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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达对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宣传工作的贡献(2)
时间：2014-01-02 16:31 文章来源：http://www.lunwenbuluo.com 作者：丁俊萍 吕惠东 点击次数：
李达贯穿于上述文章的主要思想：一是指出在中国存在着严重的阶级剥削和阶级对立，具备发展社会主义的雄厚阶级基础。李达认为，近世以来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输入大量商品并开工设厂，使中国大量的手工业者破产，沦为失业的人，为了生计，他们不得不到资本家的工厂中做工，否则是“非饿死冻死不可的了”，“所以中国是劳动过剩，并不是没有劳动阶级”。西方和本国的资本家极尽剥削工人之能事，中国的工业基础虽不如欧美日本那样发达，“却是在这产业革命的时期内，中国无产阶级所受的悲惨，比欧美日本的无产阶级所受的还要大。中国劳动资本两阶级的对峙，在表面似乎与欧美日本不同，在实际上却无有不同的”。李达通过对中国国情的透彻分析，既批判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义宣传了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鲜明地指出了在中国具备马克思认为的在产业革命较发达的国家行社会主义并开展阶级斗争的阶级基础。
二是驳斥了中国唯一的出路只能是“奖励”资本家“开发实业”，走资本主义改良道路的主张。李达指出，要为中国的无产阶级拂去一切悲痛谋求幸福，首先要使他们获得必需的生活资料，这就需要开发生产事业，这是资本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的共识。但关键的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并不适用于中国，且会使无产者愈益贫困和悲惨。李达对比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生产方式，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组织，一切生产机关，概归最少数资本阶级所私有，最大多数的劳动者，均为劳银的奴隶，完全受资本阶级所支配。”资本家最大限度地剥削劳动者的剩余价值获取利润，工人所得工资还不能赡养一家。另外，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还极易导致工人失业的苦痛。而社会主义的生产组织却从所有制上规避了这些弊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一切劳工的生产机关，概归社会公有，共同劳力制造生产物，平均消费”，“生产物不至于压迫生产者”。在生产、消费以及分配上完全可以做到平均，且避免了资本主义生产下的无政府无秩序状态。通过这种对比，突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弊端，彰显了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优势，那种所谓“奖励资本”，“开发实业”以发展资本主义的主张不攻自破。
三是批判了基尔特社会主义者通过温情的改良的办法发展资本主义的温情主义。李达指出：“社会政策，就是处理社会问题的结果，并不是要铲除社会问题的根本原因”，社会政策“只主张借资本阶级的国家立法，施行几项温情政策，略略缓和社会问题，并不是想根本的解决社会问题的”。经济基础和所有制不改变，“无产阶级呻吟于资本家掠夺支配之下，绝对得不到丝毫的幸福”。因此“梁任公的温情主义的主张是不能达到社会主义的”，惟有采取“最普遍最猛烈最有效力的一种非妥协的阶级争斗手段”，广泛地发动群众运动以夺取国家的权力，“用政治上的优越权，从资本阶级夺取一切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到无产阶级手里，用大速度增加全部生产力”，如此才能实现中国广大贫苦劳动者的普遍幸福。
（二）批判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社会思潮，反映了小生产者企图立即摆脱一切束缚所产生的冲动和狂想。五四运动后，随着改造社会呼声的普遍高涨和知识界的空前活跃，无政府主义迅速流传开来，影响相当广泛。他们鼓吹以个人为中心的“绝对自由”，宣扬社会的“绝对平均”，反对一切权威，反对一切强权，反对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建立有严格组织纪律的无产阶级政党，向马克思主义公开挑战。作为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群体的主要成员，李达从1919年6月至1921年6月，先后写了《什么叫社会主义？》、《社会革命底商榷》、《无政府主义之解剖》和《马克思派社会主义》等多篇具有影响的政论文章，并在自己主编的《共产党》月刊第1-5号《短言》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别从国家观、社会生产组织、社会革命的手段等方面批判了无政府主义。
一是批驳了无政府主义者“反对一切强权”的主张。无政府主义者依据巴枯宁的国家观，认为“社会受传统的习惯支配，不受法律支配”，因而反对国家，反对政治。反对权力，主张废灭国家、政权、军队、政治、法律等。李达在论战中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话，指出国家并不是从来就有的，“国家是一定发展阶段之中的社会的一个产物；是阶级的冲突和经济的利益不能和谐的一个证据”，他强调国家不能一概而论，必须区别资产阶级国家和无产阶级国家这两种性质根本不同的国家。“在资本主义国家之次的是劳动者的国家：而这种劳动者的国家，已不是真正的国家，要不外是在劳动专政的形式里实现社会主义。所以资本阶级的国家是资本阶级专政，劳动者的国家是劳动阶级专政。”
二是批驳了无政府主义主张的生产管理上的分散主义和分配上的绝对平均主义观点。李达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崇尚自由竞争，否定国家干预，而“无政府主义派主张的生产组织与资本主义的生产组织差不多”，“无政府主义的生产组织，有一种最大的缺点，即是不能使生产力保持均平。要使各地方各职业的生产力保持均平，无论如何，非倚赖中央的权力不可”，只有行社会主义的生产管理方式，加强国家对经济的规划性，“把一切农业工业的生产机关。都移归中央管理”，才能结束资本主义在生产管理上的无序混乱状态。在分配方式上，李达指出，共产主义者同无政府主义者一样主张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但共产主义者十分注重革命的发展阶段，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中国，只有首先实行按劳分配，调动人们的生产积极性，为步入共产主义创造物质条件，方可行按需分配。“在生产力未发达的地方与生产力未发达的时期内若用这种分配制度，社会的经济的秩序就要弄糟了。”这就深刻揭露了无政府主义者的小资产阶级不顾中国国情的绝对平均主义的错误倾向。
