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投稿_医学论文投稿_核心期刊,职称论文投稿发表_论文部落

　    [摘要]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的高度复杂性和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短周期性是“十二五”开局之年中国经济的显著特点之一。这反映了在增长、结构和物价三个重要调控目标之间困难的政策选择。在当前这种各类矛盾交织的转型升级时期，更需要有实业专注精神和坚忍不拔毅力的现代工业文明素质，才能攀登上一个又一个产业高地，占据世界产业制高点，使中国真正成为未来的工业强国。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十二五”开局之年，尽管充满矛盾和阵痛，但正是中国企业和企业家告别“血拼”转向脱胎升华之时。从此，中国工业体系和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将向着更加成熟的发展阶段前进。由于各种客观和主观因素的作用，中国工业绿色化、精致化、高端化、信息化、服务化的趋势正在形成，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显著地出现了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走上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态势。 

　　[关键词]“十二五”规划；新型工业化；产业转型升级

　　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简称“十二五”规划）是在非常具有特征性的2011年开始执行的。从2011年春季到2012年春季，渡过了“十二五”的开局之年。仅在这一年多的日历年度中，中国经济发生了具有戏剧性的显著变化。经济增长走势几乎重演2007—2009年的曲折，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控方向也在一年中前后掉头。从“十二五”良好开局的乐观，到经历数月平稳态势，又出人意料地很快趋向低落，不得不谨慎重拾宏观调控政策的宽松性手段和措施。进而，各种潜在矛盾复杂地交织显露，既表明中国工业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没有摆脱传统路径依赖，同时也表明中国工业发展进入了必须转型升级的重要历史关头。此时，深入研究中国工业化的一系列根本性认识和内在规律问题，对于探寻中国工业升华之路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可以说，对于中国经济特别是工业运行的现实态势和未来趋势的判断，即使是做技术性和描述性的分析，也已经不能仅仅停留于现象层面，而必须从更深层面研究和回答中国从工业大国走向工业强国的一系列重大和关键问题。

　　一、从良好开局步入复杂的经济调整期

　　2011年，中国经济在较有效地应对了2008年开始的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后，较快趋暖而大体回到较高位增长的轨道。全年总体上保持了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基本态势，但也并没有“一路高歌猛进”，而是在实现良好开局的基础上，步入了矛盾凸显的深度调整期。宏观政策左右为难，希望在“山重水复”中实现“柳暗花明”，但往往是，刚见起色，又遇风云。总之，大势光明，但路途中荆棘丛生。

　　“十一五”时期的后三年（2008—2010），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突如其来的冲击，经济形势十分严峻，但仍然达到了五年发展规划规定和预期的大多数主要目标。中国经济在逆势飞扬中进入“十二五”时期，此时，尽管国际金融危机已经历了三四年时间，但国际国内经济形势仍然处于高度复杂和不确定状态，而且，我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经济刺激政策虽然取得显著效果，也必然产生一定的副作用。由于经济刺激政策所释放的较大流动性，使“十二五”一开局就遭遇越来越大的通货膨胀压力，出现了物价上升幅度超过控制目标的状况。因此，2011年上半年国务院就提出，当年的“首要经济问题是防通货膨胀”。基于这一判断，很快采取了一系列紧缩性的宏观调控政策措施，同时实行非常严格的商品房限购政策。

　　同时，宏观经济政策意向也转向弱化对GDP增长率的关注，即宣称不必追求高增长率而应更注重结构调整。于是采取了多种调控增长率的措施，争取实现“稳中求进”的目标。2012年官方正式宣称的经济增长率目标下调到7.5%，低于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时期的“保八”目标（当时把保持8%的经济增长率作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核心指标）。这样的政策宣示向市场传递了一个倾向性的明确信号：GDP增长率不再是政府所看重的主要的或第一位的宏观政策目标。而且，当时“上山容易下山难”成为一种普遍社会心理，即认为在中国的现行体制下实现高增长容易，而压低增长率的宏观政策反而会受到各级地方政府的抵制而难以凑效。总之，GDP增长率似乎已经不那么重要了。一些经济学者和研究机构也论证说，中国经济很快将进入中速增长时期，不可再强求GDP的高增长率，GDP增长率的下降是正常的。另一些人更是诅咒GDP，认为正是因为将GDP增长率作为政策目标和政府政绩指标，所以产生了许多令人难以容忍的矛盾和问题。

