了一个重要趋向：进军世界市场。2011年12月16日，张艺谋导演的战争史诗巨制《金陵十三钗》就是一次伟大的试航，代表中国大陆参加了第84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角逐，影片还邀请好莱坞特效团队和国际影星加盟，目标直指国际市场。无独有偶，冯小刚选择在2012年的冬天来温故《1942》，同样上演悲剧贺岁大餐，请来国际影星，再次把我们带回到那个饥馑荐臻、兵连祸结的凄惨年代。两大名导，一反常态在贺岁档推出历史灾难巨制，巧合也好，圆梦也罢，他们深知抗日战争的切肤之痛，无需花太多笔墨赘述，便天然地为影片埋下感动人心的伏笔。

　　《1942》不是一本生硬的历史书，也不同于一般历史纪录片，且不论《1942》的票房怎样，但它至少达到了冯导追求的三点：“要有明星，要有一个好看的故事，要有特殊的人物关系。”那么，《1942》讲述的是怎样一个好看的故事？表现的“历史”又是怎样的历史？人物关系又与以往的商业灾难片有什么不同？为实现国产电影对国外的跨文化传播，冯导又做了怎样的努力呢？

　　一、《1942》主题：“一段被遗忘的历史，一个必须面对的真相”作为极具票房号召力的“国民导演”，哪些题材和故事受到中国观众的青睐，冯小刚比任何人都有发言权：“我觉得两种关系可以抓住观众心理，一种是直面他的生活，淋漓尽致地把老百姓的过日子的那点事给剥开，一层一层地剥开，这种一定会抓人，因为大家就像看到自己一样；还有一种是把人们的梦想用100多分钟的电影给实现一下，哪怕是超现实的。”他的影片一直都在这两种关系间游走，从1997年《甲方乙方》开始，“冯氏喜剧”几乎是惟一能与好莱坞抗衡的国产金字招牌，2007年的《集结号》，冯导放弃了驾轻就熟的喜剧，影片的成功又一次证明只要“抓住观众心理”，冯氏悲剧也能独领风骚，不愧为“悲喜巨匠”。其实，早在1993年冯小刚第一次看到小说《温故1942》后，他就想拍《1942》了，可以说，《1942》一直是冯导心目中的“初恋”。一个人怎么可以在一个题材上坚持19年？对比中国之前所有的灾难题材电影，包括《唐山大地震》和张艺谋的《金陵十三钗》，几乎都是表现的公众记忆较为深刻的历史重大事件诸如“南京大屠杀”“唐山大地震”“非典”等。冯导为什么会执著于《1942》，他到底要表现一段怎样的历史？就小说原著来说根本没有故事，也没有具体的人物形象，改编成电影剧本难度很大。但是我们必须相信冯导的敏感洞察力，正如刘震云所说：“一个没有电影元素的电影（剧本），一个导演为什么要拍，他一定看到了电影元素背后的东西。”

　　1942年，河南发生了一场惨绝人寰的大饥荒，饿死300万人，全省3000万人都成了灾民：“赤沙原野无食物，树皮剥尽草根没。人心惶惶离乡境，颠沛流离奔道途。冻死饿毙无计数，处处都是饿死骨。”七十年过去了，居然从未有一部影视剧作品表现过这场特大灾荒，这可能已经是“一段被遗忘的历史”，今天温故《1942》，重拾那段被遗忘的历史，让我们明白这是“一个必须面对的真相”。历史记忆历来与无名个体的死无缘，不管是一个人的死还是300万都进入不了历史的视野，“历史”之所以这样选择，是因为1942年的世界还发生了：“宋美龄访美、甘地绝食、斯大林格勒大血战、丘吉尔感冒。”在当时这些事任何一件都比三百万河南百姓的生命重要，这真是一个极大的讽刺！《1942》采用全景式画面真实还原了那段饥馑荐臻的苦难历史，重新唤回公众对民族灾难史的记忆。它就像是一面镜子，让我们直面历史真相并从中吸取教训：“回避历史，回避苦难，并不能代表它不存在。警钟长鸣，以史为鉴，才可能避免悲剧重演。”

　　二、《1942》人物：“国不知有民，民亦不知有国”

　　对于电影来说，除了要有好的题材，还要有鲜活生动的人物形象，合乎情理的人物关系。《1942》是以地主范殿元和蒋委员长两个人为中心的两条线索展开故事，两者分别是“民”与“国”的代表——一条是灾民逃荒的路线，饥饿导致的死亡恐怖让灾民只能考虑自身的生存问题，无暇顾及仍处于战争之中的国家，“民不知有国”，他们和这个国家其实是互相屏蔽的。这和以往歌颂的那种“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为了国家牺牲自己的大无畏精神和价值观的影片大相径庭。另一条线索是国民党蒋介石政府对河南灾荒的态度。镜头里的蒋委员长其实也是“灾民”，不同的是“灾民沿街乞讨是为了能够活下去，政府和蒋介石也在向世界列强乞讨。”这样的政府和蒋委员长也许只能对灾荒充耳不闻，扮演“国不知有民”的角色。

　　灾民逃荒的这一条路线是围绕张国立扮演的东家范殿元一家展开的。影片打破了地主和农民这对剥削与被剥削阶级的界限，大灾面前，地主和农民都是灾民。地主甚至不如农民，在马车被抢走以后，为了怀孕的儿媳，范殿元甚至放下“东家”的身段，去求一个长工，这样的地主从来没有过，用花枝的话来讲就是“解气”。当然，选择以范殿元为中心叙述灾民故事最重要的原因是他身上一直有一个坚定的信念，他相信未来，相信还会有明天，相信自己可以带着家人成功“躲灾”，即使儿子、儿媳和妻子相继死掉，女儿被卖之后，他仍然相信可以东山再起。直到最后命运将襁褓中的“留成”也残酷地夺走，他的意志开始动摇，只是想即便是死也要死得离老家近一些。不过，他又碰到同命相连的“妮”了，一句“爷”将两个本不相关的人牢牢牵在了一起，他又有了生的希望。是的，死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继续活下去的理由，范殿元的经历发人深省，逼人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