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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基础设施完善程度越高，企业在生产成本（特别是运输成本）中的投入相对就越低，回收资本利润的速度也就越快。同时，完善的基础设施建设有利于企业产品服务向周边地区的扩张，扩大企业规模，从而赚取更多利润。所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有利于吸引FDI。
　　2对于回归结果与我们预期不符的两个变量，我们分析如下：
　　（1）市场容量是经济发展的客观原动力，市场容量的提升反映出市场需求量的增大。对产品需求的增大对吸引FDI应该有促进作用。但是我们的回归结果却显示市场容量与FDI的增长存在负相关性，并且不显著。我们认为这有可能是因为用人均GDP来刻画市场容量并非十分恰当。因为在我们的样本数据中，部分国家的国情特殊，比如中国、印度等国，市场容量巨大，但人均GDP却很低，人均GDP并不能很好地反映出市场容量。另一方面，市场容量的扩大往往伴随着消费者可支配收入的增加，这通常会导致物价水平的上升，进而对FDI的引进产生负面影响。
　　（2）一国的工资水平反映出该国的劳动力成本，劳动力成本越低，国外投资者往往更愿意到该国进行投资。但回归数据却与我们预期不符，我们认为可能是因为以下原因：不同的国家要素密集程度不同，发展中国家倾向于吸引劳动密集型生产企业，而发达国家则相对更吸引资本、技术密集型的企业投资生产。对于劳动密集型企业来说，低的劳动力成本确实有很大吸引力；但对资本、技术密集型企业来说，尽管较低的劳动力成本总是被偏好的，但由于行业的特殊性，劳动力成本往往较高，因此劳动力成本可能不会成为这些企业的主要考虑因素。在我们的数据样本中，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各占一半，所以笼统地来分析工资水平对FDI的影响也许是不合适的。
　　（六）模型修正及检验
　　基于对初步回归模型结论的分析，我们进行了如下修正与检验：
　　1加入虚拟变量一发展程度。
　　由于在我们选取的样本数据中，发达国家数量与发展中国家数量相当，而随着一国发达程度的不同，回归模型中个各解释变量的对FDI的影响程度也会有所出入，所以我们在模型中加入虚拟变量developed（发达国家样本该变量值为1，发展中国家为0）进行进一步回归，回归结果见表2。
　　回归结果显示，虚拟变量developed显著，并且除了基础设施建设一项显著程度有所下降（仍然显著）以外，其他解释变量显著程度均有所上升。这说明一个国家发达与否确实影响了各因素与FDI投资量之间的相关性的大小。因此在讨论促进FDI引进的具体策略时，我们也应该意识到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异性，结合本国实际情况为政府出谋划策，而不应一味照搬发达国家的相关政策。
　　2加入工资与发展程度的交互项。
　　为了辨别工资水平与FDI的变化之间存在的负相关性是否是由于一国要素密集类型的不同导致的，我们加入工资水平与发达程度的交互项来检验，回归结果见表2。
　　通过回归我们看出，加入的交互项并不显著，并且不论国家发达与否，工资水平与FDI的变化之间依然没有呈现出负相关性。因此，一国劳动力成本与引进FDI的变化之间的关系有待于进一步分析。
　　3加入工资水平的平方项。
　　考虑到在一定范围内工资水平的上升反映出劳动力素质的提升，在该范围内劳动力生产能力提升带来的积极作用往往大于生产成本的增加带来的负面作用，因此我们加入wage的平方项进行回归，回归结果见表2。
　　该回归结果显示，在引入了wage的平方项后，尽管部分解释变量显著程度下降，但模型中所有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的正负关系均与我们的预期相一致，并且都在5%显著水平以上显著，这也验证了我们的理论分析与实证模型的合理性。但同时，我们也注意到，虚拟变量developed变得不再显著；同时，在没有de-veloped的模型中，人均GDP的显著程度在很大程度上提升。在查阅了相关文献后，我们发现，判断一国是否为发达国家的标准，大多为人均GDP的高低，这导致了人均GDP与developed之间的高度共线性，这从侧面证实了我们所选取的数据的可靠性。4GLS（generalizedleastsquares）回归。
　　由于我们选取的数据中国情差异较为明显，残差项的异方差性较大，所以我们采取GLS回归对模型进行修正。
　　从回归结果中我们发现，除了人均GDP外，其他解释变量的显著程度均有所提高，各国家变量之间的异方差性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减弱。因此GLS回归模型相对具有更好的解释效果。同时我们也确定了用人均GDP反映市场容量的不合理性。
　　5考虑FDI的滞后效应以及时间趋势。
　　考虑到国外投资者在进行投资选择时在一定程度上会考虑到该国上一年度各影响因素的情况，我们尝试将FDI延后一期进行回归，以此来探讨FDI的滞后效应。
　　回归结果显示，各解释变量估计系数的大小与显著程度相较之前的回归模型差距不大，因此，滞后效应在我们的理论模型中对各解释变量的影响并不明显。
　　在此基础上，增加解释变量时间t，以防止时间趋势所带来的虚假回归。可以看出，加入变量t后，原解释变量更加显著。
　　所以我们最终将后期研究的回归模型定为
　　五、结论
　　基于研究，我们得出以下结论：在其他因素相对稳定的情况下，FDI与劳动回报率成正二次关系，即先减小后增大，2012年FDI的负增长正是由此导致。我们还发现，GDP的水平对一国吸收FDI的贡献最大。FDI还与基础设施水平、市场回报率、对外开放程度成正相关关系。本文的研究结论为我国改善吸引外资投资的措施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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