　　不过，天有不测风云，由于国际国内市场总体上需求不足，加之为应对通货膨胀采取了较紧的货币政策，在各种客观和主观因素的共同作用下，2011年的经济增长虽然仍保持在较高水平，但逐季逐月的增长速度显著下行。到2012年第一季度，中国经济增长放缓至8.1%，这是近3年来最低的增速。基于这一经济表现，世界银行在其《东亚经济半年报》发布会上披露，将中国2012年GDP增速预期从半年前的8.4%下调至8.2%。4月份的增长速度进一步下降。总之，全国经济增长率虽然没有超出调控区间，但一些主要经济指标加速回落，已经超出了预期，再次发生经济周期和各种政策效应“叠加”而导致的经济波动（下滑）过大现象。

　　2011年各季度和2012年第一季度GDP增长率单位：％工业增长率的下行同经济增长率的下行走势一致。2012年前4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速下降3.2个百分点。其中，2012年1—3月增长11.6%，4月增长下降2.6个百分点，为9.3%。而且，重工业下滑速度大大快于轻工业。2012年1—4月，轻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3%，增速同比回落0.6个百分点；重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5%，增速同比回落4.2个百分点。截至2012年5月，情况虽稍有变化，但经济下滑的态势没有根本改变。2012年4月，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和购进价格指数分别从2011年7月的高点107.5和110.5下降到99.3和99.2，分别回落8.2个百分点和11.3个百分点。与此同时，一些大宗产品市场价格出现明显下降。5月，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下降1.4%，环比下降0.4%。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同比下降1.6%，环比下降0.3%。1—5月平均，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下降0.3%，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同比上涨0.1%。总之，从工业价格指数看，工业景气度下降和企业利润空间收窄的表现相当明显。

　　经济增长速度与企业利润具有高度相关性。2011年，随着经济增长速度下行，全国工业企业的利润总额总体处于下滑态势。这一趋势继续向2012年延伸。2012年1—3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同比下降1.3%。亏损面高达19%，亏损企业亏损额同比上升76.3%。其中，冶金工业利润同比下降59.2%，利润率仅为1.3%；重点大中型钢铁企业盈亏相抵净亏损10.3亿元，而2011年同期实现利润158亿元。1—4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14525亿元，同比下降1.6%。4月当月实现利润4076亿元，同比下降2.2%。1—4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270416亿元，同比增长12.7%，为2011年以来最低增速。

　　加值同比实际增长9.6%，比4月加快0.3个百分点。环比增长0.89%。而1—5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7%，比第一季度低0.9个百分点。重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8%，轻工业增长9.1%。也都低于1—4月的增长率。

　　工业形势直接影响国家财政收入，使全国财政收入增幅较大幅度下降。2012年1—4月累计，全国财政收入比去年同期增长12.5%，增幅同比回落18.9个百分点，其中税收收入增长8.1%，增幅同比回落22.4个百分点。4月份，全国财政收入比去年同月增长6.9%，增幅同比回落20.3个百分点，其中税收收入增长2.6%，增幅同比回落23.3个百分点。财政收入增长速度如此大幅度下降，是多年未曾发生过的。

　　在此形势下，国务院再次关注经济增长率，明确提出“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由于投资、消费、出口三大需求增速和产出增速普遍低于预期，企业普遍反映经营困难的程度超过了2008—2009年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时期，情况似乎又变得十分紧急。于是，国务院迅速提出应对经济增速下滑的措施。由于外需由国际因素决定，消费需求在短期内不可能有很大变化，所以稳定增长的主要政策实际上仍然体现在稳定和增加投资上。2012年5月23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的措施包括“抓紧落实扩大节能产品惠民工程实施范围，支持自给式太阳能等新能源产品进入公共设施和家庭，加快普及光纤入户，加大对保障性住房和农村危房改造支持力度。推进‘十二五’规划重大项目按期实施，启动一批事关全局、带动性强的重大项目，已确定的铁路、节能环保、农村和西部地区基础设施、教育卫生、信息化等领域的项目，要加快前期工作进度。认真梳理在建续建项目，切实解决存在问题，防止出现‘半拉子’工程。鼓励民间投资参与铁路、市政、能源、电信、教育、医疗等领域建设。大力支持小型微型企业创业兴业。”所有这些措施的目标无论是改善民生，还是加强基础设施，或者推进信息化等，其实际的经济活动表现都是扩大当期投资，政府投资审批部门加快项目审批进度和节奏，其短期宏观效应都是尽快形成需求拉动力。

