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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在旧桂系统治时期，疫病在广西已常有蔓延。1913年北海疫症，“竞有一家大小老幼猪狗同时罗疫毙命，无一幸免者……人民因疫伤毙者不绝于道”。1920年，庆远、怀远一带居民“患霍乱而死者，闻已达四万余人”u，后此疫传至柳州、梧州、平南等地，时逢桂粤军阀混战，政府并未采取有效措施予以防治。

　　与旧桂系相比，新桂系当局比较重视防疫，采取各种措施予以防治。省政府颁发一系列法规，要求各地切实执行。例如，《广西医疗防疫队组织规程》《南宁良庆麻疯村组织规程》《广西省大扫除办法》《广西省扑灭蚊蝇办法》《广西省检查娼妓健康规则》等，不下几十项。对流行较广、于民众健康危害大的传染病，集中力量予以防治。

　　1926年梧州霍乱流行，“每日罗此病者不下二十余起，而能生还者，不过十之一二而已，一般市民极为恐惧”。当地卫生行政部门“除严重取缔街上凉品及无皮瓜果，以减少传染外，更在东门外择广仁医院地址为临时病院，俾一般患病者入院调治”，“并明令市内各公厕，收回管理”。

　　住血吸虫病在广西宾阳、永淳等县经常发生，省政府专门成立宾阳住血吸虫病防治所，负责防治。该疫区住血吸虫病感染人数，1941年、1942年分别为7967人、8224人。此疫“流行之最大原因，为疫区内之所有各河流暨其支流，均有住血吸虫之中间宿主分布，每至雨季时，河水汜涨，钉螺丝随之移植，及各村均无厕所之建置，便溺随地皆是，一经天雨，粪便则随之冲入河中所致”。该所成立后，在宾阳、永淳等县附近百余村庄、70多条大小河流、950余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展开调查，并为民众治疗住血吸虫病。

　　甲状腺肿大病主要在桂西各县流行。据1937年各县调查，患病者1590人。此病系由饮水缺少碘质成分及母体遗传所致。省卫生试验所配制钾盐一种，分发龙州、百色、庆远各省立医院试用，“俟有成效后，即大量制造，普遍供给人民服用”。

　　麻疯病对人的生命危害极大，人见人怕，谈“疯”色变。此病以桂南各县居多，1937年调查所得总数达几千人。为加强对麻疯病人的管理与治疗，广西省政府在邕宁县良庆乡设麻疯病人管理所，还设立绥渌县亭良麻疯病人疗养所，又令梧州西医院兼办麻疯病院收容救济此类病人。但由于经费有限，仍未能全部收治。广西省政府又订定《广西省救济麻疯病人办法》，通令各县救济。1940年南宁沦陷，邕宁麻疯病人乘机潜逃，房舍坍塌。南宁收复后，广西省政府拨款4．2万元建南宁良庆麻疯村，1942年3月完工，4月1日开始收容男女疯民41人。但仍因经费不足，且物价高涨，村内一切设备，极为简陋。梧州西医院也曾收容麻疯病者l5人，抗战爆发后经费断绝，1942年将院内收容的病人拨送南宁良庆麻疯村。由法国传教士李玛诺主持的绥渌县亭良麻疯病人疗养所则较有特色。“经费由天主教会拨发，设备颇称完善，管理亦属周密，房舍宽敞，地址相宜，洵为救济疯民之良好场所。该所疯民生产计划，注重开垦种植，及牧养牲畜等，疯民日常衣食住费用，完全由该所供给。”

 

　　据此可见，新桂系政府对流行的重大传染病的防治比较重视，但限于经费和种种原因，广西的传染病始终得不到根治，仍然不时发生，威胁着人民的健康。

　　三、加强城乡卫生管理和宣传

　　20世纪30年代，新桂系当局重视卫生宣传，向人民灌输卫生知识，加强城乡公共卫生管理，开展卫生调查，举行卫生运动，灭蝇灭鼠与健康比赛等。卫生宣传的方式多种多样。一是创办卫生健康报刊，并在各主要报纸开辟卫生专栏。如梧州卫生区省立医院1933年发行《卫生旬刊》，桂林医药社于1943年创办《家庭医药》杂志。二是向民众发放卫生小册子，利用传单墙报宣传，1931年梧州公安局编印白喉宣传资料5000份分发各地。据《广西省卫生行政工作报告》和《桂政纪实》记载，1937年～1943年，广西共编印防疫小册子公共卫生宣传大纲、卫生常识30．14万张(册)，发给各县作宣传。三是利用广播、电影进行宣传。或特约医学专家播讲卫生常识，或由电台播出健康讲话和卫生专题节目。1939年，广西省政府曾购买幻灯机和卫生幻灯片下发放映，当年放映幻灯片就有6000多次。四是举办卫生展览和卫生讲演。1941年桂林市举办卫生展览会，参加机关有桂林市卫生事务所、省立医院、卫生署医疗防疫队、桂林市政府卫生科等，参观人数达5．9万人，而1942年全省举办卫生展览达23次。讲演及谈话的主题多为防疫和宣传卫生常识，其中1938年～1943年通过派医疗队下乡巡回作公开讲演及个别谈话的方式，受众人数达181．2万人次[21J。各种形式的宣传教育，使民众逐渐了解科学卫生知识，从而起到主动防治疾病的作用。与此同时，新桂系还注意公共卫生建设。1932年省会南宁开展规模空前的卫生运动，颁布卫生施政纲要，设立垃圾堆积场，规定时间指派清道夫每日依时洒扫街道运输垃圾两次，张贴布告禁止市民任意倾倒垃圾及保护公共饮水；组织清洁委员会，办理全市清洁，保护公共卫生；检查取缔不清洁饮食物，取缔不合法医生及接生婆，禁宰病兽，并组织检查队检查市内外各住户食物和营业店、屠兽场、公共娱乐场、公共厕所、沟渠等清洁卫生；每年春季，施种牛痘以防天花，夏季则召集市内各医院及慈善团体，共同组织防疫委员会，购办各种防疫药苗，分区实行防疫注射，举行灭蝇运动，以及因疫症而死亡者之消毒等。

