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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方面，基于趋势评分匹配的双重差分法能较好地控制上述“选择偏差”问题(Khandkeretal．，2010)。该方法的原理如下:首先，借助特征变量重估每一观察对象成为处理组的概率，即趋势评分pi(X)=Pr(Di=1|Xi)=F(h(Xi))。其中，Di代表处理组哑变量，F(．)为Logistic分布函数，h(．)为第i个地区特征变量(Xi)的线性函数。然后，根据趋势评分结果，重新匹配处理组与参照组。匹配的准则是趋势评分必须满足平衡性(balancingproperty)。所谓平衡性，是指当该属性得到满足时，以pi(X)为条件将样本划分为若干组，在每一组里处理组的选择都是随机的(袁诚、陆挺，2005)。最后，利用匹配后的数据，开展相关实证分析。

　　本文的实证研究使用上述计量方法，以同时控制“选择偏差”和各类固定效应。根据样本数据，处理组(民族县)与参照组(非民族县)的确不是随机划分的，而是存在系统性差异。1999年(实施民族地区转移支付政策的前一年)，相比于参照组，处理组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低，财政收入较少，但财政支出并不少;产业结构以农业为主;政府规模较大，总人口较少，人均耕地较多，但文盲率也较高。经过趋势评分匹配之后，“选择偏差”得到了控制。仍由表1，选取人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等变量作为特征变量进行趋势评分，并保留通过平衡性检验的评分结果，发现民族县与非民族县在上述各方面的差异均显著缩小了:除了人口规模和文盲率，其他特征变量的差异不再显著。

　　利用上述经过趋势评分匹配后的数据，建立双重差分法的计量模型，方程如下:yit=α0+γ1·EFFECTit+γ2·MZXit+γ3·POLICYt+β·Zit+αi+αt+uit(3)其中，yit是被解释变量;MZXit是处理组哑变量(MZXit=1表示匹配后的处理组，MZXit=0表示匹配后的参照组)，POLICYt是政策变化哑变量(POLICYt=1表示政策实施后的年份，POLICYt=0表示政策实施前的年份);EFFECTit是核心解释变量，等于处理组哑变量与政策变化哑变量的交叉项(EFFECTit=MZXit×POLICYt)，其回归系数γ1即政策效应;α0是常数项，αi和αt分别代表地区(县级或省级)和时间的固定效应;Zit是控制变量，uit是随机扰动项;与γ1相似，γ2、γ3和β也是回归系数。

　　为了使回归系数能够反映政策效果的强度(即回归系数数值大小不受变量原始数值大小的影响)，后续实证分析还考虑了相关变量的自然对数。计量方程如下:ln(yit)=α0+γ1·EFFECTit+γ2·MZXit+γ3·POLICYt+β·ln(Zit)+αi+αt+uit（4)

　　四、数据和变量

　　(一)数据来源

　　本文实证分析所用数据来自历年《全国地市县财政统计资料》、《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中国县(市)社会经济统计年鉴》和《中国分县农村经济统计概要》，以及《新中国55年统计资料汇编1949—2004》、1990年和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这些数据包含了1993年至2003年，中国大陆31个省区、1600多个县、近400个县级市和800多个市辖区的共计27937次观察。这些观察涵盖了上述地区的政府一般预算收支及其细分项、工农业总产值(或国内生产总值)、农业总产值和工业总产值(或第一产业增加值和第二产业增加值)、政府间转移支付、财政供养人口、总人口、耕地面积和文盲半文盲人口等指标。