　　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的高度复杂性和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短周期性（政府宏观调控政策在较短时期内的方向变换），是“十二五”开局之年中国经济的显著特点之一。这反映了在增长、结构和物价三个重要调控目标之间困难的政策选择。更深层次的经济实质是，中国工业化已经渡过了规模快速扩张的阶段，正在走上必须摆脱传统路径依赖，走新型工业化的道路。各种复杂的，许多过去未曾发生过的矛盾关系比较集中地浮现出来。可以说，经济转型的长期性问题正以周期波动的短期性现象表现出来，即短期内宏观经济总供求矛盾的变化和与之相应的政府宏观政策调控方向的变换，实际上反映的是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和发展方式正在发生重大变化。

　　二、走向摆脱传统发展方式路径依赖的方向

　　从世界范围来看，人类总体上正处于工业化发展阶段。完全进入工业社会的人口大约只占世界总人口的20%多。这一过程已经经历了200—300年。工业化的成就之巨大是无可比拟的，而它的代价和矛盾也是众所周知的。在工业化早期就产生了激烈批评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思潮。到20世纪中叶，以化石能源为基础的大工业生产的矛盾日益凸显。于是，一些人断定人类的经济增长必有极限，必须实现“零增长”才可能拯救地球，此观点以罗马俱乐部著名的报告《增长的极限》为代表。另一些人则主张，人类只有摒弃现代大工业生产而采取不依赖化石能源的“中间技术”才能应对资源环境约束，保持经济增长，此观点以舒马赫的名著《小的是美好的》为代表。

　　平心而论，中国从较早就认识到了200多年以来以化石能源和大机器生产为特征的工业化所产生的问题。也曾十分犹豫过是否应该走上这条传统的工业化道路，例如，“中国不能走小汽车进家庭的发展道路”的主张长期影响着对汽车工业发展的战略和政策，至今还有不少人坚持这样的主张。许多人也曾主张中国不要发展西方采用的大机器生产的工业技术，而应发展“适用技术”。这样的主张还曾一度写入政府的正式文件。但是，客观规律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中国工业化的加速，实际总体上是沿着西方国家曾经走过的工业化路径推进的，我们的工业技术路线同发达工业国没有本质的区别，实际上是西方工业技术和工业化思想向中国的扩散和转移。在现实中，我们并没有发明出本质上区别于西方工业技术路线的中国“适用技术”，而是采取积极主动的措施大力引进西方资本和技术。

　　虽然今天看来，这样的传统工业化道路产生了许多问题，“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的矛盾十分突出，但是，我们不能享受着工业发展和工业文明的福利，却诅咒工业化的合理性和伟大历史贡献。世界上没有不付出代价就可以获得的利益，经济学的最基本原理就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当然，我们也绝不能无视传统工业化道路的局限性。特别是当传统工业化已经走到了尽头，必须向新型工业化道路转轨时，更应该深刻认识传统工业化的弊端。尤其是，以传统工业化方式发展经济，具有很强的路径依赖性。技术、利益、观念、体制等各方面都顽强地存在着保守性和强大惯性，非下极大的力气不足以将运行了数十年的中国工业化快速列车转向新型工业化道路的运行轨道。

