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投稿_医学论文投稿_核心期刊,职称论文投稿发表_论文部落

　　摘要：近年来，认为城镇化是中国未来经济增长重要动力源的学者越来越多。这种看法对传统“城镇化源自产业化”的理论形成了挑战。本文在相关研究的基础上，采用社会经济统计数据和多种分析模型，定量分析了1978-2008年中国城镇化与经济发展二者之间的关系以及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更多是经济发展的一种结果和现象，城镇化本身作为经济发展的直接动力源特征并不明显。但通过城镇化确实可以使经济增长的相关要素得到很好的集聚，从而对经济发展产生良好的传导效果。中国城镇化主要通过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的集聚推动经济发展，对知识资本、现代服务业等高端生产要素的集聚作用还不强。因此，讨论21世纪中国城镇化问题要从其要素集聚功能上下功夫，即是城镇对高端要素的集聚化而非传统意义上的摊大饼和简单数量扩张。

　　关键词：城镇化；经济发展；作用机制；中国

　　一、引言

　　对于城镇化和经济发展二者理论关系的探讨最早源自发展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

　　发展经济学中的城市化和城乡迁移理论认为，城市的迅速发展是农村人口快速增长对缺地劳动力的“推力”和城市经济力量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拉力”二者共同引起的。基于此，发展经济学考虑劳动力供给、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等建立了一系列二元经济模型来分析城乡人口迁移和经济发展的效率问题。而新古典经济学的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则强调外生的技术进步和知识资本等要素对经济长期增长的重要性，并用要素报酬不变、人力资本、研究和开发等消除传统投入要素的收益递减，围绕如何将相关变量内生化以及这些内生变量如何影响区域经济持续增长的问题，建立了一系列经济增长模型。但是这些理论和模型关注的重点是经济增长及其影响要素，而对于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及方式如经济活动集聚对人力资本积累的作用和知识外溢的外部经济性并没有做出解释，即没有考虑解决经济增长对城镇化发展模式的影响以及城镇化如何拉动经济增长效率这两个问题。

　　在实证研究方面，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城镇化与经济增长二者关系研究，二是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研究。国内外已有研究表明，在宏观水平上，城镇化与经济增长之间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城镇化水平也越高，并且大多数学者认为城镇化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强度不大，反过来经济发展对城镇化的影响大。一些学者还给出了城镇化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相互作用规律。Northam提出城镇化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是一种粗略的线性关系，周一星等通过对全球不同国家和地区样本数据的统计分析，认为城镇化与经济发展之间呈十分明显的对数曲线关系，还有学者认为二者是幂指数函数关系。对于城市发展对经济增长影响机制的研究，Gallup等认为城镇化作为伴随经济增长过程出现的一种现象，更甚于作为经济增长的原因。一些实证研究也表明城镇化并不导致经济增长，Herderson研究认为，城镇化本身对生产率的增长并没有很显著的影响，鼓励城镇化并不能有效促进经济增长。在国内，一些学者将城镇化视为经济增长的投入要素，直接引入生产模型来考察，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城镇化是通过影响产出的投入要素和结构变化进而间接作用于经济增长，并通过研究认为城镇化主要是通过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劳动力、经济结构等因素对经济发展产生影响。

　　中国城镇化在经历了建国后至改革开放前的城镇化抑制阶段，改革开放以来至20世纪年代中期的以小城镇为主导的城镇化阶段后，目前正处于城镇化加速推进的发展阶段，城镇化是未来推进我国经济结构战略调整，促进经济转型的重要依托和手段。研究我国城镇化与经济发展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分析我国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对于提高城镇化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实现二者的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政策参考价值。

