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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凸显科技进步与创新对于内涵型增长的强力驱动作用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与内涵型增长相关的大量论述中，最突出的亮点莫过于强调科技进步与创新对于经济增长的强力驱动。

 

　　一方面，马克思从资本剥削关系的角度论证了创新的必然性。早在《资本论》问世之前，马克思和他的亲密战友恩格斯就认为：“资产阶级除非使生产工具，从而使生产关系，从而使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革命化，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首先，资产阶级本身就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一系列变革的产物”。资产阶级从封建社会里脱胎而出，靠的就是其对生产方式、生产工具和生产关系的变革。资产阶级要获取自身的发展，注定了它要继续进行一系列的变革。马克思后来在《资本论》中所说的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作为“一个划时代的剥削方式”，“在它的历史发展中，由于劳动过程的组织和技术的巨大成就，使社会的整个经济结构发生变革，并且不可比拟地超越了以前的一切时期”，就是证明。其次，追求利润的本性驱使资产阶级不断地进行创新。资产阶级靠剥削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来获取利润，它既通过延长工人的劳动时间增加直接剩余价值的生产，又依靠引进新的生产设备和生产工艺，或对现有设备和工艺的改良来提高生产效率，以最大限度地缩短必要劳动时间，延长剩余劳动时间，增加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为了站稳脚跟，提升自身的竞争力，还迫使它通过不断的技术和管理的创新与变革来降低成本，以获取超额利润。

 

　　另一方面，马克思又从创新的作用形式的角度研究和论证了两种不同类型的创新，即劳动效率型创新和资本效率型创新。如上所述，走内涵型增长之路，竭力提高利润率，就要最大限度地发挥资本在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生产潜能。为此，就得加速资本的周转，最大限度地缩短资本周转时间，包括资本的生产时间和流通时间。而“缩短生产时间的主要方法是提高劳动生产率，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工业进步”。由此就引致了劳动效率型创新，即通过创新尤其是科技创新实现劳动节约和劳动生产率大幅提升，使生产过程劳动的潜能得到充分发挥。马克思就此肯定地说道：“在冶金工业和化学工业上许多最新的进步中，情况确实是这样。贝色麦、西门子、吉尔克里斯特一托马斯等人新发明的炼铁炼钢法，就以较少的费用，把以前需时很长的过程缩短到最低限度。由煤焦油提炼茜素或茜红染料的方法，利用现有的生产煤焦油染料的设备，已经可以在几周之内，得到以前需要几年才能得到的结果。”这就是创新促进劳动节约和劳动效率提升的巨大效能！这就是巨大的创新力！

 

　　与此同时，“缩短流通时间的主要方法是改进交通”。马克思就此写道：“近50年来，交通方面已经发生了革命，只有18世纪下半叶的工业革命才能与这一革命相比。在陆地上，碎石路已经被铁路排挤到次要地位，在海上，缓慢的不定期的帆船已经被快捷的定期的轮船航线排挤到次要地位，并且整个地球布满了电报网……1847年，运往东亚的商品的流通时间，至少还需要12个月……现在已经减少到12个星期左右。”“全世界贸易的周转时间，都已经按相同的程度缩短，参加世界贸易的资本的活动能力，已经增加到两倍或三倍多。不用说，这不会不对利润率发生影响。”这生动有力地说明，改进交通的实质就是通过交通工具和运输技术的进步与创新，实现交通运输业（属于流通领域的生产部门）的劳动节约和劳动生产效率的大幅提升，促使要素购买和产品销售时间从而整个资本的流通时间大大缩短，流通过程劳动的生产潜能同样得以充分发挥。

 

　　走内涵型增长之路，竭力提高利润率，不仅要实现劳动节约和劳动效率的提高，而且要实现资本节约和资本效率的提升。这又引致了资本效率型创新。如上文所提及的通过劳动组织形式的进步与创新进行大规模劳动及对生产资料的大规模运用而节约不变资本；通过技术进步与创新如改良机器而减少不变资本支出和提高生产资料效率。马克思还大量论述了由于科技进步有利于对废料的作用，能够把本来几乎毫无价值的材料制成多种用途的丝织品，把以前几乎毫无用处的煤焦油转化为苯胺染料和茜红染料，甚至转化为药品。“机器的改良，使那些在原有形式上本来不能利用的物质，获得一种在新的生产中可以利用的形态；科学的进步特别是化学的进步，发现了那些废物的有用性质。”

 

　　这种创新，尤其是科技进步与创新，可以通过资本节约和资本效率提高，使资本获得一种异乎寻常的扩张能力。马克思指出，由于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更先进的劳动资料不断被生产出来，旧的机器、工具、机械等等就会被效率更高的更便宜的机器、工具、器械等等所代替，从而旧的资本也会以生产效率更高的形式再生产出来。对于不变资本的另一部分即原材料和辅助材料来说，也会因为农业技术的进步和化学等的进步，而不断提高产量、增加用途和扩大投资领域，还可以通过对废料的回收利用，无需增加预付资本就能创造新的资本材料。“正像只要提高劳动力的紧张程度就能加强对自然财富的利用一样，科学和技术使执行职能的资本具有一种不以它的一定量为转移的扩张能力。同时，这种扩张能力对原资本中已进入更新阶段的那一部分也发生反作用。资本以新的形式无代价地合并了在它的旧形式背后所实现的社会进步。”由此，创新就使得资本的生产效率发挥到极致。

 

　　上述劳动效率型创新和资本效率型创新，其实际结果就是在大幅度提高利润水平的同时，极大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不仅是直接促进了本部门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通过产品供求和单个资本运动的交错关系产生扩散效应，促进相关部门和领域生产力的发展，从而表现出强烈的“正外部性”，使全社会享受到“创新红利”。正如马克思指出：“生产力的这种发展，最终总是归结为发挥着作用的劳动的社会性质，归结为社会内部的分工，归结为脑力劳动特别是自然科学的发展。在这里，资本家所利用的，是整个社会分工制度的优点。”这一深刻论断，就不仅为当今中国各个部门内部大力推进创新，而且为全社会大力协同创新，从而形成推动科学发展的整体合力，提供了坚定的理论基础。

 

　　当然，在马克思所处的资本主义时代，许多创新措施都是以损害劳动者身心为代价的，例如，新机器和新技术的发明与采用往往成为排挤工人造成大量失业的利器，这与我们今天所倡导的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是格格不入的。但是，从创新既提高了对劳动、资本等要素的节约集约利用效率，实现了内涵型增长，又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大发展这一点来考察，其意义亦不可忽视。我国建国后尤其是改革开放后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经济建设已具有较大规模，拥有庞大的固定资本，科学技术也已取得长足进步，并积累了不少抓内涵促发展的经验，因而总体上应着力从外延型增长为主尽快转向内涵型增长为主，并突出以创新驱动发展。毋庸置疑，《资本论》大量丰富而精辟的关于内涵型增长尤其是创新驱动的思想，在今天仍不失其显著的现实意义和宝贵的指导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