三是批判了无政府主义者“少数人暴动”和“教育”手段的不切实际性。李达指出。无政府主义者试图通过政冶、经济总同盟罢工的方式得到革命的成功，这只是一种空想，因为这两种手段，“在原则上是承认现社会制度的径济组织的，只可当作劳动阶级的一种示威运动的手段，若想利用他行社会革命是办不到的”。只有采取社会的总同盟罢工，“使全劳动阶级突然罢工，使资本阶级手足无措，乘机扑灭资本阶级，从新建设无阶级的新社会”，这才是社会革命的唯一手段。
（三）批判第二国际修正主义。修正主义又称社会民主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社会改良主义思潮，主张阶级调和，并赞成采取议会政策的方式为工人阶级争取权利。这种议会斗争的方式，在内无民主、外有压迫，经济状况极端落后的中国是根本行不通的。因此，如果不同修正主义划清界限，就不可能在中国建立一个布尔什维克式的共产党。李达在这方面作出了巨大的努力。1920年11月7日，李达在《共产党》创刊号上发表了《第三国际党（即国际共产主义）大会的缘起》一文，概述了第二国际“堕落的历史”，认为他们搞的是和资本家妥协的议会主义、改良主义，指出只有列宁领导的第三国际，即国际共产党，践行的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国际共产党联盟的宗旨，就是实行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即革命的社会主义，由公然的群众运动，断行革命，至于实现的手段。就是采用无产阶级专政。”
为了从根本上划清列宁主义和修正主义的界限，李达在1921年1月的《新青年》上发表了《马克思还原》一文，进一步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原理，揭露了修正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李达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无产阶级的一个十分完备而严整的思想理论体系。他把马克思的基本原理概述为七条：一切生产关系财产关系，是社会制度的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阶级对立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人类的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全世界无产阶级应团结起来才能获得自身解放；夺取国家政权行无产阶级专政，把资产阶级的生产工具变为国家公产，进而消灭阶级差别等原理。这些概括从根本原理上厘清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内容，为当时的革命进步人士提供了一个判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客观标准。
（四）批判第四国际“左”倾思潮。第四国际是1921年10月，由英、德、荷、葡等国的共产主义极“左”派团体在柏林成立的。第四国际站在“极左”的立场上，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反对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否定共产党人在资产阶级议会和黄色工会中进行革命工作的必要性，反对利用一切可能的合法斗争；否定工农联盟；反对俄国的新经济政策。为使刚刚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免受这种“左”派幼稚病思潮的影响，李达在1922年4月，写就了《评第四国际》一文，系统地批判了第四国际的错误理论与策略。
在批判第四国际过程中。李达一个重要的理论贡献就是充分论证了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重要性。第四国际虽然也赞成无产阶级专政，但“不赞成无产阶级有独立的政党，以为无产阶级革命应由全体无产阶级介入，而不承认少数先觉劳动者所组成的共产党立在指导地位”。李达认为，苛求中国的无产阶级同时并全部觉悟是不现实的，只有少数思想认识和觉悟较早的人先组织一个精密的团体，并逐渐影响大多数无产者的觉悟，革命才有希望。“所以无产阶级革命，应先由有阶级觉悟的工人组织一个共产党作指导人。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柱石，是无产阶级的头脑，共产党人散布到全体中间宣传革命，实行革命”，“无产阶级若没有一个共产党来领导，决不能从有产阶级手里，从那班昏迷的领袖们手里解放出来”。这个理论很好地论证了建党之初的中共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李达在批判第四国际的过程中另一个重要的理论贡献，便是重视联络农村无产阶级进行革命，并把农民群众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动力之一。早在1921年4月《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一文中，李达就认识到：“工团主义的直接行动，专靠总同盟罢工的武器，也只能适用于工业国，所以俄国的革命运动，就要采取另一种方式，即劳农主义的方式了。俄国是农业国，中国也是农业国，将来中国的革命运动。或者有采用劳农主义的直接行动的可能性。”1922年4月，在《评第四国际》中，李达明确指出：“社会革命，工业劳动者固然是主力军，而非与农村无产阶级结合，就不易成就。”即使在西欧各国，“社会革命最初实应联络农村中这种半无产阶级，至少也要运动他们严守中立，才可以减少阻碍力”。这表明李达在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已经认识到应该把农民作为中国革命的动力之一，并且是最早认识到农民阶级作用的中国共产党人之一。