　　二、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经济增长模型的设定

　　从已有研究可知，城镇化并不直接影响经济增长，而是通过影响要素投入和结构变革间接作用于经济增长。因此本文主要从要素投入和结构变革两个方面考虑来构建计型。经济增长一般被简单地概括为总产出的持续增长。美国数学家柯布和经济学家道格拉斯（PaulH.Douglas）研究了1899-1922年美国资本和劳动力投入对生产的影响，认为在技术不变的条件下，马丁在《经济增长》一书中提出一个基于他们研究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该模型用人力资本替换了劳动力要素，强调了人力资本积累对实现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性。Griliches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基础上提出了知识生产函数，他将知识资本作为一项单独的生产投入要素加入模型中。综合考虑已有研究，本文将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知识资本这三个要素作为影响经济增长的基本投入要素引入模型，蔺雪芹等：中国城镇化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机制考虑产业结构升级转化也是城镇化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将结构因素从A中分离出来，在模型中将产业结构因素作为独立要素考虑。其他因素如文化发展、制度变革、技术进步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可通过对残差项的分析来体现。

　　2、城镇化影响经济增长模型的设定

　　根据前述分析，城镇化并不是直接影响经济增长的一种要素投入，它必然通过作用于经济增长的投入要素来间接促进经济增长，因此，建立城镇化与中每一个投入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模型，以研究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是国内生产总值与劳动力总量的比值。就业人员数指在16周岁以上，从事一定社会劳动并取得一定劳动报酬或经营收入的人员，可反映一定时期内劳动力资源的实际利用情况，本文采用就业人员数表示劳动力总量。人均物质资本k是物质资本存量与劳动力总量的比值。人均人力资本h是人力资本存量与劳动力总量的比值，人力资本存量用受教育年限总量来表示，采用王小鲁等对中国1978-2007年物质资本存量和受教育年限总量的计算结果，并按其方法对2008年的数据进行计算。人均知识资本d是知识资本存量与劳动力总量的比重，采用R&D经费投入表示知识资本存量。产业结构STRI用第二产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比重来表示，STRS用第三产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比重来表示，城镇化水平用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表示。研究数据均由1978-2008年《中国统计年鉴》获得。利用全国1978-2008年时间序列相关数据，选用普通最小二乘法来估计各变量的系数。采用Eview5.0软件进行计量分析。

　　3、中国城镇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城镇化和经济发展之间满足幂指数模型，城镇化水平随经济增长不断提高，单位城镇化水平提高所需经济拉动越来越大大量研究表明，经济增长对城镇化具有较明显推动作用，二者之间的关系可以用对数函数、幂指数函数、Logistic函数来描述。根据陈彦光的研究结果，采用幂指数函数，通过对不同发展阶段经济增长对城镇化带动作用的进一步分析发现，城镇化水平在随经济增长不断提高的同时，经济发展与城镇化的相互作用关系也越来越复杂，单位城镇化水平提高所需要的经济发展动力越来越强，表现为所需要的人均GDP上升幅度越来越大。

　　城镇化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动态均衡关系，经济增长有效促进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但城镇化对经济增长没有直接影响，即使有也很不明显采用宏观经济学计量分析中的协整检验和格兰杰因果检验，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化进程和经济增长二者之间的相互协调及因果关系进行分析。协整检验（Cointegration）主要用于判断两个或多个非平稳的时间序列向量之间是否存在均衡关系，即是否具有协调性。但协整检验不能揭示两个或多个非平稳变量之间的依赖关系和因果关系，因此不能很好地解释变量之间的内在联系[29]。格兰杰（Granger）因果检验为解决这类问题提供了很好地思路和方法。在时间序列下，Granger因果关系定义为：若用变量X和变量Y的过去值对的预测效果要比单用Y的过去值预测得到的效果好，那么变量X有助于解释变量Y的将来变化，变量X称为导致变量Y的格兰杰原因。分别对1978-2008年中国城镇化和国内生产总值两个指标取自然对数，消除潜在的异方差风险。

