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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台湾废除死刑之渐成体现在：在实体法层面，通过一系列修法来限制和逐步废除死刑；在程序法层面，对死刑案件适用更为严格的诉讼程序。政府官员、专家学者以及民间团体“三位一体”的积极推进，是台湾废除死刑之推动力量。台湾死刑的废除进程启示我们：重视废除死刑资源的整合，形成合力；注重社会民众启蒙，以个案引导民意，在注重死刑被告人权益保护的同时，提升对被害人权益的关注和保护。

 

　　〔关键词〕台湾，废除死刑，民意，死刑存废之争

 

　　〔中图分类号〕D9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175（2014）02-0121-04

 

　　上世纪80年代以来，台湾死刑存废之争浮出水面，经过多年不懈努力，其废除死刑进程取得巨大成就，被视为亚洲废除死刑标杆。由于两岸在文化上的一衣带水，经济上的互融共生，台湾的经验无疑对大陆死刑改革乃至废除死刑有重要启示。

 

　　一、台湾废除死刑之渐成

 

　　（一）在实体法层面，通过一系列修法来限制和逐步废除死刑。具体而言：首先，废除绝对死刑。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台湾存在65个绝对死刑罪名，占当时所有160个死刑罪名的41%。绝对死刑在司法适用上毫无转圜的余地，是限制及废除死刑的第一道关卡。1999年，台湾修改强奸杀人罪的刑罚，将绝对死刑变更为死刑或无期徒刑；2002年，掳人勒赎而故意杀害被害人的行为也被排除适用绝对死刑；2005年，又将单行刑法《儿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条例》中“性侵犯儿童及少年而故意杀害被害人”的行为由绝对死刑改为相对死刑；2006年，第十七次刑法修正，修改海盗罪且故意杀人以及海盗结合罪处绝对死刑的规定，又将《妨害国币惩治条例》第3条、《陆海空军刑法》第27、66条规定的绝对死刑，改为相对死刑。〔1〕（P470）至此，所有绝对死刑条款均被修正，死刑成为一种选择刑。〔2〕（P1）其次，消减死刑罪名，限缩死刑适用的对象。2002年，废除包含有大量死刑罪名的《惩治盗匪条例》，2005年，第十六次修正刑法，最终由1990年的160余个死刑罪名减少至33个。最后，完善“后死刑时代”的配套制度，提高有期徒刑的上限，收紧假释与减刑的空间。2005年将有期徒刑的上限从20年提高到30年，将无期徒刑的假释门槛一律提高至25年，规定重罪累犯等不得假释；同时，排除“死刑者”减轻为有期徒刑的可能。〔3〕（P95）

 

　　（二）在程序法层面，对死刑案件适用更为严格的诉讼程序。一是，我国台湾的刑事诉讼实行三审终审制。较之于二审终审，对死刑而言无疑意味着多了一道安全阀；二是，拓宽死刑案件被告人的救济途径，除通常的上诉和申请再审之外，额外增加强制上诉制度和非常上诉制度。台湾刑事诉讼法第344条规定，死刑案件，即使被告没有提出上诉，原审法院也应该提交上级法院审判。这种强制上诉制度有力地保证死刑案件的公正判决。〔4〕（P171）第441条还规定了非常上诉制度——检察总长若发现死刑判决有误，依职权应当向最高法院提交上诉。此举会导致暂缓死刑命令的签发。三是，可以申请释宪，申请“监察院”调查以及申请赦免。由于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从理论上讲，可以做到无限次申请，从而达到暂停死刑执行效果。四是，修正后的台湾刑事诉讼法和监狱行刑法还规定，若死刑犯处于心神丧失状态或是处于怀孕时期，抑或是在某些特殊纪念日（包括亲属丧葬之日），均暂停死刑执行，更是将传统中国文化中的人情伦理内化，利于社会和谐气氛的营造。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在执行程序上还做了特别规定，即死刑必须经司法行政最高机关令准。2006年至2010年，正是施茂林、王清峰两位“法务部长”拒绝签署死刑执行令，死刑执行在台湾得以暂停。此举虽引发争议，但不可否认的是，行政长官可以藉由此条规定在某些特定情境中，以个人之力，暂停死刑的执行，可谓台湾死刑执行上的独特风景线。

 

　　二、台湾废除死刑之推动力量

 

　　与大陆类似，台湾的死刑废除深受治乱世用重典政策以及朴素报应观念的影响，前者支配着立法者的决策惯性，不敢轻言废除死刑；后者则广泛而深度地存在于普通老百姓的世界观中，保留死刑依然是台湾的主流民意。2012年，“法务部”调查发现，台湾民众反对废除死刑接近80%；2013年的台湾中正大学民调亦表明，九成民众明确表示反对废除死刑。〔5〕即便如此，台湾仍然努力践行“逐步废除死刑”的刑事政策，在死刑废止上取得了阶段性成果：除了前述限制死刑的制度构建以外，其死刑判决人数长期维持在很低的水平上：2002年7位，2003年6位，2004年7位，2005年8位，2006年11位，2007年5位，2008年3位，2009年13位，2010年4位。〔6〕（P197）从死刑执行人数上看，从1991到2000年，台湾有277人执行死刑，但2001到2010年间已减到36人，减少了87%。〔7〕究其原因，在于台湾政府官员、专家学者以及民间团体“三位一体”的积极推进。比如，政府官员中的代表人物王清峰，这位前“法务部长”，公开支持废除死刑，并拒绝在死刑执行令上签字，使得任内无一人被执行死刑；而学者中，则以苏俊雄等一大批教授为翘楚，多次撰文抨击死刑违宪，谏言死刑改革。