显然。李达在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通过对各种反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批判，宣传了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有利于人们澄清理论是非，划清思想界限；论证了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必要性，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提供了理论支撑，有助于引导人们选择马克思主义的指导、选择共产党的领导、选择社会主义道路、选择通过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
三、主编《共产党》月刊，公开亮出了共产党的鲜明旗帜，为建立中国共产党作思想理论准备和组织上的准备
1920年11月7日，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三周年的日子里，上海共产党组织创办了半公开的政治刊物《共产党》月刊，以介绍革命理论和党的知识，推动建党工作的开展。《共产党》月刊直接以“共产党”命名，第一次在中国人民面前树起了“共产党”的旗帜，并响亮地喊出了“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具有突出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立场。月刊用大量篇幅介绍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各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情况和经验、中国各地工人运动的发展情况，阐明了建立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因而已经是中国共产党党刊的雏形。
就目前所见，《共产党》月刊一共发行6期，每期都由“开篇短言”、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世界消息”三部分组成。即：在每一期的月刊开头，都有一篇短小精悍、言简意赅、政论性很强的《短言》，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宣传和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具有重要的导向性作用。“世界消息”主要是介绍各国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在各个国家传播动态的简短消息。据统计，《共产党》月刊6期一共刊登了6篇《短言》，21篇著述文章，25篇译著；64则世界消息、13则国内消息。其中，李达有3篇著作：《第三国际党（即国际共产党）大会的缘起》、《社会革命底商榷》、《无政府主义之解剖》。月刊第3号中的32则世界消息，署名江春，即李达。此外，还撰写了五篇短言。至于“世界消息”部分，虽然有的署名江春（李达），有的则没有，但李达作为月刊的主编，对月刊末尾世界消息的选择、撰写、整理、出版起定夺作用。因此，李达是《共产党》月刊当之无愧的主编兼主笔。
在《共产党》月刊的稿件收集、筹措办刊经费、应对反动派的搜捕、扩大刊物发行和影响力方面，李达也做出了突出贡献。
一是召集进步人士为刊物撰稿。李达组织了一批具有较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知识分子，如李汉俊、陈望道、施存统、袁振英等，为月刊撰稿。由于要翻译一些欧美国家的共产党纲领和宣言，李达还联系当时具有很高的英文翻译水平的沈雁冰（即茅盾），翻译了许多英文的共产主义文章。由于月刊的作者都具有一定的马克思主义功底和文字能力，从而保证了月刊稿件的高质量。
二是筹措刊物出版经费。经费的筹集是月刊面临的重要问题。由于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基本都是学生或教员，没有固定的经济来源，包括办刊在内的党组织各项工作经常面临困境。包惠僧曾在回忆中说：“因维金斯基回国，陈独秀赴粤，临时中央的经济来源中断，一切工作受到影响，《共产党》月刊也停了好几个月没有编印。”这是指《共产党》月刊在1921年1月、2月、3月没有编印。李达后来也回忆说：“当时党的工作经费，每月仅需大洋二百元，大家却无力负担”，无奈之下，“这时候党的经费是由在上海的党员卖文章维持的，往后因为经费困难，《共产党》月刊只出第二期就中止了”。为了使月刊重新出版，李达付出了艰辛努力。一方面，他把自己给商务印书馆写稿所得的稿费作为《共产党》月刊出版的经费，另一方面，为了节约经费，“在最紧张的时候，从写稿到发行，全部工作几乎由李达一个人承担”。此外，为了减少开支，李达把月刊的编辑部设在自己家中一个不到六平方米的亭子里。正是通过李达的努力，才保证了月刊在艰难中继续发行。
三是应对反动派的搜捕。“五四”前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反动派把共产主义视为“洪水猛兽”，对宣传共产主义的刊物实行严厉搜捕政策。《共产党》月刊第3号笫2页，原为《告中国农民书》的篇首，但在出版时此页却仅印了12个大号铅字：“此页被上海法捕房没收去了。”这12个大号铅字表明月刊第3号在出版印刷时，遭到法租界巡捕房的干扰，第2页的铅字版也被搜去。《共产党》月刊出版时面临的恶劣环境由此可见一斑。为了应对反动派的搜捕，李达常常采用隐蔽伪装的方式出版书籍。例如，特意把书上的社址印成“广州昌兴马路26号”，以迷惑反动派。可以说，正是李达凭着对事业的忠诚和顽强的毅力，才使《共产党》月刊在艰难环境中得以出版多期。
此外，李达也还想尽一切办法把刊物送达进步人士手中，他通过随《新青年》赠送的方式，既得以将月刊秘密送达各地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供其成员阅读。也扩大了《共产党》月刊的发行面，使更多的知识青年阅读了解《共产党》月刊。对于远离上海的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李达采取邮寄的方式寄送月刊，供其成员阅读。如毛泽东所存的湖南早期党组织就是通过李达的邮寄，而得以阅读《共产党》月刊的。
总之，参与创办并主编《共产党》月刊，公开亮出共产党的鲜明旗帜，既加强了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联系，也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在进步青年中的影响，直接为建赢中同共产党作了思想理论准备和组织上的准备，这是李达对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的宣传工作的又一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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