　　新桂系当局还注意加强乡村卫生工作，颁布加强乡村清洁卫生的条例，令乡村开展卫生运动。如规定人蓄分离，鸡鸭猪栏必须设在屋外，并须每日打扫；村公所每年应组织大扫除，派医疗队巡回乡村，治病防疫；乡镇设立医院等。但应指出的是，乡村的所谓卫生运动，大多是走过场，并无多少实际效果。边远地区乡村甚至无人过问，缺医少药，流行传染病之频发，依然如故。

　　四、开展学校健康教育

　　青年学生是未来社会的中坚力量，但以往政府却没有对学生的健康刻意予以关注。早在1928年2月，新桂系当局就注意学校卫生医疗建设，规定“省立学校应设校医一名，专管学校医药事宜”。并针对当时天花流行的状况，要求“校医应知种痘之法。若无校医则设学校卫生委员会，以校长、舍监及体育、生理卫生各教员组织之，或延谙于种痘之医，或派人专学种痘法，以资举行。各校应有学生体格检查表以资稽查，并备报告。各县教育局尤应负起对种痘较少的乡村小学之督促及劝助之职责”。20世纪30年代后学校卫生教育进一步加强。1939年，省教育厅制定广西省各卫生区省立医院所在市区学校卫生暂行办法，并颁发各校卫生室设备标准。由医院设置学校卫生室，派遣医师主持。所需卫生费，省县立者由省县经费拨给，公立者由设立者筹给，私立者由该校董事会解决。经费标准为每生每年4角，后因不敷使用，每学期增收每生2角。同时，规定各校校医及主持各校卫生室医师每月至少须向学生作卫生讲话1次。卫生室设备包括生理解剖图1套、显微镜1架、普通寄生虫及细菌标本等；保健用品有磅枰或市秤1架、身长尺1条、视力表1张、中山表1只、体温表2只、种痘针4枚等；药品包括酒精、松节油、汞色素水、苏打明片、消食片等。进入20世纪40年代，省政府再发布《广西省实施健康教育计划纲要》和《广西省政府继续训练卫生医药人员五年计划纲要》，作为各级学校实施卫生教育的依据。还订定《广西省各级学校健康学生奖励办法》，规定各级学校每学年内按照全校学生人数选出2％为健康学生，予以奖励。奖励包括精神奖励(奖状)、物质奖励(即奖金，中等以上学校50元，中心国民学校20元～50元)。要求表彰健康学生时应请全体学生及家长参加。凡发现身心有缺陷的学生，除要求老师让学生到心理卫生院所矫治外，并函告学生家长注意矫治。

　　综上所述，20世纪三四十年代，广西医疗卫生建设取得一定成绩。新桂系当局在经费投入和人员培训等方面确实作了不少努力，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先后建立起来，一些省立医院设备比较齐全，并形成全省医疗卫生网络和防疫体系。但总的来说，这一时期广西的医疗卫生事业仍然是比较落后的。主要表现在：一是民众的卫生观念还很落后，人民有病多还有求于鬼神保佑，或“不知讲求卫生，不知卫生为可事”，科学的保健治疗观念还没有真正树立起来。二是城乡卫生状况仍较差，致使许多传染病流行蔓延。从1934至1941年8年内，广西各地疫症共流行856次，且呈逐年加剧之势。流行性疾病仍未得到有效控制。据1946年《桂政导报》记载，当年广西发现天花者有桂林、柳江等46个县，计患者1372人，死亡228人；患有霍乱病者先有梧州，后又有柳州、南宁、龙州等8县；发现回归热病者有27个县。各市县均有疟疾流行。三是人民健康水平很低，患病死亡率较高。从1947年教育厅所作的一次学生体格检查情况来看，参加检查的学生共26878人，其中男生22763人，女生3115人。检查结果。有疾病者达12824人，占参加检查人数47％。死亡率也是衡量卫生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以1937年为例，当年全省人口总数为1404．69万人，全年度死亡人数总计236718人，死亡率为18．86％。以上说明，新桂系统治时期广西的医疗设施和卫生、健康水平依然很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