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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在中国法学界，学者开始探索法律与文学关系已有20多年时间。但从整个法学史角度看，这在中国还是一种很新的学术动向。目前，法律与文学是否具有确定的关联性，二者在何种程度上具有关联性这一系列问题在学界都没有形成通说。 

　　关键词：法律；文学；法律文学 

　　近年来，法律与文学发展呈现出两种矛盾的趋势。第一，作为法学研究前沿的一个分支， 论文检测它已经赢得了众多关注， 并成为了法学学术生产的一个新增长点，广大学者针对该问题展开了一系列学术研究会议，出版了一系列比较有影响力的学术著作；第二，由于法律与文学运动自身的内在矛盾， 加上中国自身的环境，使得这一支流在很短时间内就受到了许多的质疑。 

　　法律与文学关系错综复杂，广义的法律与文学包括四个分支：文学中的法律（law in literature）、作为文学的法律（law as literature）通过文学的法律（law through literature）和有关文学的法律（law of literature）。[1] 

　　一、文学中的法律 

　　“文学中的法律”即以文学文本为题材来研究其中的法律问题，它是法律与文学运动最重要的一部分内容。它问的是文学作品，特别是讲所谓“法律故事”的文学文本，于法学院的学生和法律家（即lawyers，包括律师、法官、检察官、法学教授等法律职业人士）到底有何关系？ [2]文学之于法律，其作用具有促进和阻碍这一矛盾性。 

　　法律作为国家规范社会秩序的工具，它必须具有正式性，稳定性和可操作性，法律条文也必须清楚明了，通俗易懂。然而，法律毕竟是规范普通百姓的，每个时代，每个地域有其独特的文化习俗，伦理道德，单单依靠法律文本是不可能解决所有社会问题的。法律与文学强调的，首先是法律故事的伦理意义；即故事不仅仅呈示法律的比喻（如波斯纳坚持认为的），而且还揭示了充斥于法律的，本来被意识形态化的法治话语放逐了的伦理问题、种族冲突和阶级压迫。[3]这时文学是能抵法律的不足的，因为它上演的是生动形象而典型的，并且直接诉诸读者的伦理意识和同情心的一幕幕“人间喜剧”。法律工作者可以通过对文学作品的研究，深刻认识事实背后的伦理道德问题，在解决具体问题时，突破法律条文对法律工作者的束缚，做到真正的公平公正。 

　　然而，在文学作品中的法律故事中，法律反而作了助纣为虐的工具，法律工作者的形象就更鲜明了。大宋的包公，《水浒传》里的梁山好汉，元曲里窦娥这一系列的经典著作形象无不说明一个个官员贪污腐败谗害忠良。很多时候为了阐述法律故事背后的伦理社会问题时，文学家对故事进行了一系列的夸大，有时还具有理想主义。例如包公断案，很多故事都是包公发现百姓的冤情直接进行审理，最具有典型代表的是包公大义灭亲，对自己侄儿的秉公处理。虽然我们在读到这个故事的时候觉得大快人心，但是我们却忽略了这故事背后包公对亲属应当回避这一程序问题。作为法律人，我们可能会意识到这一问题，但是对于普通百姓呢？有时候文学反而可能会误导法律知识的传播，阻碍法律的发展。 

　　二、作为文学的法律 

　　作为文学的法律有两类研究，第一类是把文学乃至（哲学）解释学、语言哲学的理论和分析方法应用于法律文本（主要是法典，尤其是宪法）的解释。作为文学的法律的第二类研究是指像对待文学作品一样研究司法判决书的涵义风格、修辞、结构。第一类研究到现在基本已经销声匿迹了，在此不予赘述。但是第二类研究对该学术的发展至关重要，通过对普通法领域中的司法意见的文学化的分析（例如修辞手法、叙述技巧、谈判方法等），在一定程度上剥去了法律制度及其运作的表象，显露出令法学家感兴趣的“本质”。 [4]文学修养和技巧是法律工作者业务上需要的。文采原本就象征着权威的身份和地位；修辞更是“刑名之学”的基本功。[5] 

　　三、通过文学的法律 

　　根据波斯纳在其权威教科书《法律与文学》中的分类，“通过文学的法律”包括两部分内容：一是对于文学作品的教化作用的研究，波斯纳称之为“法律学术的教益学派”，二是叙事体法学。文学作品的诞生对国家社会公共政策是有影响的。文学作者通过对现实问题的剖析，所反应出来的基本伦理问题在社会上引起反响，进而影响公共政策制定者与执行者。文学同时是具有政治功能的，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在其著名的《万历十五年》一书中讨论过的游走于皇权的文官集团的力量，尤其是对于皇权的反作用，实际上就是文学的规训与教化之功在“政法”领域中的一种惊人的客观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