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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中国登记在册的地上地下不可移动文物多达40多万处。先后公布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351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约9300处、地县级文物保护单位58000多处。经国务院批准，公布了110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截至2008年底，建设部和国家文物局已经公布了143个历史文化名镇和108个历史文化名村。

　　在中国文化和自然遗产中，有37项入选为联合国《世界遗产目录》，数量仅次于西班牙和意大利，居世界第三位，也是拥有世界遗产类别最齐全的国家。

　　如今在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下，中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体现了两大特点：一是保护对象和保护范围由早期保护文物古迹个体，逐步扩大到了保护文物的历史环境、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文化街区、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和历史建筑；二是保护文化遗产的途径更加清晰，方法更加科学合理，措施也在不断完善，取得了显著成效。

　　四、中国历史文化遗产面临新的严峻挑战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从根本上彻底改变了闭关锁国和沉闷僵化的状况，打破了束缚人们的思想和体制桎梏，调动了亿万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有力地推动了经济社会的大发展。这一时期，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和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中国的经济总量连续三十年保持着高速增长，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的比重由1978年的1%上升到2007年的5%以上，对外贸易总额占全球的比重由不足1%上升到8%左右。社会生产力强劲发展的势头和日益丰富的物质条件，为保护历史文化遗产提供了越来越多的资金保障和技术支持，极大地促进了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给中国的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创造了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大好机遇。不过，中国的文化生态也在这一时期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历史文化遗产及其生存环境受到了严重威胁。

　　过去几十年，受计划经济体制禁锢，中国城市维护建设资金长期紧缺，始终困扰着各级城市政08府。城市基础设施欠账过多，居民住房、道路交通、生活环境迟迟得不到改善，尤其旧城区改建起步尤其艰难。改革开放以后，由于推行了土地有偿使用制度、房屋商品化制度以及多元化投资和财政、税收、金融体制等项改革，市场经济体制和市场主导资源配置的机制逐步形成，从而为城市政府增加财政收入，筹措建设资金，开辟了广阔渠道。城市建设因此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万马奔腾，出现了蓬勃发展的新局面。

　　但是与此同时，在一浪高过一浪的改善投资环境，加快经济发展，提高人民群众居住水平的汹涌大潮中，人们已经来不及思考历史文化遗产的特殊价值，意识不到保护历史文化名城，继承和弘扬祖国优秀历史文化对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意味着什么。在这样一种大的历史环境下，许多历史文化名城也纷纷破城开路，拆除古老的城墙，开始进行大面积的旧城改造，从而带来了“建设性”的破坏。一些地方在引进资金开发建设中，违反城市规划，任意选址定点；随意改变规划确定的建筑密度、容积率、建筑高度等控制指标；肆意开发历史文化名城的黄金地段，大拆大建历史街巷和传统民居、商铺；甚至擅自拆除文物建筑以及已经明确保护的古代建筑和近代建筑。正是因为对于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意义认识不足，加之利益驱动，所以有些历史文化名城过度开发，造成不少古建筑、古遗址岌岌可危，传统格局和整体风貌遭到了严重毁坏。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大规模的房地产开发热和资源掠夺式的文化旅游开发，使中国历史文化名城、街区和村镇面临着新的更加严峻的挑战。这些历史文化遗产遭受“建设性”破坏和“旅游性”破坏的状况，在地域分布上具有显著特点：越是中国东南沿海地区，越是经济发展较快的城市，越是文化旅游火热的名城名镇，破坏的程度也就越是严重。

　　不仅如此，在中国一些地区，进行文物非法交易、盗窃和盗掘古遗址古墓葬，以及走私文物的违法犯罪活动相当猖獗，导致大量珍贵文物流失境外，许多重要文化遗产消亡或失传。在历史文化遗存相对丰富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人们生活环境和条件的变迁，使得民族或区域文化特色消失加快。形势严峻，不容乐观。

　　由此可见，在经济快速增长和加快推进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新形势下，面对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和不断出现的严峻挑战，加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具有更加现实的紧迫性，已经变得刻不容缓。这就需要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从对国家和历史负责的高度，从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高度，充分认识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性，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切实做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五、思想认识和保护理论的缺失亟待改变

