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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数值为相应检验值的置信概率,代表拒绝原假设的概率。一个地区的生产率水平和进步程度取决于该地区的整体技术水平。我们假设地区i的技术水平取决于四方面的因素:一是该地区内资部门的研发投入强度,二是该地区的制度因素,三是该地区的技术基础,四是国际直接投资的流入。由此可以得到检验模型为ln(Ait)=α1ln(Rit)+α2ln(TDit)+βln(Zit)+γln(FDIit)+C+uit,其中,Ait为该地区的生产效率水平;FDIit为该地区的外资流入程度;Zit为地区i的制度变迁状况;Rit为该地区的研发投入;TDit为该地区的技术基础。变量FDIit的系数γ可以视为外资依存度对该地区的技术进步所产生的影响:当γ>0时,意味着外资依存度的增加对该地区的生产率水平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黄亚生(2005)认为东道国制度约束的存在是造成我国外资依存度上升的一个重要原因。张宇(2009)也认为我国现阶段存在着两种主要的制度约束:一方面,我国存在着对私人部门在市场准入以及融资渠道等方面的政策性歧视;而另一方面,我国却对外资企业赋予了大量的“超国民待遇”。蒋殿春和张宇(2008)的研究进一步指出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大小会受制于这种制度约束。为了验证这一结论,我们需要对变量γ进行进一步的扩展。

　　假设FDI对地区效率水平的影响弹性γ随时间和样本点的变化而改变,且将其视为制度约束水平的线性函数,则有γit=bdXDit+bfXFit+c,其中XDit和XFit分别为张宇(2009)提到的中国两种典型的制度约束,即对私人部门的抑制程度和对外资部门的鼓励程度。验式中的系数bd和bf分别体现了两种制度约束对FDI技术促进绩效的影响。如果该系数显著为正,则说明制度约束水平的提高会增强FDI的技术促进绩效;反之,如果该系数显著为负,则说明制度约束水平的提高会阻碍FDI技术促进绩效的发挥。

　　2.指标构建与数据选择

　　全部数据选自《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及《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各期。为保证结论的因果关联性,全要素生产率指标与外资依存度指标的选取与计算同前文完全一致。同时,选择各地区1999—2005年期间私人工业部门的从业人口占该地区工业部门从业人口比重作为制度变量Zit的代理指标。以各地区内资工业部门历年的人均科技活动经费投入作为研发投入变量Rit的代理指标,以各地区内资工业部门的生产效率与生产前沿的差距作为该地区本地企业技术基础程度变量TDit的代理指标。考虑到研发投入效果的滞后性特征,我们同时将地区研发投入的滞后变量Rit-1作为控制变量引入检验模型当中。该生产效率差异由DEA分析中的距离函数测定,DEA分析的具体方法同前。

　　制度约束指标XD与XF的构建方式如下:根据张宇(2009),任何一个投资主体的市场地位都应当与其效率成正比,因此两种制度的扭曲程度都可以表示为不同投资主体与国有部门的相对市场占有率与相对效率水平的比值。这意味着若私人企业所获得的市场地位低于其效率优势,就意味着国内存在对私人部门的抑制;若外资部门所获得的市场地位超过了其效率优势,则说明国内存在对外国投资者的鼓励。有鉴于此,可分别定义两种制度约束指标如下:XD=(Ep/Eg)/(Yp/Yg),XF=(Yf/Yg)/(Ef/Eg),其中,Ep、Eg和Ef分别代表国内私人部门与国有部门的效率水平,在实际计算中,我们用DEA计算的各类投资主体投入效率来衡量;Yp、Yg和Yf则分别代表国内私人部门的产出水平,实际计算中用各类投资主体的工业总产值来衡量。指标XD与XF均与制度约束程度呈正相关关系,XD越高,则意味着国内对私人部门的抑制程度越明显,而XF越高,则说明国内对外资部门的鼓励越强烈。

