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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孔子也认识到，在社会政治实践中，必须保留人们对天地鬼神的敬畏之情，因为这是对人的一种道德约束，更是儒家“礼”与“仁”学说存在的前提条件之一。天命鬼神思想是构建商周以来严格的宗法等级制度和伦理道德的基石，敬天法祖的传统维系着等级社会的秩序，并且可以教化人民。孔子说对待父母要“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论语·为政》）儒家之所以重视祭祀和丧葬，就是在强调对“礼”和“孝”的践行。“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论语·学而》），意思是说对死亡慎重，祭祀尽其敬，就自然会使百姓忠厚老实。这更是明确了鬼神祭祀的政治功利作用。

　　但孔子思想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能够在尚未破除鬼神信仰的语境之下积极肯定人生的价值和现世的意义。无论孔子如何重视祭祀鬼神，最终的落脚点仍然在人事上，事鬼终究为事人。《论语·泰伯》中有一段孔子赞颂大禹的话：“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孔子此语恐怕并非赞颂大禹缩衣节食以事鬼神，且看最后一分句落脚在“尽力乎沟洫”我们就会明白，孔子真正赞颂的是大禹的公而忘私，敬天保民。在孔子眼中，大禹作为一个有德之君，对天地鬼神的虔诚和敬畏是其仁爱之本；作为一个氏族领袖，他以华服美食祭祀的目的必然也是为百姓谋福祉。实际上，孔子所推崇的周礼也正是吸取了殷商覆亡的教训，一改“先鬼而后礼”的淫祀之风，提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从而将关注的焦点由鬼神转向现实政治。

　　“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论语·雍也》）孔子的这句话集中体现了其鬼神观。在他看来，智者应当把经历用在教化人民上，而对于鬼神这等玄虚，既不可轻慢亵渎，亦不可耽溺其中，唯有敬而远之才是最明智的选择。我们知道，“子不语怪，力，乱，神”。“怪”指灵怪之事，“力”指以暴力服人之事，“乱”指悖理乱常之事，“神”即鬼神。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王纲解纽，“力”“乱”之事时有发生，孔子不言，并非不以为意，而是这些与儒家的礼制、仁学主张恰好背道而驰，故孔子有意回避，以此来划清界限。同样的，孔子不语“怪”和“神”，不是不信，而是不合于其学说的基本理路。庄子说“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此言可谓得之。孔子学说的重心乃在“六合之内”，即伦理纲常与人格修养。

　　孔子鬼神思想中这种鲜明的人文取向消解了天命鬼神的形而上意味，增强了其学说的人文色彩，更孕育了儒家一以贯之的入世情怀。后世儒家文化将鬼神悬置起来，将全部的热情转向现实人生，在社会政治、伦理道德、理想人格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震古烁今的命题，从而对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性格产生深远影响，奠定了以伦理道德为本位、经国济世为追求的文化传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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