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投稿_医学论文投稿_核心期刊,职称论文投稿发表_论文部落

　　【内容摘要】运用作者提出的AECI指数法并借助人口模拟，对1980～2050年中国人口老龄化经济压力的强度、趋势和调控进行系统的定量分析和国际比较，发现:本世纪上半叶中国将面临巨大的人口老龄化经济压力，按中方案预测，2020年代中至2030年代末将是压力增大最快时期，压力高峰将出现在2040年前后，高峰时的压力将可能达到2010年压力的4倍;巨大的人口老龄化经济压力将有可能显著地削弱中国崛起的后劲;缓解未来人口老龄化经济压力必须以经济手段为主、人口手段为辅;在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前提下中等幅度逐步放宽现行生育政策，既可有效地缓解未来人口老龄化经济压力，又可同时将人口规模压力控制在可承受范围内，这是调控中国人口老龄化经济压力的合理路径。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经济压力;调控;生育政策

　　1、引言

　　人口问题始终是影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而人口老龄化是本世纪上半叶中国面临的最大人口挑战之一。长期以来，我国学术界和决策部门已经认知中国将面临严峻的老龄化挑战，但由于缺乏可靠的定量分析，对未来人口老龄化给经济社会发展造成的影响的严重程度和时间分布一直缺乏准确和清晰的认识，从而妨碍了对这一关乎本世纪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大人口问题的理论研究和政策响应。

　　例如，我国现行的生育政策是否应当调整以及应以多大的力度调整，是当前亟待科学决策的重大战略问题。缓解老龄化经济社会压力是生育政策调整的主要动因之一，确定生育政策调整的必要性和力度有赖于对未来老龄化经济社会压力的认识。为此，迫切需要科学地认识我国的人口老龄化经济社会压力及其调控途径。

　　定量评估人口老龄化经济社会压力一直是人口学的难题。自从19世纪中叶人口老龄化最早在法国出现以来，各国人口学家就从未停止研究这一人口现象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UnitedNations，1956)。不过，长期以来，传统的方法是通过研究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经济社会问题直接评估老龄化的经济社会压力。由于老龄化经济社会影响的复杂性，这类方法不仅存在争议(HenripinandLoriaux，1995)，而且也一直没有解决通过一个或一系列统计指标对老龄化的宏观经济压力进行综合量化评估的问题。

　　笔者2009年发表了一篇论文，在对世界各国大量的、更为可靠的人口老龄化和经济发展数据(包括各国1980年以来各年的观测数据和未来直到2030年各年的预测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的基础上，首创了定量评估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发展协调性的AECI指数法，并初步成功地将该方法用于定量评估人口老龄化经济压力(莫龙，2009)。与传统的方法不同，新方法通过建立一个统计指数，定量地评估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发展的协调性，进而定量地评估人口老龄化的宏观经济压力，实现了人口老龄化经济压力的“可量化”，从而在方法论上使科学评估人口老龄化的经济压力并以此为基础研究其因应之策成为可能。本文将主要运用这一新方法，结合运用其它方法，对我国的人口老龄化经济压力及其调控这一重大问题进行系统深入的定量研究和国际比较，主要回答如下重要问题:过去、现在和将来中国的人口老龄化经济压力到底有多大?动态趋势如何?中国的人口老龄化经济压力是否应当调控?能否调控?如何调控?通过调整现行生育政策缓解未来中国人口老龄化经济压力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如何?

　　2、方法、假设和数据

　　本文运用作者提出的AECI指数法并借助人口模拟，采用人口与经济领域各主要国际权威机构最新发布的关于中国和世界各国1980～2050年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发展更为可靠和可比的统计数据(包括观测数据和预测数据)，对这一时期中国人口老龄化经济压力的强度、趋势和调控进行系统的定量分析和国际比较。

　　2．1定量评估人口老龄化经济压力的方法

　　本文采用笔者2009年提出的上述新方法定量评估中国的人口老龄化经济压力。该法的核心是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发展协调指数(AgeingandEconomicsCoordinationIndex，简称AECI指数)。该指数通过测度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发展的协调性，反映人口老龄化的宏观经济压力。

　　描述了2010年人口超过500万的103个国家(地区)①关于当年人口中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与人均GDP这两个变量的散点分布。我们发现，分别反映老龄化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的这两个变量之间具有高度正相关的关系(相关系数高达+0．822)。即一般来说，经济发展水平越高，老龄化水平往往也越高;并且，这种相关关系可以用三项式回归曲线较好地拟合(吻合度R2=0．805)。

