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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的基本概念社会存在时,将社会存在理解为不同要素的结合,这种理解实际上并没有超越古典政治经济学对资本进行要素式思维的局限性。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6中,马克思很明确地表达了这样一个思想,当我们从物质要素的角度来理解生产与资本时,这种理解恰好可以为资本主义社会辩护。在第三章讨论劳动过程时,马克思分析了一般意义上的劳动要素,即劳动对象、劳动资料、劳动者,这种劳动的结果是产品,其目的是为了消费。这种意义上的劳动,是一种物质意义上的劳动,既然现实劳动创造使用价值,是为了人类的需要(不管这种需要是生产的需要还是个人消费的需要)而占有自然物,那么,现实劳动是自然和人之间的物质变换的一般条件,并且作为这种人类生活的自然条件,它同人类生活的一切特定的社会形式无关,它是所有社会形式所共有的。这也适用于一般形式的劳动过程,这种劳动过程一般只是活的劳动,并分解为劳动过程的特殊的要素,而这些要素的统一就是劳动过程本身,就是劳动通过劳动资料作用于劳动材料。因此,劳动过程本身从它的一般形式来看,还不具有特殊的经济规定性。从中显示出的不是人类在其社会生活的生产中发生的一定的历史的(社会的)生产关系,而是劳动为了作为劳动起作用在一切社会生产方式中都必须分解成的一般形式和一般要素。这样考察劳动过程的形式,看起来似乎是现实的、具体的,实际上恰恰是抽象的,脱离了一切特定的历史属性,因为不管人类在劳动过程中相互间可能发生的社会关系如何，这种抽象的物质生产劳动形式对各种劳动过程都同样适用。古典经济学就是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劳动的。这时,劳动的资本关系消失了,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是劳动材料与劳动资料;没有这些劳动材料与劳动对象,就无法进行劳动,所以资本是非常必要的,因为没有资本,工人也就无法生产产品,勃雷关于资本必要性的论述就与此一致。马克思明确地说:这一点就被利用来为资本辩护,把资本与一般简单劳动过程的一种要素混淆或等同起来,从而说什么用于生产另外一种产品的产品就是资本,原材料是资本,或者劳动工具,生产工具是资本,因此,资本是同一切分配关系和社会生产形式无关的、一般劳动过程的因素、生产的因素。停留于这种历史观的水平上,也就无法透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特定规定,也就无法真正地揭示剩余价值理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不只是一般意义上的劳动过程,更是价值增殖过程,一般意义上的劳动过程只是价值增殖过程的载体,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生产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增殖,而这是一种形式上的规定,是量的规定。如果完全抽象地讨论劳动过程,那么在原初的劳动过程中,就存在两个要素,即人与自然,就会把劳动看成是人与自然关系之间的物质变换关系,资本的辩护士为了把资本说成是生产的永恒因素,说成是与一切社会形式无关、为任何劳动过程因而也就是为一般劳动过程所固有的关系,便把资本同资本借以存在的使用价值混为一谈,把这种使用价值本身称作资本;同样,经济学家先生们为了回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特有的某些现象,宁愿忘记资本的本质的东西,即资本是把自身设定为价值的价值,因而资本不仅是自我保持的价值,而且同时是自我增加的价值。这两种观点是相互论证的,只要把资本看成是劳动材料和劳动资料,把工人的工资看成是资本的预付,那么利润也就来自于资本自身。

　　通过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出,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需要做更深层的探讨。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层理解需要借助于对资本逻辑的批判分析来建构,并揭示资本逻辑的运行中所体现出来的各种颠倒与拜物教意识。按照我的看法,只有这样来理解马克思的思想时,我们才能真正地进入到历史与现实中,并从理论深层透视资本逻辑的运行过程及其意识形态效应。本文只是从方法反思层面为进入这一问题提供一种思路,至于资本逻辑运行中所体现出来的历史辩证法,需要另外撰文论述。

　　总之,在马克思思想的建构中,其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思想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如果说科学社会主义体现了马克思的政治理想的话,那么这种理想的实现有赖于哲学与政治经济学所提供的科学论证。这也表明,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发展,不能再像过去那样,仅限于从单一学科出发来进行阐释,我们需要按照马克思的方式,实现不同学科之间的对话。在这一过程中,探索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中的根本问题。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地面对当代历史与文化,真正地摆脱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自我放逐的困境。

　　参考文献：

　　1、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3、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贺麟、王玖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5、黑格尔:法哲学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