　　数据平稳性检验一般来讲，几乎所有表示绝对量的宏观经济变量都非平稳、具有时间趋势[30]，且协整关系只有可能存在于具有相同单整阶数的变量之间。因此在进行协整检验之前，需先进行单位根检验，以考察变量的平稳性，若检验数据是非平稳的，且是同阶单整，可进一步进行协整检验。采用ADF检验方法对序列lnURB和lnGDP的平稳性进行检验。检验结果显示在1%、5%、10%三个显著水平下，ADF检验值均大于临界值，说明lnURB和lnGDP两个序列均为非平稳序列。对两个时间序列做一阶差分后再进行平稳性检验，可以看出在1%、5%、10%三个显著性水平下，期蔺雪芹等：中国城镇化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机制值，表明lnURB、lnGDP两个序列具有一阶单整性，均为平稳系列，即lnURB-I（1），（1）。因此对这两个序列不能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分析它们之间的相关关系，以避免伪回归的出现，应采用协整检验进行分析。

　　协整性检验选取由Engle等提出的E-G两步法，对回归方程的残差进行分析，用于检验城镇化水平和经济增长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即具有协整性。利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对lnURB和lnGDP的时间序列进行回归，说明残差序列不存在单位根，是平稳序列。这说明lnURB和lnGDP通过协整检验，即城镇化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动态均衡关系，说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和经济发展之间呈现出一定的协调性。

　　分析中需要对不同的滞后期分别进行检验，直到检验中的随机误差不存在序列相关。可以看出，在滞后4期时不是lnURB的格兰杰原因的概率是0.193%，滞后5期时lnGDP不是lnURB的格兰杰原因的概率是3.537%，滞后6期时lnGDP不是lnURB的格兰杰原因的概率是4.846%，说明中国经济增长在滞后4年、5年和6年时对城镇化水平提高的促进作用最为明显，经济增长是影响城镇化水平的格兰杰原因，这也证实了前述的研究。而在1期-8期不同的滞后期内，lnURB不是lnGDP的格兰杰原因的概率始终都在47.30%以上，说明中国城镇化不是影响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城镇化对经济增长没有直接的推动作用，即使有这种效果也很不明显。在1978-2008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各影响因素中，人力资本的弹性系数最大，其次为物质资本、第三产业和知识资本。

　　三、中国城镇化对经济增长因素的影响

　　分析城镇化与人均物质资本、人均人力资本、人均知识资本和结构转化升级这四个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来研究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采用1978-2008年中国城镇化水平和人均物质资本、人均人力资本、人均知识资本、产业结构数据，根据前述进行回归分析。由于第二产业比重与经济增长二者关系不显著，因此对于城镇化与其之间的关系也不做分析。本文只考虑了城镇化率URB对lnk、lnh、lnd、STRS的影响，忽略了其他因素的影响，这必然会导致模型设定偏误，使得参数方差出现偏误，检验失去意义，并有可能把不显著的变量当做显著变量，降低预测精度，影响分析结果的可靠性。因此分析中用城镇化水平分别对lnk、lnh、lnd、STRS进行回归并做了高阶自相关校正，保证每一个回归模型的残差自回归系数至少在10%水平上显著。

　　中国城镇化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机制提升的趋势，城镇化推进对物质资本积累具有明显作用；人力资本在经过校正后，与城镇作用系数也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城镇化对人力资本积累也具有明显作用；人均知识资本和第三产业产值比重经过校正后，与城镇化的作用系数不显著，说明当前在中国，城镇化对于人均知识资本的积累和第三产业发展的促进作用没有很好地发挥出来。1978-2008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分析自变量，主要用于分析其他文化、制度、技术等因素与城镇化之间的关系，通过对残差项μ值与城镇化二者关系的分析可以看出，城镇化与这些因素之间不存在明显的相关性。

