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二》一部控诉血泪史
时间:2013-09-13 10:19 文章来源:http://www.lunwenbuluo.com 作者:刘成兰 点击次数:
如何审视一个在国难面前摈弃人民群众的国家,如何看待一个为利益故步自封,极力掩盖事实的政府,如何面对一个个在对抗外患时欺压百姓的抗日民兵,何为政府?何为国家?何为人民子弟兵?1942,一个官僚阶级横行剥削的时代,一个被外强残害,国人欺压的时代,一个内忧外患中只有腐败的官僚主义高高的扬着国民幸福旗帜的时代,那些虚晃的旗帜下丑陋不堪的是什么?是事实!1942年,在高举着中国旗帜抗日前线的兵对抗的不仅是来自帝国的轰炸,还有手无寸铁的国民时,那些嘴里吃着饥不择食纳税人的一口粮的政府高官在哪?1942,一部令国人震撼,心灵受难的灾难史,我看到的,不再是“吃”的问题,是一个国家,一个政府和一群人心!
冯式电影的黑色幽默还是一如宏大精悍的黑白默片,镜头与场面的调度一样具有黑色的沉重感,历史背景下的沧桑被如今的大屏幕映照的好像只剩一张张惨淡的面孔,看到的只剩心酸,一个个河南人民的那段悲怆记忆刻在了历史的年轮上,我们看到的不再是镜头堆砌起来的恐惧,而是那段岁月中带给每个人的苍白与绝望,整部电影中的背景是国家民族的混乱和伤痛,迷茫和焦虑,而对于片中的个体人物来说,是“被”失去重量的人物生存的根本,一个“吃”的问题,带来的是一个国家的历史审判,人民需要的救济粮和上面下达的筹措军粮成了莫大的反差与讽刺,如何在一个军民不同心,国不知根本的年代对抗外患,不仅再是民众的肤浅,还有政府的目光短浅和举步维艰,究其根本,1942年的河南是一段被双重压迫的年代,一个来自日本列强,一个却来自国民内部。
《1942》开篇以一段广播原声交代背景,然后以第一人称“我”的自述把观众拉入那一年的回忆,那一年存在于观众脑海里的可能无非就是甘地绝食,丘吉尔感冒,斯大林格勒战役,可独独不记得有300万人死亡的河南,一片寒冬下的饿殍遍野,一片大火中的残垣断壁,记不清当看着电影里狗吃人的画面时是何种心态,但清楚的记得日军轰炸河南人民时,所谓的抗日兵却在烧杀抢掠着自己的同胞,一个民族,因为吃,丢弃了民族大义的全民战争,多么讽刺,冯小刚在拍摄这部电影时,虽然用了一些镜头渲染日军的凶残,但让我们深度看到的是一个政府的腐败,如果说片中那场日军杀死拴住的戏很凶残,可是远不及那些所谓的抗日兵就因一头驴杀了自己的同胞(瞎鹿)所带来的震撼,一个应该兵护民的年代,在这里显得尤其苍白,难道一切真的只能像片中的信仰一样,由主来救赎吗?本片厚重的基调中,形成的鲜明对比与讽刺,同时也奠定了荒诞又不脱离现实的黑色基调。
影片以两条主线贯穿,一条是以老范家为主的逃生线,一条是委员长处理各种琐碎事情为主的副线,两条线索齐头并进,形成一种赤裸裸的对比,尤其是河南灾民的场景和重庆蒋介石的奢华形成的对比,其中的反差和讽刺在观众的视界上更突出了影片所表达的寓意,片中老地主的逃荒线索是以时间轴为顺序发展的,这给观众造成的视觉感受在心理上也起到渲染的作用,画面的宏大和制作的精良也给观众眼前焕然一新,其实看这部片的时候我想到了陆川的《南京南京》,同为历史灾难片的题材,剪辑,声效,和场面调度同样干练,凌厉和逼真,但是每段历史赋予它的意义都会不一样,《南京南京》控诉的是日军令人发指的行径,《1942》控诉的是中国政府的不作为和人性的支离破碎,虽然背后的意义不仅局限于对日军这种军国主义的批判,但是片中所深化的意义足以让我们铭记这段血泪史。
片中所运用的几处镜头也着实显示出导演的用心,大逃荒中的第一次被空中日军轰炸时,在飞机上从上而下的主观镜头,以及在枪林弹雨中基督教徒小安仰头看到的一枚从上而下的导弹的主观镜头,这两处的镜头加上两次遭受日军轰炸血肉模糊的场面,带来的视觉冲击给观众无不形成一种愤懑和压抑的效果,记得在片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空袭中一个小女孩被炸的鲜血外涌时,小安拿出那本《圣经》放在了小女孩的流血的伤口上,在这样一个所谓“天灾”的历史里,我看到的是连信仰都救不了的无奈和心酸,河南,一个仅仅以为是旱灾和蝗灾而被吞噬的大省,三千多万人的大逃荒,被阴霾的不是天灾,还有人祸,一群人心动荡的时代,到了绝望的时候,人性的信仰最后都只会是求死个安乐了,但这也给观众留下了一段思量的意境:信仰无法救人,只不过是绝望中唯一的心灵避难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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