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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索洛1956年将技术进步因素引入经济增长模型，将经济增长中不能由要素投入解释的部分归因于技术进步，这里，将技术进步是看成外生的，可以用一个时间变量来代替。JohnKendrick于1976年将此技术进步解释为由人力资本、制度、结构等其他因素决定的一个综合因子，并称之为全要素生产率。因此，索洛模型是间接考虑人力资本的经济增长模型。扩展的索洛增长模型是在增长方程中，将人力资本作为与物质资本、劳动同等性质的要素投入看待，将技术进步率看成外生的变量，实际上是卢卡斯人力资本外部性模型的一种变形，用公式表示为:Yt=AF(Kt，Lt，Ht)或其中，Yt=AKαtLβtHγteμt其中，Yt、Kt、Lt分别代表产出(国内生产总值)、资本(资本形成总额)、劳动(就业人数)，Ht代表人力资本(人力资本综合存量)，在研究中所用的人力资本指标有平均教育年数、(政府或公共)教育经费支出、教育投资存量、教育总年限等，此处用上文中的人力资本综合指标体系衡量。A为技术进步率，α为资本产出弹性，β为劳动产出弹性，γ为人力资本产出弹性，假定规模报酬不变，则α+β+γ=1。μt为模型随机干扰项，由制度、结构等未观测变量所决定。对两边取数变换后的模型如下:lnYt=δlnAt+αlnKt+βlnLt+γlnHt+μt所示，经济增长率可以分解为技术进步率与技术进步产出弹性乘积、资本增长率与资本产出弹性乘积、劳动增长率与劳动产出弹性乘积、人力资本增长率与人力资本产出弹性乘积四个部分构成。

　　3．2样本数据与计算结果

　　模型的样本数据是采用1990－2010年国家统计局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以1990年不变价格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Y(GDP)、资本投入(资本存量)K、劳动投入L以及人力资本存量H，国内生产总值、资本总额、就业人数、人力资本综合存量等指标都经过了技术处理，本文采用科克伦－奥克特迭代法来处理原模型，加入了被解释变量的一阶自回归AＲ（1）和二阶自回归AＲ（2），其目的是为了消除计量经济模型中出现的序列相关性。由得出的扩展索洛模型可知，资本要素Kt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57%。这是一个综合的测算结果，在对人力资本变量样本数据的选取上我们是在对前面综合评价计算结果基础上进行的，因此，57%的贡献率中有很大一部包含了技术进步方面的因素，这主要是方法和变量选取问题。但是，无论采取何种方法和变量的设置与选取，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很难严格区分开，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是相互重叠的。技术进步也好，人力资本存量也罢，最终体现在经济增长中的要素里面最根本的还是劳动者智力这一根本的因素，这才是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最根本的方面。

　　我国人力资本综合存量从1990年到2010年逐年递增，2010年达到最高，表明我国越来越重视人力资本对经济的影响，重视加大人力资本的投入以进一步促进经济发展和建设。我们的模型结果表明:中国经济的发展已经越来越依赖于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两大要素，而劳动力数量方面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开始递减。

　　4、结论与建议

　　本文从教育、劳动力再培训、劳动力身心健康和劳动力合理流动四个维度建立人力资本综合测量体系，通过因子分析法对人力资本的综合水平进行了衡量，利用扩展Solow模型，并结合最新人口统计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正逐渐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影响因素，劳动力数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逐渐减弱。

　　在我国经济发展的新阶段，如何在控制人口数量和提高经济发展水平方面协调各项工作成为当前的热点问题。为此我们提出以下建议:

　　4．1重视教育，全面挖掘教育资源提升教育实力

　　第六次人口普查统计结果显示，我国人口的学历结构还是比较低的，大专学历人口比例只有8．93%，高中学历人口14．03%。这与发达国家的教育情况相比还是非常低的。特别是综合国力排在全球前十名国家相比，我们就差得更远了。因此，我们现在还不是真正的大国和富国，我们还没有坚实的内在自信和外在发达的科技水平。教育是立国之基石，人才是强国根本，科技是发展之力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在教育上下大力气，加大投资，注重各类人才的培养，尤其是基础教育的投入，做到全面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科技素质。

　　另外，我国目前面临具有较高素质和技能的劳动力(即较高人力资本存量)供不应求的窘境，特别是高技术人才、风险管理、企业经营等具备核心关键技术能力的人才严重匮乏。这就要求我们首先要大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采取有力措施加大人力资本投资，迅速提高人力资本素质，全面挖掘教育资源提升教育实力。其次，创新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发展模式，为社会发展培养创新型人才。

　　4．2加大人力资本的投资，培养中高端人才

　　通过分析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我们发现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远远大于劳动力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人力资本以知识、技能等形式表现出来，效率和收益呈递增趋势，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密不可分。

　　所以，在新经济形式和环境中，资源约束条件下，中国未来的发展，要摆脱“世界加工厂”这种自娱自乐式的自我陶醉，要走资本密集和知识技术密集型发展道路。

　　目前，中国已经开始出现劳动力要素的供给递减，在这样一种现实的情况下，想要保持一个高速增长的状态，唯有提高人力资本的积累和依靠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最终通过技术进步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增长。这就需要我们做到以下三点，一是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加大政府对教育的重视和经济投入推动发展的传统模式，提高教育财政经费比重。同时要改善政府投资结构，重点倾斜于基础教育领域，致力于帮助贫困而无能力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人获得生存技能。从整体上全面有重点提升人力资本和改善人力资本结构。二是推动人力资本投资的多元化发展。

　　教育投资具有很强的外部效应，除了政府之外，应鼓励个人投资和社会各界投资办学，推动教育产业化，加强企业对人力资源的管理，鼓励企业对人力资本投资，实现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从劳动者个人角度出发，积极提倡“终生就业，终生培训”的观点，营造职员积极参加在职培训及各种再教育的氛围。三是加快推进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完善劳动力市场，健全以市场供求为基准的灵活用工制度，使劳动者的收入与能力相匹配，强化人力资本投资诱因，形成人力资本投资与经济发展良性循环。加大人力资本投资不仅有利于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增长，还有利于改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向精细型良性循环发展的轨道上转变。

　　4．3优化我国产业结构，重视老年人力资本

　　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关键在于技术创新与进步，特别是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在人口红利逐渐减少的情况下，必须转变并优化我国经济增长方式。人口红利消逝带来的劳动力比较优势的逐渐削弱，终将打破依靠生产要素投入推动发展的传统模式，我国过去依靠劳动力要素投入的增长方式也将难以持续。长远来看，人口红利终将消失，我们必须将经济增长建立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依靠技术进步与创新，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而且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要切实重视对老年人力资本的开发和利用，一来可以充分发挥老年人的“余热效应”，二来可以有效降低老年人口抚养比。发达国家先于中国进入人口负债阶段，因此在开发老年人力资本市场方面起步较早，经验丰富。例如2001年《欧洲就业指南》要求各成员国采取措施保障老年人的继续教育和培训机会，并积极实施“终身培训”、“工作再设计”、“特殊培训”等战略，以维系老龄工人的能力和技能。日本在《老年人稳定就业相关法》中鼓励设立“老年人工作经验活用中心”，为60岁以上的老年人提供短期工作的机会。这些都是值得我国借鉴的做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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