　　传统工业化形成了若干路径依赖现象。“十二五”正是开始艰难摆脱各种路径依赖现象的重要转折时期。

　　第一，低价资源依赖。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工业化走过的是一条“血拼”式竞争的道路。这是由一系列历史因素所决定的。“血拼”式竞争的积极意义是对计划经济的彻底否定，是在中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十分低下的条件下，所采取的弱势者的竞争方式。也可以说是当中国进入无情的市场经济，被“逼上梁山”而不得不采取的奋不顾身、不畏牺牲的竞争方式。“血拼”式竞争就是无限制地将“优势”资源用到极端。这样，粗放式增长方式就是必然的选择。这在相当程度上具有“不择手段”的性质。特别是，中国现阶段的经济竞争不仅是企业间竞争，更大程度上是政府直接参与的地区间竞争。地区间竞争的基本规律是：“最大限度利用不可流动的要素（降低价格）去吸纳可流动要素”。

　　不可流动的要素主要是：税收、基础设施、土地，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等；在国际间，劳动力也是流动性很差的要素。可流动的要素主要是：资本、企业家、技术等；在地区间，劳动力流动性较强。

　　值得注意的是，不可流动要素的“价格”通常是由政府决定的，或者是受政府直接干预的，所以，当地方政府成为地区间竞争的重要参与者时，各地区间不可流动要素竞相降价的“血拼”式竞争就成为普遍现象：减税优惠、低地价、低资源价格、低劳动保障、低环保标准。这样，不可避免地加剧以低价格要素大量投入为基本特点的经济增长的粗放性。

　　在工业化初期，粗放式增长可以利用低价格资源获得产品的成本价格优势。利用低价格的资源对于使用者可以提高其竞争力，而对于资源的供应者则是需求的来源。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时期，资源物质的机会成本很低，因此大量使用资源，具有短期的经济合理性。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工业技术和未达到一定的工业发展水平，地球上的绝大多数物质都不是高价值的资源。此时，开发技术的昂贵性和耗时性，决定了技术的稀缺性。所以，使得在一定时期内用价格低廉的“资源”替代稀缺昂贵的“技术”，成为获得竞争力的重要手段。从另一角度看，技术的进步依赖于工业的发展和资金的积累，而工业的发展和资金的积累，需要有资源的消费。从这一意义上说，短期内的大量消耗资源是将来高效率利用资源的基础。所以，如果在某种资源的消耗枯竭之前就可以发现或发明新的替代资源，则尽量使用该种资源以获得竞争力优势就成为一种理性行为。

　　粗放式增长尽管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具有存在的理由，但毕竟是高代价的和不可持续的。当粗放式增长的弊端越来越凸显的时候，其直接市场表现就是低价资源时代的终结。到“十一五”计划完成而进入“十二五”时期时，我们看到，各种资源价格均快速上升，即使当发生了严重经济危机而需求明显不足时，资源价格可能会暂时下降，但上升的趋势也没有根本改变。特别是，似乎是中国最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也几乎“突如其来”地发生了供求关系的显著变化。2011年，工资的增长幅度显著提高，企业普遍感受到工资成本上升的很大压力和“招工难”、“民工荒”。这一情况不仅发生在东部沿海地区，也在四川、河南等内陆人口大省中发生，可以说已经是一个普遍性现象。

　　这些情况证据确凿地表明，低价资源的时代正在走向终结，也直接意味着“血拼”式竞争的粗放式增长必须转变。但是，长期以来中国工业已经形成了对低价资源的高度路径依赖，即对粗放式增长的高度路径依赖。要摆脱这样的路径依赖绝非易事。2011年以来的工业经济状况突出地体现了摆脱以低价资源为前提的粗放式增长路径依赖的艰难。例如，一旦增长率下滑，企业的利润增长立即显著下降，甚至出现大面积亏损。再如，企业对资源价格上升的承受能力很低，资源价格上升几乎很快会“吃掉”企业利润。又如，地方政府为了招商引资，往往还是采取老一套的方式：提供低价格土地、减免或“返还”税收等。不过，我们仍然可以看到，进入“十二五”开局之时，有更多迹象表明，中国工业发展确实已经开始走向摆脱低价资源依赖的方向。