　　3.检验结果

　　为了确保结果的稳健,分别采取引入自回归项的截面加权固定效应模型及动态面板广义距模型进行估计检验,检验方法同前,检验结果取得了较好的拟合效果,回归系数基本上通过显著性检验,且不存在明显的自相关性。Hausman检验与Sargan检验也分别证实了模型中固定效应的存在和工具变量的有效性,因此结果是可以接受的。

　　从模型的回归结果来看,地区内资部门的研发投入、技术基础以及制度因素都对该地区的生产率水平有着正面的影响。其中研发投入的当期变量不显著,而滞后变量显著为正,表明研发投入因素对技术进步的影响具有一定的滞后期。技术基础对当地生产率的促进作用主要在于内资部门良好的技术基础会有助于吸收跨国公司的先进技术,并能够通过市场竞争行为促使跨国公司进行更多的技术转移,从而推动当地的生产率提升。而制度因素对生产率的贡献则在于改善了地区的产权结构,并有助于技术转移和溢出效应等的发挥。

　　检验结果表明外资流入对地区生产率提升会起到促进作用,其弹性系数可以达到0.03—0.05。这种效应主要来自于伴随FDI流入所产生的技术转移和外溢效果,而这种由FDI产生的技术溢出效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抵消外资依存度增加对经济增长的消极影响。

　　而模型的结果则表明FDI的技术促进效应受制于地区的制度约束水平。从检验结果来看,无论是对内资部门的抑制还是对外资部门的鼓励都会导致FDI技术促进效果的恶化。其原因在于对内资部门的抑制会降低国内部门的吸收能力,而对于外资部门的过度鼓励则会赋予跨国公司以额外的优势并降低跨国公司的技术转移意愿。综合以上结果可以证明,如果外资依存度的提高是由制度约束所引发,那么这种外资依赖不仅会导致经济增长路径的偏离,而且不利于生产率水平提升,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总体上会呈负面效应。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研究的核心问题在于我国经济所具有的外资依赖特征的成因以及这种外资依赖特征对我国经济增长所可能产生的影响。通过理论和实证的分析和考察,我们可以将本文所得到的关键性结论总结如下:

　　1.在不考虑外资流入对技术进步影响的情况下,各国外资依存度的对称提高不会对经济增长路径产生影响,而发展中国家外资依存度的单方面提高会导致该国的经济增长偏离最优增长路径,甚至影响东道国的崛起次序。

　　2.FDI的流入可以通过促进东道国技术进步而抵消对东道国经济增长所产生的消极影响。因此外资依存度提高对东道国国经济增长进程的具体影响取决于两方面效应———即增长路径偏离效应和技术进步效应———之间的权衡。

　　3.考虑到增长路径和技术进步两方面影响可知,开放程度扩大引致的外资依存度对称增加会促进东道国的经济增长;由技术差距引发的外资依存度增加有可能对经济增长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其效果依赖于东道国的技术基础;而由制度约束引发的外资依存度增加则会对经济增长具有消极作用。

　　4.实证检验证实外资依存度的增加导致了我国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促进效应的减弱,即造成了我国经济增长偏离了长期最优路径;同时,外资依存度的增加也产生了一定的技术进步效应,该效应却会因制度约束的增强而被削弱,因此由制度约束引发的内资企业竞争力下降和外资依存度增加会在整体上损害经济增长的长期绩效。

　　结合理论和实证分析的结果可以认为,外资依存度的增加并不必然促进经济的长期增长,其具体的影响取决于外资依存度增加背后的具体成因。

　　其中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在于,我国转轨阶段所存在的对民营企业的体制性歧视以及对外资企业的过度鼓励是造成我国经济外资依赖特征的重要原因,而这种由制度约束引发的外资依赖会对我国经济增长产生不利的影响。

　　因此在现阶段放松对国内民营部门的体制性限制,恢复对外资部门的“国民待遇”,创造一个基于平等原则下的市场竞争环境是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举措。此外,改变现有错误的发展理念,树立“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和以自主创新为基础的发展格局;促进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发挥以缩小国内外企业的技术差距也都是关乎我国经济发展前景的重要政策取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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