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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产业扩散过程中,发展中国家的需求增长是克服产业在发达国家内部集聚力,吸引产业向其转移的关键。作为决定需求的主要力量,发展中国家收入水平是影响其经济增长效果的重要因素。而从前文的分析来看,本国资本与外国资本的最大差别就在于二者创造收入的能力不同。由于资本所有者不随资本的流动而迁移,东道国的产出中会有一部分作为外国投资者的利润被汇出而并未形成本国的收入,即东道国的产出会因外资的参与而出现一定的“漏出”。在同等的资本存量下,该国的外资依存度越高,产出的“漏出”就会越严重,而收入水平也会更低。这种低收入水平将通过影响需求进而影响产业扩散和该国的经济增长。因此在开放经济条件下,本国与外国的外资依存情况将会对各自的经济增长效果产生影响。

　　(1)外资依存度对称情况下的经济增长

　　首先来考察各国外资依存度完全相同时的经济增长。在这种情况下,发展中国家因外资流入导致的收入损失恰好可以被其在海外投资中所获利润所抵补,因而不存在外资流入所引发的“产出漏出”现象。因此,其经济增长路径也不会受到外资依存度的影响。

　　在本文的模型当中,这种集聚力主要表现为制造业集中的地区会具有较低的工业品价格和较高的工业品需求,因此接近制造业集中的“核心”地区可以节省中间品的生产成本和最终产品的运输成本。

　　为简化起见,我们的模拟分析暂时仅包含两个国家,即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显示了当两国外资依存度分别为0.33,0.44及0.5时的经济增长路径。在发展初期,制造产业受到产业关联向心力的作用而集中在了发达国家当中10,而发展中国家没有任何的制造业。然而随着技术进步和有效劳动的提升,发展中国家需求的增长会逐渐打破产业分布的“核心边缘”格局,产业逐渐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并最终可以实现产业在两国的对称分布。

　　由于产业转移路径不会受到外资依存度对称增加的影响,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也不会因这种外资依存度的上升而改变增长轨迹,其经济增长将始终处于最优的增长路径之上。

　　外资依存度对称情况下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资本存量与GDP变动11当两国之间的开放程度扩大时,资本流动的限制将会逐渐减弱并引起两国外资依存度的同时增加,因此两国外资依存度的同时上升是开放程度扩大的结果(张宇,2009)。由此可以认为,若两国之间不存在技术或制度等引起外资依存度非对称增长的因素,外资依存度的提高仅仅由开放程度加大所引发,那么这种外资依赖情况将不会对经济增长路径产生影响。模拟参数:α=0.4;d=5;μ=0.9;η=0.95;κ=0.1;Y=0.6;τ=1.12;ψN=0.05;ψS=0.05。

　　(2)外资依存度非对称情况下的经济增长

　　根据张宇(2009)的分析,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技术差距以及发展中国家的制度约束也会制约发展中国家企业的竞争力并由此导致发展中国家的外资依存度上升。然而与开放程度扩大的情况不同,这种外资依存度增加只是一种单方面的情形,即发展中国家外资依存度提高的同时会伴随着发达国家外资依存度的不变或下降,因此两国的外资依存度会呈现非对称变动。此时发展中国家的海外投资收益将无法抵补外资流入所造成的产出“漏出”,收入水平以及由此带来的需求水平的下降将会削弱发展中国家的区位吸引力,发展中国家也由此难以克服产业在发达国家内部的集聚力,其经济增长路径也将受到一定的影响。

　　图2显示了经济中包含一个发达国家与一个发展中国家,且两国外资依存度存在非对称性时经济增长路径差异。由此可以看出,两国的外资依存度水平均为0.5时,产业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实现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扩散,并且两国的产业分布会最终呈现完全对称的情况。而随着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外资依存度差距的扩大,产出的“漏出”效应将使产业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速度明显放缓,发展中国家资本存量的积累速度也由此放慢,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路径也由此出现向下偏离。因此,由技术差异或制度因素所引发的发展中国家外资依存度非对称提高会对该国的经济增长产生不利的影响。外资依存度非对称情况下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存量与GDP变动该结论在模型参数取其他值时仍然成立,只是引发产业转移和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起步的具体时点会存在差异。事实上,只要参数取值满足“非黑洞条件”(σ-1-ασ>0),则以上结论总是成立的。模拟参数:α=0.4;d=5;μ=0.9;η=0.95;κ=0.1;Y=0.6;τ=1.12;ψN=0.05;ψS=0.05。