　　对历史数据的进一步分析表明，上述现象并非仅发生在某一年份或部分国家的偶然现象。事实上，在世界范围内和在1980～2010年长达31年的时间里，上述两个变量之间的数量关系历年都表现出稳定的高度正相关的规律②，而且这一规律都可以用曲线型回归曲线加以表征和描述。

　　基于此，以2010年为例，我们将图1中的回归曲线视为老龄化水平(老年人口比重)和经济发展水平(人均GDP)相互关系的一般规律。这一规律的基本特征是:一般来说，人均GDP越高的国家，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往往也越高。进一步，我们用2010年各国散点与这条回归曲线(一般规律)的垂直距离测度2010年该国这两个变量之间的协调程度，以AECI指数表示，称之为人口老龄化和经济发展协调指数。

　　除个别国家因缺乏数据未被列入外，这103个国家(地区)包括了其余全部人口超过500万的国家(地区)。去掉人口不足500万的国家(地区)是为了避免人口规模小的国家人口、经济现象的偶然性对研究结果的影响。

　　在全部人口在500万以上并有相关数据的国家(地区)中计算，1980～2007年每年的相关系数都保持在+0．787至+0．884之间(莫龙，2009);2008～2010年各年的相关系数依次为+0．841、+0．841和+0．822。

　　更为一般地，我们可以按照这一原理定义和计算某一国家在某一时点(可以是基准年以外的年份)以基准年(为2010年)标准计算的AECI指数。这时AECI指数被定义为，绝对值等于该国该时点上述两个变量的散点到基准年回归曲线的垂直距离，散点位于该回归曲线上(下)方时，AECI分别取正(负)值。例如，2030年中国以2010年为基准年计算的AECI指数为+3．5，其绝对值等于中国2030年的散点到基准年(2010年)各国回归曲线的垂直距离，由于该散点位于回归曲线上方，故AECI指数取正值。

　　AECI指数反映的是，和基准年世界各国的一般规律(由回归曲线表征)相比，该时点该国以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为代表的人口老龄化水平与以人均GDP为代表的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相对协调程度。如果AECI≥1，说明老龄化超前于经济发展(这时相应国家的散点位于基准年回归曲线之上);－1＜AECI＜1，说明老龄化与经济发展基本同步(这时相应国家的散点位于基准年回归曲线附近);AECI≤－1，说明老龄化滞后于经济发展(这时相应国家的散点位于基准年回归曲线之下)。AECI的绝对值越高，说明不协调的程度越大。

　　宏观而言，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发展形成的压力来源于老龄化超前于经济发展的不协调性，人口老龄化进程越是超前于经济发展水平，对经济发展形成的压力就越大。这一推断基于如下理论:一方面，从原因来说，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例如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人口老龄化是经济社会进步的必然产物。反映在经济层面上，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表现出这样的一般规律，即一般来说，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社会(国家或地区)，人口老龄化水平越高，反之亦然;另一方面，从结果来看，经济社会进步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抵消人口老龄化的负面影响，人类社会具有适应老龄化的能力。因此，当人口老龄化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相协调或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时，老龄化并不会对经济产生压力，因为社会有足够的经济资源用于解决老龄化带来的经济问题。只有当人口老龄化水平超前于经济发展水平时，老龄化才会对经济产生压力。例如，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出现的“未富先老”和在一些发达国家出现的“虽富太老”就是人口老龄化超前于经济发展进而对经济形成压力的典型实例。归根结底，老龄化经济压力的大小取决于老龄化超前于经济发展的程度。

　　正是基于这一原理，上述AECI指数通过测度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发展的协调性反映了宏观上老龄化的经济压力。AECI的值越高，表明老龄化超前于经济发展的程度越高，老龄化的宏观经济压力也就越大。

　　2．2定量评估生育政策与未来人口老龄化经济压力关系的方法

　　首先，我们设计了2010～2050年我国生育政策调整的4个方案，包括低方案(微调放宽)、中方案(中幅放宽)、次高方案(较大幅放宽)和高方案(大幅放宽)。这4个方案是按照放宽现行生育政策的不同幅度设计而得。设计时参考了联合国(2009)关于同期中国总和生育率变化趋势的预测。