　　第二，投资扩张依赖。由于中国经济具有非常高的储蓄率，因而从宏观经济平衡的角度说，必然具有较高的投资率，否则经济将因供过于求而衰退。不过，中国经济的问题还不是那么简单。由于固定资产投资的效率较低，与过去相比，推动同样的经济增长率必须有更多的投资。所以，即使是为了保持同样的经济增长率也必须投入更多资金，资金—产出率趋向于不断提高。也就是说，中国经济发展和工业增长都高度依赖于投资扩张。

　　尤其是，作为宏观经济调节的手段，鼓励或限制投资几乎成了最常用和最能取得立竿见影效果的政策工具。2008年所采取的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最有效的政策之一就是增加“四万亿固定资产投资”。2012年出现经济增长率快速下滑，很大程度上是由于2008—2009年大幅度增加投资而快速上马的项目到2010年以后缺乏后续投资资金所导致的，因此，再次应对增长率下滑的主要应对措施仍然是加大固定资产投资。中国经济对于投资扩张具有很强的依赖性。一定意义上甚至可以说，中国经济增长是对投资具有极强依赖性的模式，而中国工业化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重要区别之一是：中国具有雄厚的储蓄支持着高投资。

　　尽管对于投资扩张的路径依赖不是在短期内可以根本改变，但是，自“十二五”开局以来，我们也确实看到了一些倾向于摆脱投资扩张依赖的新现象。其中最具实质意义的是，开始出现了从粗放型投资扩张（需求拉动性投资）向创新型投资推动（供给改善性投资）转变的迹象。前者的性质是，投资的意义更倾向于从需求面拉动增长，其政策着眼点是短期的宏观供求平衡；后者的性质则是投资的意义更倾向于从供给面推动创新和优化结构，其政策着眼点是长期的效率提高和产业升级。当然，我们也看到实现这种转变的艰难性，反映了中国经济投资扩张依赖的顽固性。例如，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投资鼓励，原本的实质意图是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但在一些地方却蜕变为在一些新兴产业的低端产业链上铺摊子，进行盲目投资，很快出现“产能过剩”现象，并遭到美欧等国的反补贴、反倾销的贸易保护惩罚。再如，不少地方搞“创意产业园”、“软件园”、“动漫园”等，原本也应是促进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的投资行为，但其中一些也演变为政府补贴下的投资扩张、圈地建房。可见，要真正摆脱投资扩张依赖也绝非易事。不过，同以往相比，“十二五”时期摆脱投资扩张路径依赖的趋势已经确有积极表现。特别是，上海等经济发达地区，摆脱投资扩张依赖的表现已经越来越明显，而且，具有内在的真实动因可以使这一趋势得以继续。当然，摆脱投资扩张路径依赖的过程中也一定会出现新的问题甚至矛盾，值得我们观察和研究。

　　第三，过度外需依赖。我国经济界和学术界大多接受这样的观点，即认为中国经济增长是外需拉动型的。其实，这一判断并不准确。由于中国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的总体规模很大，从宏观经济增长的拉动因素看，净出口的贡献率从来小于内需（消费+投资）。2000年以来，净出口贡献率最高的年份2005年，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只达到23%左右。近几年来，由于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净出口对中国增长率的贡献大幅度下降，特别是2009年，净出口贡献率为-40%，2010年和2011年，净出口对经济增长也几乎没有多少贡献。但是，从进出口的规模看，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又确实比较高，这表明中国产业的开放程度已相当高，同国际经济的联系已很紧密，有些产业的增长及相关企业经营状况受到外需市场的很大影响，即如果外需减少或增长缓慢，中国一些以外需为主的产业和企业生产的增长率将下降甚至出现负增长状况。

　　如上所述，从宏观经济来说，实际上中国经济增长已经不是靠外需拉动；外贸依存度虽然仍然较高，但中国经济的国际分工地位和角色确实在发生转变，内需的贡献率将保持主导地位，一些过去主要以国外市场为主的产业和企业也正在向更注重国内市场的方向转变。这样，无论是从宏观经济层面，还是从产业和企业层面看，中国经济包括中国工业都必须摆脱对外需的过度依赖，转向内外需平衡拉动的增长型式。