　　(二)变量设置

　　1．被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包括公共支出差异和经济发展差距两类。一方面，用公共支出水平(县级地区的人均实际本级财政支出及其细分项)和公共支出结构(县级地区非行政管理支出占比和行政管理费占比)来反映公共支出差异。(1)人均实际本级财政支出越多，说明公共支出水平越高。(2)非行政管理支出占比越高，说明公共支出结构越有利于经济发展和改善民生。这是因为，非行政管理支出包括教育支出、社会保障支出、基本建设支出和农林水气事业费，这些公共支出能够促进当地的人力资本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和农业发展，提高消费能力或改善消费预期，维护社会稳定。另一方面，经济发展差距包括县级(县级地区人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的自然对数)和省级(省以下县级地区人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的基尼系数)两类变量:(1)其他因素保持不变，民族县人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快于非民族县，说明民族地区转移支付政策有利于缩小地区间经济发展差距。(2)民族省区的县级人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基尼系数相对越高，说明民族地区与非民族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越大。

　　2．主要解释变量

　　政策效应变量作为关键变量，是政策变化哑变量与处理组哑变量的交叉项，其回归系数反映民族地区转移支付政策的效应。其中，使用县级数据时，政策变化哑变量是以民族县作为处理组，以非民族县作为参照组;使用省级数据时，分别以民族省区和非民族省区作为处理组和参照组。

　　3．其他解释变量

　　依据已有文献(Hamilton，1983;Bakeretal．，1999;Knight，2002;Tsui，2005;乔宝云等，2006;Tochkov，2007;尹恒等，2007;Lou，2008;Qiaoetal．，2008;Yao，2008;陈诗一、张军，2008;郭庆旺、贾俊雪，2008;袁飞等，2008;尹恒、朱虹，2009;Zou，1996;Rozelleetal．，1998;Martin，1999;ParkandPhilippopoulos，2003;EconomidesandMiaouli，2006)，还控制了经济发展水平(人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或人均实际本级财政收入)、产业结构(第一产业增加值或第二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政府规模(财政供养人口占比)等相关因素。

　　此外，还需要说明:(1)所有名义值均使用GDP平减指数剔除了物价波动的影响。(2)由于政策实施前后，个别变量的统计方法发生了变化，在设置变量时考虑了上述变化，以保证变量含义的一致性。

　　五、民族地区转移支付政策对地区间公共支出差异的影响

　　(一)基准回归结果及其分析

　　首先，以县级地区人均本级财政支出作为被解释变量，分别使用普通双重差分法和基于趋势评分匹配的双重差分法对等式(3)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见表2。表2显示，民族地区转移支付政策显著促进了民族县公共支出水平的相对增长:无论采用哪种计量方法，分析结果均显示在其实施后的3年里(2001—2003年)，该项政策导致民族县人均实际本级财政支出发生了相对增长，而且增长幅度不小(15—20%之间)。

　　若干控制变量也对民族县公共支出水平产生了影响:人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的回归系数为正，符合Wagner法则———经济发展水平越高、民众对公共服务的需求越大(RosenandGayer，2008);农业产值占比的回归系数为负，说明以农业为主的县级地区公共支出水平相对较低，符合中国实际情况(Tsui，2005);财政供养人口占比的回归系数为正，且系数数值较大，这与直觉相符，即政府规模越大、人均财政支出也越多;总人口的回归系数为负，即人口规模越大、人均财政支出越少，说明公共品供给存在一定的规模经济。

　　然后，分别以县级地区非行政管理支出占比和行政管理费占比作为被解释变量，使用基于趋势评分匹配的双重差分法对等式(3)和(4)进行回归分析，发现:一方面，民族地区转移支付政策不仅促进了民族县公共支出水平的相对增长，而且相对增加的公共支出主要被用于有利于当地经济发展的教育、社会保障、基本建设和农业发展等领域。另一方面，政策效应变量的回归系数并非逐年递增:(1)以非行政管理支出占比作为被解释变量，回归系数在2002年最大，其他年份的数值较小。(2)以人均公共支出取自然对数作为被解释变量，回归系数数值在2001年最大，之后两年数值较小。上述结果说明，在实施一段时间后，民族地区转移支付政策减少民族县与其他地区公共支出差异的效应并非逐年增强。综上，基准回归结果支持理论假说1和推论1。

　　(二)稳健性检验

　　1．考虑计量模型设定与政策实施情况的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