　　四、中国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

　　中国经济增长与各影响因素的多元回归方程以及城镇化与各影响因素之间的回归方程，可以计算1978-2008年各经济要素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和城镇化对每个经济增长影响因素的平均贡献率。可以看出，1978-2008年按照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程度的大小，各要素的排列顺序为：人均物质资本>人均人力资本>第三产业产值比重，而城镇化对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具有一定带动作用，且对物质资本的带动作用大于对人力资本的带动作用。这主要是因为目前中国的城镇化主要仍是以大量的农业人口向城市人口转变为主，相应带来巨大的生产和生活需求以及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的使用需求，进而带动了生产制造和投资的需求，同时这种城镇化仍以受教育程度低的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化为特征，对中国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积累的推动作用不太显著。对中国城镇化发展的相关政策建议前述研究表明，城镇化不能简单化为推动经济增长的直接动力，更不能通过加快城镇化进程的方式来达到加速中国经济增长的目标。1978-2008年的30年间，中国城镇化通过促进物质资本积累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的增长，但是对人力资本、知识资本积累以及第三产业的发展推动作用不明显。从全球来看，技术创新和知识资本的积累是未来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决定因素，城市是这些要素聚集的核心载体。因此，要适应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增强我国经济发展的国际竞争力，必须要选择合理的城市化发展模式，促进资本、技术、信息等生产要素在城市的合理流动和有效集聚，优化要素配置，充分发挥城镇要素集聚对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其次，增强城镇在提高区域资源配置效率中的作用，突出城镇化作为现代生产要素集聚的平台功能，将城镇从相关区域资源的争夺者变为要素优化配置的组织者，促进城镇功能转型升级，强化对现代生产要素的集聚。

　　五、结论与讨论

　　（1）1978-2008年中国城镇化水平与经济增长之间满足幂指数函数关系。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中国城镇化水平每提高1个百分点，人均GDP平均上升188.97元。分阶段看，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要求越来越大，城镇化水平每提高1个百分点所需要的人均GDP提高幅度越来越大。总体表现为伴随城镇化进程推进，城镇化的经济发展成本逐渐增大的变化趋势。

　　（2）1978-2008年的30年间，中国城镇化水平与经济增长表现为长期动态均衡关系，二者之间呈现出一定的协调性，即总体来看经济发展与城镇化水平之间基本相适应。从二者的内在联系来看，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城镇化水平提高对经济增长没有直接的推动。中国城镇化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机制作用，即使有这种效应也很不明显。

　　（3）改革开放30年来，人力资本、物质资本、第三产业和知识资本依次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影响。其中，通过对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的集聚，城镇化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传导效应十分明显。但是在城镇化的过程中，高端人力资本、知识资本及与之密切相关的现代服务业等决定未来经济增长质量和城镇化水平的现代生产要素影响不显著。

　　（4）未来城镇化的发展不仅要瞄准消除城乡二元结构，更要选择合理的城市化发展模式，促进资本、技术、信息等生产要素在城市的合理流动和有效集聚，增强城镇在提高区域资源配置效率中的作用，突出城镇化作为现代生产要素集聚的平台功能，将城镇从相关区域资源的争夺者变为要素优化配置的组织者，促进城镇功能转型升级，强化对高端现代生产要素的集聚。只有这样，城镇化的质量才会不断提高，城镇化才能表现出对经济发展更为良好的要素传导作用。

　　主要模型的构建采用就业总人数替代劳动力总量，来计算人均指标。需要说明的是，社会总就业人数包括正规就业和非正规就业两部分，由于非正规就业人数目前没有统一的调查数据，只能根据相关统计数据间接推算，而且自1978年以来中国非正规就业人数一直呈增长态势，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容忽视。因此研究并未完全反映包括非正规就业人口在内的所有就业人数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这也是下一步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

　　参考文献：

　　钱陈.城市化与经济增长的主要理论和模型述评.浙江社会科学,

　　陆大道,查良松.中国城市化与经济发展水平关系的国际比较.地理研究

　　谢文蕙,邓卫.城市经济学.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成德宁.城市化与经济发展-理论、模式与政策.北京:科学出版社胡晓旭.我国城市化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

　　李金昌,程开明.中国城市化与经济增长的动态计量分析.财经研究李郇.中国城市化滞后的经济因素—基于面板数据的国际比较.地理研究

　　许学强,朱剑如.现代城市地理学.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周一星.城市化与国民生产总值关系的规律性探讨.

　　沈坤荣,蒋锐.中国城市化对经济增长影响机制实证研究.统计研究

　　陈波.城市化推动城市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云南地理环境研究

　　徐雪梅,王燕.城市化对经济增长推动作用的经济学分析.城市发展研究

　　张景华.城市化驱动经济增长的机制与实证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