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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黑格尔关于市民社会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他与古典经济学家处在同一个理论视线上。第一,他与斯密一样,强调劳动的人类学意义,并从分工出发来揭示劳动在现代社会的存在样式。第二,他所理解的市民社会的原子式私人利益特征,是以资本主义社会的竞争为基础的,正是这种竞争,不仅在交换层面,而且在生产层面体现出商品生产者之间、交换者之间的欺诈。如果从这样的理解出发,就会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问题归结为人的理性的问题,国家理性正是对这种竞争的控制。这当然是对竞争的表层理解,而没有意识到竞争是由资本的逻辑所决定的,因此不是资本家的欺诈导致竞争,而是资本逻辑的运行使竞争表现为资本家之间的欺诈,资本家只不过是在执行资本的职能。竞争造成的对支配着资本家的那种关系的看法因为,事实上在竞争中正是资本本身的规律在资本家面前表现为外部强制,既是他的资本对其他资本的强制,也是其他资本对他的资本的强制,使资本家完全不能理解他在其中活动的那些关系的内部实质,而资本家本人只不过是这些关系的有关代表或职能执行者而已。因此,黑格尔的国家理性是站在国民经济学立场上的对国民经济学的反思。这也表明,对黑格尔国家理论的批判不能仅从理性本身出发,否则就无法真正地透视黑格尔的国家观念。

　　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6中虽然正确地指出了黑格尔思想中的唯心主义特征,但由于马克思此时还没有深入到政治经济学研究中,所以他实际上无法真正透视黑格尔的思想,特别是黑格尔对市民社会的经济学)哲学分析,更处于马克思的理论视野之外。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后来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话,倒是真实地体现了他此时的思想情境。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正是意识到这一点,才有了在法国完成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按照我的看法,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意义在于:马克思通过经济学的初步研究,开始将哲学、政治经济学与社会主义联系起来,透视它们的内在联系,这也是他在批判黑格尔法哲学之后的重要理论进展。这种透视在于:在德国体现为哲学思考的东西,在法国以政治的语言表达出来,而深入到古典政治经济学之后,这种政治的语言又体现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原则。

　　平等不过是德国人所说的自我=自我译成法国的形式即政治的形式。平等,作为共产主义的基础,是共产主义的政治的论据。这同德国人借助于把人理解为普遍的自我意识来论证共产主义,是一回事。不言而喻,异化的扬弃总是从作为统治力量的异化形式出发:在德国是自我意识;在法国是平等,因为这是政治;在英国是现实的、物质的、仅仅以自身来衡量自身的实际需要。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的意义也在于,异化劳动0构成了他将哲学、政治经济学与社会主义思潮融为一体的理论基础。

　　在某些后来者看来,异化劳动是马克思思想走向成熟的标志,有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据此建构了人本学的马克思主义。如果仅仅从哲学的角度来看,异化劳动概念比马克思后来的任何一个概念都更具批判意味。但如果我们从哲学、经济学的内在关系来看,这个概念恰恰不能成为马克思批判理论的基石。在异化劳动理论中,马克思的一个重要思想在于对象化与异化的区分,以对象化作为人的类本质的体现来反对异化,并以此作为扬弃异化的共产主义的论证构架。按照我的看法,把劳动的对象化看做人的本质的体现这一理解,更多的具有人类学的意义,也是对古典政治经济学以及黑格尔思想的直接继承。但此时的异化劳动框架,无法说明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的内在逻辑。如果马克思的批判理论不能深入到资本逻辑之中,他的批判就只能是外在的哲学批判,这种外在的哲学批判根本无法超越价值评判的水平。而一旦进入资本逻辑的运行之中,马克思恰恰发现,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正如黑格尔所说的,对象化就是异化。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关系层面,对象化了的劳动恰恰就是资本,而劳动的对象化在这种资本与劳动的雇佣关系中,恰恰构成了剩余价值生产的关键。资本按概念规定只应是对象化的劳动,在其中当然积累着一定量的劳动。在资产阶级经济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时代中,人的内在本质的这种充分发挥,表现为完全的空虚化;这种普遍的对象化过程,表现为全面的异化,而一切既定的片面目的的废弃,则表现为为了某种纯粹外在的目的而牺牲自己的目的本身。在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中,活劳动只不过是一种手段,它使对象化的死的劳动增殖,赋予死劳动以活的灵魂,而劳动的产品表现为他人的财产,表现为独立地同活劳动相对立的存在方式,也表现为自为存在的价值;劳动的产品,对象化劳动,由于活劳动本身的赋予而具有自己的灵魂,并且使自己成为与活劳动相对立的他人的权力。.需要揭示的是资本为什么增殖,劳动为何异化为他人的权力,马克思早年的异化劳动理论并不能真正解决这些问题。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与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互不相干,使过去的讨论无法揭示出马克思思想中关于资本逻辑的批判分析与其哲学理论建构的内在关系。这正是列宁在哲学笔记中发出感叹的原因。看不到这一点,就无法理解马克思同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根本区别,当然也无法理解马克思是如何真正超越黑格尔的,也难以理解马克思是如何在哲学的意义上超越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视界的。