 

　　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民间团体主导的废除死刑运动，通过个案救援以开启民意，整合社会各界力量，凝聚共识，推动着死刑废除的全面、有序运作。上世纪80年代末，民间团体就开始关注死刑问题，1989年，台湾人权促进会通过当时的“马晓滨案”表达其废除死刑的坚定立场，这是民间团体经由死刑的个案救援，对死刑制度进行挑战的第一个个案，并塑造出废除死刑进程的雏形。其基本主张为：在司法层次方面是依据法律进行辩护、提出上诉以及声请释宪等，在立法方面则是通过请愿，试图促使立法院进行法律修正。在行政方面就是提出特赦请求。其路径为，透过组织的力量并结合相关资源，来举办研讨会、记者会、座谈会等，向社会各界阐述废除死刑的理念，并指出判决的不合理之处，再透过媒体的报导，激起舆论响应，形成一定的社会压力，督促政府作出解释或者修正法律。此后大部分的死刑救援个案，都采取类似的模式，反映出废除死刑同时具备了司法、立法、行政以及集体行动的内涵。随后的“刘焕荣案”，更是进一步推动了绝对死刑的废除。到了1991年的“苏建和案件”，各团体临时联合成立“死囚平反大队”，举行大规模游行和召开记者会，主要采取直接诉诸民众，获取民意以达到重审的方式。受此影响，时任“法务部长”马英九拒绝签署死刑执行令，这是台湾首次“法务部长”的死刑执行令拒签行为，为以后行政停止死刑标立先例。此案还开启了民间团体从冤狱的个案驰援转向对死刑本身的思考，也奠定了其后以死刑疑案作为质疑死刑存在合理性的路径选择。1998年“周峋山案”中，民间团体发现死刑执行程序瑕疵，对此进行激烈抨击和质疑，使得《审核死刑案件执实施要点》最终出台，规定死刑案件若仍在再审及非常上诉的程序期间，最高检察署不得报请执行死刑。这是废除死刑活动首次对死刑制度产生实质性影响。通过上述具体案件的介入，诸多民间团体认识到，鉴于废除死刑的长期性与复杂性，必须成立一个固定的联合组织来应对，以统一行动，减少内耗，争取最大合力。所以，2003年，集聚各民间团体的“替代死刑推动联盟”成立，并于2005年更名为“废除死刑推动联盟”，更为明确、清楚地表达了其废除死刑的终极诉求，台湾废除死刑进程也因此进入新时期。

 

　　梳理台湾废除死刑进程的经验做法可知，正是由于台湾废除死刑进程的着力点遍及社会底层、中层乃至高层，各阶层良性互动，形成了最广泛的推动力量，共同涤荡着台湾对于死刑的观念认知和司法实践，其主体之多，范围之广，力度之深，俨然形成可持续的社会推动情状。

 

　　反观大陆，废除死刑的学者为数不少，文章亦汗牛充栋，但很多时候都是间歇无力、流于口号的讨论，而死刑牵涉面极广，异常复杂，光靠几个学者，几篇论文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从近几年的大陆司法实践来看，虽然出台了限制死刑的相关的证据法则，刑法修正案八也对有期徒刑的上限以及假释、减刑做出了修改，为废除死刑进行前期铺垫，有一些进步，但总体上力度不大，几近停滞，个别死刑冤案仍然疑窦重重。且最为重要的是，鲜见全国性的专门推动废除死刑的组织，民意也没有得到长期理性的指引。正是没有台湾高度社会化的推进模式，又限于自身能力，无法在民意上期待突破，大陆部分学者变更策略，企图通过忽视、绕过民意来推动废除死刑——着力论述民意向来对死刑有着各种复杂的情绪，民意不是废除死刑的必要前提。并以欧洲国家为例说明，虽然民意不支持废除死刑，但在立法废除死刑后社会并未有大的震荡，比如，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废除死刑的时候，民众反对与支持的比率是2∶1；〔8〕（P145）在德国死刑废除之时有74%的民众支持对谋杀罪判处死刑，仅有21%的人支持废除死刑。但到后来，遇到特别严重的犯罪事件，支持死刑的比例也只是短暂提高。而且，没有任何德国主要政党支持恢复死刑。〔9〕（P35）这部分学者内心深处怀有这样的意识：“社会的进步本来就需要仰赖一批人的率先推动。如果说什么改革都要诉诸民意，民意经常是保守的，经常是要等改革先做了，民意才会跟着改变。”〔10〕暗示立法者可以逾越民意，做废除死刑的精英决策。但主流观点认为，重视民意是现代刑事法治乃至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不可僭越。笔者也认为，精英路线所蕴含的、个人内省式的文明观念很难对死刑有实质性的颠覆，也很难说这种个人行为跟民主理念没有冲突。寄希望于个别立法者跨越民意废除死刑，其合法性大可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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