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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长期以来，我国以廉价劳动力为基础的经济发展方式和企业盈利模式导致工资水平与工资分配比重极不合理。随着人口老龄化的深化，我国的人口红利基本枯竭，劳动人口特别是青壮年人口的数量趋于大幅减少，抚养比快速上升。人口国情的重大转折彻底改变了劳动力市场的态势和政府态度，推动着我国工资高涨时代的到来。面对时代变迁，政府与企业唯有加快转型升级，走创新发展的道路。

　　【关键词】 人口老龄化 工资 劳动人口 抚养比

　　一、我国经济发展方式存在严重的低工资依赖症

　　1、具体表现

　　改革开放后，在比较优势理论的指导下，我国逐渐走上了以廉价劳动力为主要竞争基础的发展道路，即通过引进外资、技术、设备与核心零部件，参与国际生产分工和国际贸易，大力发展外向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进而拉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然而，这种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方式和企业盈利模式虽然攫取了大量的人口红利，创造了中国经济长期高速增长的奇迹，却不利于劳动阶层收入水平的改善。相反，由于过度依赖低工资的成本优势，片面发展低端产业和低端环节，缺少技术进步与创新，不敢进军高附加值的工作，作为价值创造者的劳动者，其分享发展成果的相对份额反而不断缩小。

　　其一，实际工资水平的增长近乎停滞。30多年来，我国GDP以年均10%左右的高速增长，物价水平也随之显著上升，但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工资增长却相当缓慢，有些地方和企业甚至多年不涨工资。比如2004年前的珠三角地区12年间月工资仅增加68元，而2010年全国总工会的一项调查显示23.4%的职工5年未涨工资。如果考虑通胀因素以及导致个人负担极大提高的房改、医改、教改等问题，我国实际工资水平长期处于增长停滞抑或是负增长状态。

　　其二，劳工的基本权益缺乏应有保障。与劳工待遇低下相伴而生的是其基本权益也缺乏应有保障。大量调查报告指出，很多企业劳动环境恶劣，安全生产投资近乎空白，加班时间超长，劳动强度极高，不与员工签订劳动合同，逃避缴纳社保义务等等。多年来，关于企业欠薪、民工讨薪的新闻不绝于耳，矿难工伤事故层出不穷，各种职业病问题日渐沉重，而富士康公司的员工持续跳楼事件作为经典案例更是引人注目。

　　其三，工资比重一路下滑后低位徘徊。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相关数据计算，我国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由上世纪80年代初的接近17%一路下滑，进入本世纪后则长期在11%的低位徘徊，直到2011年才出现明显反弹，但到2012年也仅回升到13.65%。与此同时，我国的城镇化却进展迅速，这意味着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数在全部就业人员数中的比重大幅上升，因此其工资分配比重也应该水涨船高。然而，事实则刚好相反，其中的不合理之处及原因令人深思。

　　其四，劳动报酬占比的下降幅度过大。由于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工资的反映面较窄，很多人更重视计算全社会劳动报酬在GDP中的所占比重。然而，按照全国总工会的数字，从1983年到2005年的22年间，该比重由56.5%下降为36.7%，下降幅度高达近20个百分点。显然，正是因为劳动报酬占比下降过度，城镇单位就业人员的工资分配比重才会与快速城镇化的趋势背道而驰。虽然劳动报酬的构成复杂，数据难得，统计不易，学术界对于劳动报酬占比的计算口径也存在不少争议，但对于其水平偏低和多年来的下降趋势则看法基本一致。

　　2、形成原因

　　首先，劳动力的无限供给使得资方掌握了工资的定价权。因为上世纪80年代我国人口整体年轻并大量蓄积于农业农村而急需转移，同时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在初期并不能阻止人口增长惯性，一直延续到1995年的生育高峰期又催生了海量劳动力，无数的求职者纷纷涌向城镇和工厂，形成对企业的无限供给。在这样的态势下，加上国企改制以及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等因素，企业一方彻底掌握了劳动力市场上的定价权，能够逐步削减工资福利并将其长期压在极低的水平。

　　其次，抚养比的显著降低提高了劳方对低工资的容忍度。改革开放后，我国实施了最为严格的一胎化生育政策，使得人口抚养比显著降低。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按15—64岁劳动人口计算，1982年我国的少儿抚养比为54.6%，总抚养比为62.6%，而到2010年时两者分别只有22.3%和34.2%。在28年的时间里，前者下降了32.3个百分点，从而克服老龄化的影响使后者下降了28.4个百分点，创造了空前绝后的世界记录。由于需抚养人口大幅减少，报酬不丰竟然也能实现家庭生活水平的改善，从而大大提高了劳动者对低工资的容忍度，社会稳定亦更容易维持。

　　二、人口老龄化的深化宣告我国人口红利的终结

　　1、我国全部劳动人口的减少趋势引人担忧

　　尽管人口老龄化属于世界趋势，但一胎化计划生育政策的长期作用使得我国老龄化的演进速度比任何别国都快得多，以至于刚进入本世纪不久，人口红利就迅速趋于枯竭。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我国15—64岁劳动人口的比重在2010年末攀升到74.5%后，从2011年开始持续滑落；其绝对数在2013年末为100582万人，几年来增长幅度甚微，也即将转入下降进程。而对于15—59岁的劳动人口，其人口拐点则出现得更早，2010年末其比重达到最高点，为70.1%；2011年末其绝对数达到最高点，为94072万人；到2012年末其总人数减少345万人，2013年末又继续减少227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