　　同时，还考虑了放宽政策后生育水平的反弹势能和未来经济社会发展对生育率的抑制作用。4个人口老龄化对经济产生影响的机制十分复杂。从AECI指数的构造可以知道，本文所指的(即AECI指数测定的)老龄化经济压力是指某个国家由于人口老龄化超前于经济发展形成的宏观上的经济压力。同时，该指标具有相对性，反映的是某个国家与世界各国比较而言，人口老龄化经济压力的相对大小。需要注意的是，AECI指数直接测度的是某个国家所承受的人口老龄化经济压力，而不是这个压力对该国经济造成影响的实际后果，尽管通常两者之间有高度的相关关系。两者的这种关系有如“人承受的大气压力”和“大气压力对人的实际影响后果”之间的关系。关于AECI指数的计算公式以及AECI指数法的原理、适用性、可靠性及局限，参见莫龙(2009)。

　　都假设从2013年开始至2050年分阶段渐进式调整生育政策。设计时我们设想通过实施以下生育政策实现中、次高和高方案关于生育水平的假设。各方案2010～2012年政策均不变。中方案(中幅放宽):2013～2015年城乡“单独”夫妇(至少一方为独生子女的夫妇，下同)和农村独女户允许生育2孩、杜绝3孩及以上;2016～2022年城市“单独”夫妇和农村普遍允许生育2孩、杜绝孩及以上;2023～2040年城乡普遍允许生育2孩、杜绝3孩及以上。次高方案(较大幅放宽):2013～2015年城市“单独”夫妇和农村普遍允许生育2孩、杜绝3孩及以上;2016～2040年城乡普遍允许生育2孩、杜绝3孩及以上。高方案(大幅放宽):2013～2022年生育政策同上述次高方案;2023～2040年放开生育政策。各方案2041～2050年均视届时的人口、经济和社会状况再选择合适的生育政策以实现本方案假设的生育水平。

　　作为对比，我们还设计了现行生育政策不变方案。对我国目前的生育水平，多数学者及官方估计在1．5～1．8孩之间(穆光宗等，2011)。美国人口咨询局估计2010年为1．5孩(PRB，2010)，联合国估计2010年为1．6孩(UnitedNations，2011)。

　　我们在设计生育政策方案时取上述意见的折中，假设2010年我国的总和生育率为1．6孩。根据这样的设计，我们分别对以上各方案期内总和生育率的变化作出假设。

　　其次，分别按照各个方案的总和生育率假设模拟该方案2010～2050年中国人口的变动。除总和生育率外，各方案模拟中使用的其它人口参数都控制为相同。

　　最后，运用AECI指数法对各方案人口模拟获得的2010～2050年人口中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及同期中国人均GDP的变化进行分析，由此得以揭示2010～2050年不同生育政策方案下中国人口老龄化经济压力的变动趋势。

　　2．32011～2050年中国人均GDP预测方案

　　在展望2011～2050年中国的人口老龄化经济压力时，为了计算AECI指数，首先要对期内中国的人均GDP进行预测。

　　如上设想的政策在实践中不一定能够准确地实现各方案设计的生育率，因为我们关于两者之间对应关系的估计仅仅基于经验判断。不过，这并不妨碍本文结论的客观性和准确性。这是因为，本研究设计这些方案的目的是厘清如果实施不同放宽幅度的生育政策将分别对未来人口老龄化压力和人口规模压力产生什么影响。如果实践中这些方案的生育率不能通过实施上述政策得以实现，完全可以通过完善这些政策或另行设计其它政策加以实现。

　　根据世界银行(WorldBank，2008)、亚洲开发银行(AsianDevelopmentBank，2010)、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Maddison，2007)、美国投资公司高盛(O’NeillandStupnytska，2009)和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智库(EIU，2010)等机构的最新预测，可分别得到这些机构关于2030年中国人均GDP的预测值。其中，高盛的预测最为乐观，其次依次是世界银行、《经济学人》和亚洲银行的预测，OECD的预测值最低。另外，高盛还对2011～2050年其它年份中国的GDP做出了预测(O’NeillandStupnytska，2009)。基于此，我们取高盛关于2011～2050年中国人均GDP的预测作为本文的高方案预测;同时，取上述5个机构预测的平均值和OECD的预测值分别作为本文中、低方案2030年中国人均GDP的预测值，并根据上述各方案已有的预测值，按“等比例”原则推算出本文中、低方案2011～2050年其它年份中国人均GDP的预测值。作为预测基点的2010年人均GDP为世界银行估计(WorldBank，2010)。高盛公司(GoldmanSachs)是一家著名的国际投资银行和证券公司，向全球提供广泛的投资、咨询和金融服务，总部设在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