　　特别需要明确的是，改变过度的外需依赖并不是降低工业品进出口的重要性。由于世界资源分布的不均衡性，而且国际分工是提高效率和实现资源有效配置的重要途径，尤其是我国必须以大量的工业品出口来平衡国内缺乏的资源进口，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所以，扩大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将是中国长期的重要任务。特别是，中国不可国际流动的亿万劳动力，必须通过生产的全球化来得到充分就业，所以，工业品出口的不断增长必将是中国的一个长期战略。因此，摆脱过度外需依赖的实质是，更大地促进国内需求尤其是国内消费需求的增长，中国必须从一个生产大国发展为一个生产和消费大国。

　　第四，虚拟金融依赖。在各经济领域中，工业是改革最彻底，开放程度最高的领域，因此，竞争也最激烈。与工业相比，其他领域的改革开放相对滞后，特别是金融业改革开放远远没有与工业同步。

　　尽管如此，中国经济却在发达国家经济的高度金融依赖性以及一系列国内因素的作用下，产生了越来越高程度的金融依赖性。这在宏观经济层面表现为，经济增长越来越受到金融流动性和国家的货币金融政策的决定性影响，必须以更多的金融流动性（货币供应）来支撑和刺激经济增长。在产业层面表现为，虚拟经济规模迅速扩张，实体资产（例如房地产）金融化和虚拟经济化的倾向明显，资产价格泡沫化现象突出。而在企业层面则表现为，实体产业包括制造业企业越来越倾向于进行金融性和资产增殖性投资，一些制造业企业的非主营（投资性）业务收入和利润超过主营业务。由于金融等虚拟经济领域的获利性远高于实体产业，加之实体产业经营环境恶化，企业负担过重，因而越来越多的制造业企业不再安心于实体产业。在实体产业尤其是制造业基础还很不坚实的条件下，就产生了过度金融依赖现象，对中国工业化的前景将产生非常不良的影响，对宏观经济的稳定也非常不利。因此，2011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这是最高决策层非常严肃地提出了必须回归对实体经济关注的警告。

　　那么，究竟什么是实体经济？在中共中央政治局2012年5月28日举行的以“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和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为主要内容的第三十三次集体学习中，胡锦涛总书记进一步指出，“工业是实体经济的主体，也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优化产业结构的主战场”。这就更进一步强调了中国经济必须摆脱过度金融依赖，特别是摆脱虚拟经济过度膨胀的偏向，明确主张将发展工业作为发展实体经济的最重要领域。可以说，这是“十二五”开局之年，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关键性动向。

　　总之，“十二五”开局，各种国际、国内因素共同形成了极大的压力和动力，更强有力地推动着中国经济特别是中国工业的转型过程，特别是指向于摆脱传统工业化路径依赖。2011年，我们既看到这一趋势的积极现象，也看到由于传统路径依赖而产生的不良现象。不过，无论是积极现象还是不良现象，都明显地预示着，“十二五”时期中国工业化路径必将发生重大的甚至是根本性的转轨。

　　三、遭遇转型升级的矛盾交织期

　　实现经济结构调整，特别是工业通过创新实现转型升级，是摆脱传统路径依赖的根本出路。经济结构调整特别是产业转型升级需要有一定的条件，主要包括动力和能力两个方面，即当经济体具有较强的创新动力同时也具有创新能力时，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过程才会加速推进。但在现实中，这两方面的条件却往往难以同时具备。当经济高速增长时，企业面临很大的盈利机会和获利空间，虽然具有较强的结构调整转型升级能力（尤其是财力），但往往缺乏动力———日子很好过，为什么要着急进行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而当经济增速下滑时，企业具有调整结构和转型升级的动力和压力，但往往因盈利状况不好而缺乏结构调整转型升级的能力（缺乏资金）———日子难过，最重要的是生存下去，尽管有实行创新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但心有余而力不足。

　　“十二五”开局之年，中国经济再次遭遇结构调整和工业转型升级的矛盾交织期。有学者指出，“十二五”时期，国际经济环境将处于相当不利状况。“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不明确；全球过于宽松的货币环境带来高通胀；全球大宗商品价格高位震荡；泡沫时期制造和创新被长期忽视（自2000年以来，美国在所有技术领域发明专利申请的增长都呈现出20%以上的下降）；全球主权债危机将继续；欧美再工业化，世界经济可能再次陷入‘滞涨’。”