　　外资依存度单方面增加之所以会导致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偏离最优路径,其原因就在于资本所有者跨国投资导致的“收入漏出”效应。当开放程度扩大时,两国的外资依存度会同时上升并保持一致,两国因外资流入导致的收入漏出会被本国海外投资所获得的收入所完全抵补,因此外资依存度变化不会对经济发展路径造成影响。然而当两国企业竞争力的差异造成两国的外资依存度出现差异时,处于竞争劣势的发展中国家会具有相对较高的外资依存度,因此发达国家可以从对发展中国家的海外投资当中获得比发展中国家更高的收入,并因此维持了一个相对较高的制造业需求水平,这种大市场效应的存在强化了产业的集聚力,并阻碍了产业向发展中国家的进一步转移。由此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也会偏离最优路径。

　　2.外资依存与发展次序的模拟分析

　　如果在分析中纳入更多的国家,我们可以进一步发现外资依存度的差异不仅仅会影响发展中国家的增长路径,而且还会影响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次序。

　　考察一个包含三个国家的模型,其中国家1为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初期聚集了世界上全部的制造业,国家2与国家3为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初期均为农业国。假定三国具有相同的外资依存度。在图3的模拟分析中我们会看到,虽然各国的初始条件完全对称,但产业转移却不是一个同步性过程。在经济发展初期,由于发展中国家的技术水平和收入水平较低,无力摆脱产业在发达国家的集聚,因此随着效率水平和收入水平的提高,发达国家所集中的资本存量也会呈现上升趋势,而伴随着发展中国家技术的进步和收入的增加,后向关联效应逐渐强化从而使得产业摆脱了内在的集聚力,并开始向发展中国家进行扩散和转移。然而制造业的转移会在两个发展中国家中进行选择。当某些因素使得部分制造业选择了某一个发展中国家(国家2)作为新的生产地之后,该国会因为收入的提升和关联效应的增强而产生制造业自我集聚的内在动力,并由此吸引了其他企业相继进入这一地区,这种自我集聚的动力使得该国家相对于另一个发展中国家而言成为了新的“核心”国家,另一个发展中国家却因此不得不继续维持其“边缘”地位。随着经济进一步发展,产业在发达国家(国家1)与新兴国家(国家2)之间的集聚也会变得难以维持,此时发展中国家(国家3)开始承接产业转移并开始了经济加速发展的“黄金时期”,并最终实现三国经济的完全趋同。

　　多国情况下各国外资依存度的对称增加与经济增长模拟参数:α=0.4;d=5;μ=0.8;η=0.95;κ=0.2;Y=0.6;τ=1.12;ψ1=0.03;ψ2=0.03;ψ3=0.03。

　　当各国具有相同的外资依存度时,各国的崛起可能取决于一些偶然性的历史因素,然而当发展中国家具有不同的制度约束程度时,发展中国家崛起的次序可能不再是历史随机选择的结果,其本身会具有某种内在的必然性。

　　假设国家1、2与3的外资依存度分别为0.6、0.65和0.75,模拟分析表明,国际性的产业转移虽然也呈现出梯次性的特征,但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的“次序”却与其各自的外资依存度直接相关。从图4来看,当技术进步达到一定水平,发达国家的产业集聚难以维持时,部分产业会选择向外转移。但由于外资依存度较低的国家2收入水平会具有比国家3更高的收入水平。出于接近大市场以节省运输成本的考虑,国家2自然成为了发达国家制造业转移的首选目标。这一结果导致国家2的资本存量开始上升,国家2开始脱离原有的发展轨迹实现经济的腾飞。在第一次产业转移浪潮过后,国家2完成了自身的工业化进程并加入到了发达国家的行列。当效率水平的进一步提升使产业在国家1和国家2的集聚也达到难以维持的临界点时,国际产业开始第二次转移,制造业由国家1和国家2逐渐向国家3扩散。这种转移引起了国家3资本存量的增长,并使其实现了本国的崛起。由此可见,在整个经济增长过程中,外资依赖程度较低的发展中国家(国家2)可以率先实现自身的崛起,而外资依赖程度较重的发展中国家(国家3)则只能充当产业转移过程中的“后进者”的角色。