　　二、历史性思想与政治经济学批判

　　将马克思的思想同古典政治经济学区别开来的一个重要规定性在于:在马克思看来,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对象具有历史性的规定,资本关系是特定历史阶段的社会关系,而不能将之永恒化、超历史化,并推广到所有社会。这是马克思历史性思想的重要规定。马克思的这一思想,第一次非常清晰而自觉的表达是在1846年12月28日致安年科夫的信和1847年的哲学的贫困中,这一思想也构成了他写作资本论的方法论前提。正是在这一思想自觉中,马克思才能穿透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问题,才能超越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相关联的一些社会主义思潮,当然,也才能真正地超越黑格尔。

　　撇开对蒲鲁东理论中具体问题的论述,从方法论的意义上,马克思正是以历史性作为自己的前提来批判蒲鲁东的。从历史性的视角出发,蒲鲁东的错误在于:第一,蒲鲁东不懂得,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commerce]和消费形式。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相应的社会制度、相应的家庭、等级或阶级组织,一句话,就会有相应的市民社会。有一定的市民社会,就会有不过是市民社会的正式表现的相应的政治国家。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社会是一定历史阶段中的社会,人们借以进行生产、消费和交换的经济形式是暂时的和历史性的形式。这是非常重要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性规定就表明,决不可将之永恒化,变成一种超历史的社会,从而将资本主义社会的模式适用于一切社会。可以说,这体现了马克思与当时的古典经济学家、政治学家、社会主义者在面对资本主义社会时的根本区别。第二,当蒲鲁东以当下的社会为永恒存在的社会时,他也就无法理解特定社会中的各种观念、范畴与社会生活过程之间的内在关系,就会将一定社会中的观念、理性独立出来,当作独立的存在,并以之作为社会的本质规定,这就使得真实的历史变成了观念的历史。他就陷入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错误之中,这些经济学家把这些经济范畴看做永恒的规律,而不是看做历史性的规律只是适于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一定的生产力发展阶段的规律。所以马克思说,当蒲鲁东无法真正地理解真实的历史进程时,他的历史是在想像的云雾中发生并高高超越于时间和空间的。一句话,这是黑格尔式的废物,这不是历史,不是世俗的历史人类的历史,而是神圣的历史观念的历史。这正是历史性观念缺乏的理论结果。第三,当蒲鲁东从观念出发来想象历史时,虽然他从社会主义思想出发来批判资本主义社会,但结果恰恰相反,蒲鲁东先生不是直接肯定资产阶级生活对他说来是永恒的真理。他间接地说出了这一点,因为他神化了以观念形式表现资产阶级关系的范畴。.在这个意义上,蒲鲁东根本没有超越古典经济学家的视野,这也决定了他的批判并没有超越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水平。

　　在马克思的思想中,历史性思想是超越一般意义上的生产理论的重要维度,也是他能够批判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维度。在过去的理论建构中,人们将物质生产看做人类社会存在的前提,在一般的意义上,这当然是对的,人类要想存在,就无法避免衣、食、住、行,而这些都有赖于物质生产过程。需要注意的是,物质生产的这一基础性意义,也构成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前提,这也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唯物主义前提。自斯密开始,古典经济学家就将自然科学中的经验论唯物主义方法引入到经济事实的研究中,从而探究社会上实际存在的事物本质与发展过程。当斯密以一般劳动作为价值的本质规定时,虽然他讨论的直接对象是工场手工业中的劳动,但他在理论建构中将这种劳动的意义一般化了。这一方面虽然反映了斯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刻理解,但另一方面斯密也将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抽象为适用于所有社会的劳动,并从这种劳动理念出发来理解前资本主义社会,从而将资本主义社会作为人类存在的自然状态。

　　这种意义上的劳动是现代理性意义上的劳动,是洛克讨论社会契约论的重要前提,也是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作为自我意识形成的关键作用的劳动。但从劳动的这种意义出发,政治经济学的问题就无法呈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