　　目前，中国在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方面虽然初步建立了比较完备的法律法规体系，但是实施这些法律法规却存在着很大困难。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和以言代法、以权代法的现象仍然相当普遍。在很多情况下，只要没有直接伤害自身利益，人们对于发生在身边的破坏文化遗产的违法行为和违法案件往往熟视无睹，表现得麻木不仁。这些现象反映了现阶段中国保护文化遗产的社会意识和国民素质还不能适应时代要求，与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相去甚远。

　　出现这种状况并非偶然，而是与中国特殊国情下长期形成的认识和理论上的严重缺失，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中国历史上经历了漫长的封建社会，生产力发展十分缓慢。新中国的诞生，建立在贫穷落后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废墟上。建国后，经过短暂的经济恢复，很快开始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并且在一段很长时期内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来解决资源配置和亿万人口的温饱问题。由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比较低，国民经济还不富裕，人民群众尚未摆脱衣食之虞，自然不会产生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动机和需要。恰恰相反，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所有的事物和言行都毫无例外地被打上了“阶级烙印”。历史文化遗产也被当作旧社会和旧制度的产物，遭到排斥与否定。以梁思成先生为代表的一代建筑宗师和大家对于保护古城、保护文物的大声疾呼，就被淹没在了“复古主义”的批判浪潮中。这种极左思想曾经影响了中国两代人的观念。改革开放后，中国转入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代，把发展社会生产力摆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极大地调动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基本解决了13亿人口的温饱问题。但是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必须经过一个渐进的过程，由于发展阶段的限制，人们的思想认识顾此失彼，关注点和着力点出现了偏差，因此不惜以牺牲资源、环境、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为代价，拼经济，上项目，引资金，追求经济高速增长和经济总量达标，造成了大量历史文化遗产损毁，使历史文化遗产及其生存环境受到了严重威胁。直到党的十六大以来，提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并将科学发展观确定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整个社会和国民对于文化遗产保护的认识才产生了质的飞跃，发生了根本性转变。2005年至2008年，在短短四年里，中国先后下发了《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公布了《城乡规划法》、《文物保护法》（第二次修正）和《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保护文化遗产还被写进了党的十七大报告。所有这些重大举措，都标志着对保护文化遗产的认识开始迈向一个新的阶段。当然，要想真正变成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还需要相当长的过程。

　　中国特殊的国情，也使保护文化名城的理论研究中断了几十年。迄今中国公布了上百座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依靠名城所在地有限的专业技术力量，各自为战，进行实践探索，创造了丰富的经验。尽管经验层出不穷，学术交流不断，但是很大一部分内容停留在政策、资金、方式等具体操作层面，很少涉及理论上的探讨研究。况且自从1993年在襄樊市召开了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会议后，时隔十五年，中国再也没有就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成就、问题、基本经验进行回顾总结，特别是对于那些已经被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途径和方法加以概括提炼，对于历史文化名城固有的特性、规律以及新时期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也缺乏分析判断。进入20世纪90年代末以后，涉足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研究的专家学者、研究机构和规划设计单位渐渐多了起来，即使这样，在专业技术队伍总量上也还只是凤毛麟角，影响极其有限。而且研究比较多的是对物质文化遗产个案的评价分析，侧重在形态保护的方法及规划设计的成果，而对其文脉传承和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问题探索明显不够。如今，在国内尚未形成一整套比较系统成熟的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理论。这也是目前对保护工作缺乏指导性和不足以唤起社会保护意识，提高国民素质的重要原因。

　　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时期的产物，承载着不同历史阶段的信息。它们的产生与演化势必受到当时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的深刻影响。因此保护好这些名城名镇名村，必须大力加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理论研究，要把历史、考古、规划、建筑融为一体，从当地历史文脉切入，综合运用政治、经济、社会、历史、地理、哲学、文化、艺术、建筑、规划、法律、行政等多学科知识，深入发掘它们的属性特征、演变过程、历史价值、科学价值、艺术价值和文化特色，以及如何服务当代社会，创造现代文明。

　　中国几十年的实践经验表明，只有通过认识的不断提高和对理论的积淀创新，才能端正思想，科学指导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工作，应对在新的历史阶段所面临着的严峻挑战；才能抓住机遇，在传承优秀历史文化的同时，使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始终保持旺盛的生机和活力，得到永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