　　实际上，中国经济也面临着复杂形势：经济增长率下行，企业成本上升，具有显示性意义的数据是，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1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42452元，同比名义增长14.3%，增幅比2010年提高0.8个百分点，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8.5%；全国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24556元，同比名义增长18.3%，增幅提高4.2个百分点，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12.3%。2011年外出农民工月均收入首次突破两千元大关，达到2049元，比2010年增加359元，增幅达21.2%。2011年各季度直到2012年一、二季度，企业利润增速显著下降，同时，通货膨胀隐患未除，如果再次采取增加流动性的宽松政策刺激经济，则物价难以控制，通货膨胀随时可能卷土重来。因此，尽管中国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水平已经非常高，可使用的调控手段也比一般市场经济国家有更多的可选择性，不仅可以采取经济性方式，也可以采取行政性方式，发挥“立竿见影”的调控力度。但是，进入“十二五”时期，宏观调控政策的可操作空间确实也变得越来越小。这表现为任何调控政策特别是力度过强的调控方式，都会导致出现明显的副作用。所以，必须更审慎地运用宏观调控手段，特别是要避免采用很强烈的行政性调控方式。

　　从理想上说，“十二五”时期不应再追求GDP的高增长率，而可以在增长率下降到7.5%—8.0%的调控目标区间后，以更大的力量进行经济结构调整，而且可以从投资扩张型增长转向创新驱动型增长。问题是，当GDP增长率真的下行到接近8%时，如果不采取一定的宽松性宏观经济政策和稳增长的产业政策，增长率很可能加速下滑以至跌入调控目标区间的下限，甚至跌出调控目标区间发生难以承受的经济衰退。而且，增长率的下行必然导致财政收入增长率下降。在财政收支趋紧，甚至一些地区政府财政困难的条件下，政府财税部门一定会加大税费征收力度，使企业在本身的财务状况已经吃紧的时候还要面临税费征管力度加强的更大负担。因此，尽管政策宣称要减轻企业负担，实行“结构性减税”，实际上是很难真正做到减税的，能够不增加税负，不征“过头税”就很不错了。

　　此时，政府也会出台一些鼓励民营企业投资的政策，向民营企业开放更多的投资领域，例如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固定资产投资，以缓解投资资金短缺的困难。但是，一方面，此时民营企业也处于资金较紧状态；另一方面，国有垄断部门宣称的向民营企业开放投资领域（常常表述为允许民营企业“参与”过去不允许投资的领域，例如铁路建设），其实往往缺乏真正的诚意，不过是希望民营资本能帮助解投资资金短缺的燃眉之急，而并不是从更高的立法层面真正给予民营资本平等权利。其实，在矛盾交织时期，民营企业由于资本实力的削弱或经济增长率下行导致的财务困难，其市场信誉度可能正处于较低状态。所以，无法企望它们像经济景气时那样乐观豪爽和“财大气粗”地大把投钱。

　　更重要的是，在矛盾交织时期，企业家们的经营理念受到极大挑战：是追求可以看得见的“利润最大化”和“财务保守”，甚至是机会主义地迂回取巧，还是执著进行实业发展，专注于向产业高地进军？因此，“十二五”时期对于许多产业的经营企业而言，可能是一次大浪淘沙，甚至“重新洗牌”的时期。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30多年，取得巨大成就，其中，最大成就之一是造就了一大批能够在市场经济中适应环境，驾驭企业，取得良好经营业绩的企业家和企业管理者。进入深度转型的“十二五”时期，中国工业化的进一步推进需要一大批深入理解工业化实质，并带领企业走上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新一代企业家和企业管理者。在当前这种各类矛盾交织的转型升级时期，更需要有实业专注精神和坚韧不拔毅力的现代工业文明素质，才能攀登上一个又一个产业高地，占据世界产业制高点，使中国真正成为未来的工业强国。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十二五”开局之年，尽管充满矛盾和阵痛，但正是中国企业和企业家告别“血拼”转向脱胎升华之时。从此，中国工业体系和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将向着更加成熟的发展阶段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