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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月收入3500元是区隔新生代农民工消费结构差异的重要节点。如图2所示，新生代农民工在饮食、服装、住房、娱乐交际和子女的消费金额高于其他项目，随着收入的提高，他们在十个消费项目的消费金额都呈现增加的趋势。月均收入为1500元、2500元和3500元的群体消费结构的消费金额趋同，而4500元和5000元群体消费结构的消费金额趋同，而且3500元和4500元两类群体消费结构的消费金额出现较大差距。这说明该群体的月均收入达到3500元后，其消费支出的项目发生了显著变化，也就是说3500元为区隔该群体消费结构差异的重要节点。
　　当月均收入超过3500元后，新生代农民工在伙食、服装、住房、娱乐交际和子女的消费金额呈现较大幅度的增加，而在日用品、交通等其他方面的增幅很小。当月均收入低于3500元时，他们的消费主要用于满足日常生活的需求；当超过3500元后，他们开始满足伙食、服装和娱乐方面的需求；而超过4500元后，他们在消费结构中的消费金额趋同，这也说明月均收入4500元能使得该群体过上较为舒适的生活，“小康”生活品质自然形成。
　　（二）消费倾向以及消费收入弹性分析
　　第一，随着收入水平的提升，新生代农民工平均消费倾向呈下降趋势。如图3所示，随着收入的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平均消费倾向呈下降趋势，这符合凯恩斯消费函数理论中平均消费倾向递减的规律。当月均收入低于3500元时，他们的基本生活需求没有得到满足，因而随着月均收入提高到3500元时，他们仍会继续提高支出金额以满足自身的基本生活需求；而当超过3500元后，他们的平均消费倾向就趋于稳定，这表明月均收入3500元是该群体在城市打工维持基本安稳生活的临界点。同时，因为较高的收入已经能够保证他们的基本生活需求，所以支出增长的幅度会低于收入增长的幅度，这就造成了他们的平均消费倾向逐渐降低。
　　第二，新生代农民工边际消费倾向较低，其整体消费状况不容乐观。新生代农民工的边际消费倾向呈现先增加后减小的趋势，其值位于0.14至0.35间（见图4），月均收入4500元是拐点。该群体的边际消费倾向变化和凯恩斯消费函数理论中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的规律不完全相同，这与他们所处的社会现状有关。当月均收入达到3500元前，其边际消费倾向呈小幅上升趋势，此时收入主要用于满足其日常生活的基本需求；而达到3500元后，其边际消费倾向大幅上升，此时其收入不仅能够满足日常生活所需，还能够满足他们更高的物质和精神追求；当超过4500元时，其边际消费倾向大幅下降，这阶段他们对于物质和精神的需求获得了较大程度的满足，生活较安稳。这再次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只有在月均收入超过3500元时才能较大程度释放他们的消费欲望，使得他们进行多元消费；当达到4500元时，其生活可算达到“小康”水平。
　　第三，月平均收入3500元是区隔新生代农民工消费收入弹性的临界点。如图5所示，根据不同收入水平新生代农民工在十个消费项目中的弹性变化，发现当月均收入小于3500元时，十个消费项目的弹性均小于1；而超过3500元后，不同收入水平群体的消费收入弹性发现较大变化，大多数弹性值都大于1。这表明3500元是该群体消费收入弹性由缺乏弹性变为富有弹性的临界点。
　　伙食的弹性变化不大，始终小于1，这是因为伙食是他们生存的必需品，因而其弹性值为缺乏弹性；日用品、交通、服装、娱乐交际和子女费用随着收入的提高而弹性值在增加，最后弹性值都高于1。这说明随着收入的增加，他们对以上5项消费品的消费金额大幅增加。当月均收入超过3500元后，这5项消费品变得富有弹性。而以上5项消费品大多属于娱乐休闲性生活资料，当他们的收入提高后，首先满足自身日常生活的必要需求，而当获得足够高的收入时，他们对于娱乐休闲的需求就会大幅增加；住房和水电煤在3500-4500元和4500-5000元具有较大差异，在3500-4500元住房和水电煤富有弹性，而4500-5000元中住房缺乏弹性，水电煤变为负弹性。通过对该收入区间人群的职业进行分析，发现3500-4500元中有74.3%人是技术员和基层管理者，而4500-5000元中有89.5%的人为技术员和基层管理者，3500-4500元区间的新生代农民工可能由于收入较高，选择外出租房，而且对所租房子的环境要求较高，因此住房和水电煤方面的弹性更高。而4500-5000元区间的人因为收入很高，可能职业上取得较大的发展，其中51%的人为基层管理者，因而可能住在所在公司专门配置的房子，其对住房的需求大幅下降，水电煤的费用也不需要自己支出。
　　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