　　多国情况下各国外资依存度的非对称增加与经济增长模拟参数:α=0.4;d=5;μ=0.8;η=0.95;κ=0.2;Y=0.6;τ=1.12;ψ1=0.03;ψ2=0.03;ψ3=0.03。

　　3.外资依存与技术进步的模拟分析

　　以上分析表明,两国外资依存度的差异是造成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偏离最优路径的根源。因此外资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中似乎扮演了一种负面角色。然而其中,我们实际上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外资依存度的增加在引发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路径偏离的同时,还会产生一定的技术外溢效应并促进东道国的效率提升。由于技术进步是促进一国经济增长的基本动力,因此如果外资依存度的增加能够推动东道国的技术进步,那么较高的外资依存度对经济增长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被抵消。

　　为了考察存在技术溢出效应情况下的经济增长,我们对模型进行一定的调整。此时发展中国家2的技术进步率ψ不再是外生给定的,而是受到国家内部外资流入程度的影响,即国家2的技术进步率为ψS(fS)。假设FDI的技术溢出函数为ψS=[1+(fS-a)1/ξ]ψ0,其中ψ0为自然增长率水平,a为国家2所具有的最低的外资依存度水平,而ξ>1则体现了国家2中FDI技术外溢效果的强度。将(28)式引入经济增长模型当中,我们可以对存在技术溢出情况下的东道国经济增长情况进行考察。

　　考虑到发达国家的技术要领先于发展中国家,因此发展中国家在发达国家的投资不会产生明显的技术外溢,故而我们假设发达国家N的技术进步率不受其外资依存度的影响,其技术进步率仍然是外生的。模拟参数:α=0.4;d=5;μ=0.9;η=0.95;κ=0.1;Y=0.6;τ=1.12;ψN=0.035;ψ0=0.02;a=0.55;fN=0.25;fS=0.75。

　　显示了在同样的外资依存度条件下,当技术外溢系数ξ分别为1—5时的产业分布变化和经济增长情况。从中可见在技术溢出程度较高的情况下,由于该国的收入水平会以更快的速度增长,因此可以创造出更强烈的需求和后向关联促使产业以更快的速度向该国转移,国家2的资本存量和经济总量也由此具有更高的增长速度。

　　不同技术溢出程度下的外资依存度与经济增长17由此可见,尽管较高的外资依存度会导致东道国的经济增长偏离最优路径,然而在FDI的流入可以产生技术外溢效果的情况下,由于外国资本的进入引发的东道国技术进步速度的提高会抵消外资依赖对本国经济的不利影响,因此,一个较高的外资依存度固然会使本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然而较低的外资依存度也会有可能因无法有效地利用技术外溢效应而导致技术进步速度较低,从而也不利于长期的经济增长。就此意义而言,当东道国受企业竞争力的限制无法实现最优增长路径时,在一定的技术外溢程度情况下,该国可能会存在一个折中或最优的外资依存度水平使其实现一条“次优”的增长路径。

　　(五)外资依存与经济增长关系总结

　　总结以上的分析结果可以得到这样一个基本结论:外资依存度增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应当包含两方面的效应———经济增长路径的偏离效应和技术进步效应。其中,前者的影响是确定为负的,而后者则可能会对经济增长产生一定的积极效果。而根据引发外资依存度上升的不同原因,我们可以对外资依存度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做出一个直觉上的判断。

　　根据张宇(2009)的分析,引起外资依存度提高的原因可能包括三个方面,即:开放程度扩大、技术差距以及制度约束。而由于三种情况下外资依存度的提高会对增长路径和技术进步产生不同的影响,因此外资依存度提高对经济增长的最终效果也不完全相同。

　　蒋殿春和张宇(2008)的分析表明,当国内存在制度约束时,由于体制性的主从次序会对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产生错误的激励,降低国内企业的学习动机;而外资企业的优惠政策又赋予了跨国公司以非技术性的垄断优势,减少了跨国公司技术转移的动力,因此由制度约束引发的外资依存度上升不会产生明显的技术进步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