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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准回归对处理组和参照组的设置，与民族地区转移支付政策的实施情况不完全一致。样本数据的描述性统计发现，2001—2003年期间，民族地区转移支付并非都发放给民族县，也有一些非民族县(有少数民族居民，但未被认定为民族县)获得了这类转移支付。为此，将2001—2003年期间，实际获得民族地区转移支付的非民族县视为民族县，补充到处理组里，根据回归结果，发现调整处理组设定，该项政策仍显著减少了民族县与其他地区的公共支出差异，且上述作用也不是逐年增强。因此，没有证据显示计量模型设定与政策实施情况之间存在的差别会改变基准回归结果。

　　2．考虑公共支出细分项目的绝对水平

　　在公共支出结构发生积极变化的同时，民族县各项非行政管理支出的绝对水平是否也相对增长了，基准回归未作分析。以县级地区的人均实际教育支出、社会保障支出、基本建设支出和农林水气事业费作为被解释变量。回归结果显示，民族县各项非行政管理支出的绝对水平发生了显著的相对增长。

　　3．调整时间窗口

　　基准回归使用的是政策实施前后各一年的数据，其结果可能受特定时间窗口的影响。为此，使用1999—2003年多年(不包括2000年—政策出台当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回归结果发现调整时间窗口之后，政策效应变量的回归系数符号保持不变，数值略有变化，且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因此，基准回归结果并不依赖于特定时间窗口。

　　4．考虑其他政策的影响

　　分别以1999—2000年、1993—2000年以及1998—1999年作为时间窗口，对等式(3)和等式(4)进行计量分析。回归结果发现基准回归结果发生了明显变化:政策效应变量的回归系数或数值明显减小，且显著程度有所下降;或符号出现反转。这说明基准回归结果反映的是民族地区转移支付政策的效应，而非其他政策。

　　此外，还尝试了单独控制某些重要政策。这些政策主要是国家扶贫政策和西部大开发战略。

　　(1)在经过趋势评分匹配后的样本里，去掉属于国定贫困县或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的观察值，再使用双重差分方法进行实证分析。回归结果显示，政策效应变量的回归系数符号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数值相近，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2)在样本里仅保留西部大开发战略覆盖的12个省区的观察值。回归结果发现控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影响，虽然回归系数的显著程度有所下降(主要原因是由于样本限制在12个省区，观测值大幅减少)，但民族地区转移支付政策减少民族县与其他地区公共支出差异的结论仍然成立。

　　六、民族地区转移支付政策对地区间经济发展差距的影响

　　(一)县级数据的回归结果及其分析

　　以县级地区人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的自然对数作为被解释变量，控制投资、劳动力投入、人口素质、产业结构、政府规模和自然禀赋等因素，并将时间窗口设定为1999—2003年，使用基于趋势评分匹配的双重差分法对等式(4)进行回归分析，显示:政策效应变量的回归系数值是0．0238，但不显著。这说明民族地区转移支付政策并未显著促进民族县人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的相对增长。

　　调整时间窗口(扩大至1993—2003年)，或在样本里剔除国定贫困县(或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或仅保留西部大开发战略12个省区的观察值，结果也见表4。表4显示:仅当扩大时间窗口时，政策效应变量的回归系数符号为正且显著;而控制国家扶贫政策或西部大开发战略，回归系数的符号虽仍为正，但也不显著。上述结果说明，就县级数据而言，未得到可靠证据支持假说2。

　　(二)省级数据的回归结果及其分析

　　改用省以下县级地区人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的基尼系数作为被解释变量，并控制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和财政体制等因素，使用普通双重差分法(由于省份数量有限，未使用基于趋势评分匹配的双重差分法)对等式(3)进行回归分析。回归结果显示，民族地区转移支付政策导致民族省区人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的基尼系数相比于非民族省区下降了4．53个百分点，且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稳健性检验的结果与使用县级数据的情况相似:仅当扩大时间窗口时，回归系数显著。相比于县级数据，使用省级数据得到的实证结果虽较为显著，但仍不足以作为支持假说2成立的可靠证据。

　　七、结语

　　本文对财政分权体制下民族地区转移支付政策的效应做了理论分析，并利用1993—2003年中国县省两级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

　　1．与理论假说1一致，民族地区转移支付政策减少了地区间的公共支出差异。具体影响包括:

　　(1)该项政策不仅显著促进了民族地区公共支出水平的相对增长(增长幅度达到了15%—20%)，而且显著促进了民族地区公共支出结构的相对优化(非行政管理支出占比相对提高了约2%)。不过，上述促进效应并未显示出随时间不断增强的态势。(2)该项政策还显著促进了民族地区教育、社会保障、基本建设和农林水气事业费等公共支出项目绝对水平的相对增长。上述研究结论十分稳健。

　　2．与理论假说2不一致，民族地区转移支付政策并未显著促进地区间经济发展差距的缩小。

　　使用县省两级数据，均未得到该项政策显著缩小民族地区与其他地区之间经济发展差距的可靠证据。这既可能是由于实证研究仅考虑了政策实施后3年的情况(2004年起出台相似政策，不纳入分析)，也可能是因为该项政策产生的积极影响还不足以促进民族地区经济更好更快地发展。

　　根据上述发现，本文得出以下结论:在财政体制相对不成熟、不完善的发展中国家(例如中国)，民族地区转移支付这类政府间转移支付能发挥均等化效应(减少了公共支出差异、有利于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但程度有限(未能改善地区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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