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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孝道是汉代伦常道德的根基。东汉在继承西汉孝治思想的同时，更是尊奉儒学，讲求孝治德化。关于东汉的孝道观有这样的记载：“夫患水菽之薄，干禄以求养者，是以耻禄亲也。存诚以尽行，孝积而禄厚者，此能以义养也。”这一观点呈现了东汉的孝道观——“义养”。即孝敬父母重在诚心，贵在修德，以“义”来养亲、敬亲，不必担心“水菽之薄”，不必苛求“禄”的厚重，关键是能以“存诚”、“义养”的操守来尽孝。
　　一、“义养”观的曲变
　　东汉的孝行极端强调“义养”，便在某种程度上偏离孝的轨道而表现出极度的偏执和矫情，使孝趋于虚伪和形式化。
　　（一）摧残人性的孝
　　一些孝子为了尽孝，不惜牺牲生命。只要父母身体不适，就要压抑自己的情感与欲望。有牺牲自己以行孝的，如孝女叔先雄的父亲乘船湍水而亡，“雄感念怨痛……遂自投水死。”有牺牲妻子儿女以行孝的，姜诗“事母至孝”，“母好饮江水，水去舍六七里，妻常沂流而汲。后值风，不时得还，母渴，诗责而遣之”，“其子后因远汲溺死”有为尽孝而杀人者，“安丘男子毋丘长与母俱行市，道遇醉客辱其母，长杀之而亡”。
　　有些人在对待父母逝世的态度上，更是近乎自虐。韦彪“孝行纯至，父母卒，哀毁三年，不出庐寝。服竟，赢脊骨立异形，医疗数年乃起。”这种片面极端的孝为东汉社会所认同并提倡，其根深蒂固的思想已影响到年少之人，申屠蟠“九岁丧父，哀毁过礼”；王琳“年九岁，失母，思慕憔悴……乡人称其至孝。”这样的例子枚不胜举，原本天真无邪的少年儿童却懂得“哀毁”，在欣慰他们孝敬的同时，不得不承认种种的愚孝使他们深受其害，本真的孝行已被掩饰和舍弃。
　　另外，孝道在东汉大肆宣扬的同时，社会也开始崇尚薄养、厚葬。他们认为要尽孝，丧事就要办得体面奢侈，为此他们大兴土木，“世以厚葬为德，薄终为鄙，至于富者奢僭，贫者单财，法令不能禁，礼义不能止”。
　　（二）形式虚伪化的孝
　　当种种愚孝发展到极端之时，必然走向它的反面，导致孝道的虚伪性、欺骗性。汉代的察举孝廉是选拔官吏的一条重要的途径，“汉制使天下诵《孝经》，选吏举孝廉”，许多人为了博取孝子称号，往往弄虚作假，欺世盗名。汉代是讲究居丧之礼的，尤其对于东汉又重视三年丧来说，更讲究居丧期间“不饮酒食肉”，“不近妇人”，“不作乐”，“不取妻”，“不访友”。然而东汉民有赵宣服丧“二十余年，乡邑称孝”，而他有五子“皆服中所生”。可见，孝悌成了当时赚取利益的一种形式。正如鲁迅先生所说：“历代所谓‘举孝’和‘孝廉方正’都是为了换取官坐，‘孝’只是使坏人增长些虚伪，好人无端受些人我都无利益的苦痛罢了。”。
　　（三）神秘纲常化的孝
　　随着谶纬迷信思想在东汉的盛行，孝道观念也进一步神秘和迷信化。孝悌之至，就能感天泣鬼神。这一时期对孝的记载也极其古怪。“先是长沙有孝子古初，遭父丧未葬，邻人失火，初匍匐柩上，以身扦火，火为之灭。”又有蔡顺，“亦以至孝称”，“母年九十，以寿终。未及得葬，里中灾，火将逼其舍，顺抱伏棺柩，号哭叫天，火遂越烧它室，顺独得免。”如此对孝加以神秘化地描述对孝道的宣传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却使孝蒙上了一层不可抗拒的神秘与恐惧，使得一切以孝的形式表现出的种种行为都是合情合理的，以至于移孝于忠，从而为统治者稳固统治提供依据和条件。
　　对“义”的过分强调造成了孝的畸形发展，严重偏离了“义养”观的本意，歪曲了孝的指导意义。这种偏离并非全是孝道自身的曲变，而是受当时客观的社会条件所影响。
　　1、孝本来是建立在良心情感的自觉之上的，但良心情感的自觉无法通过政治强制而维持，“孔孟强调行孝之内在自觉，是一种应然倡导的主观逻辑，而在客观上，功利的诱惑和不孝的严惩则是一种社会生活的客观逻辑，激发并制约着为人子的行孝实践。”统治者为了自己的利益，便利用手中的权力以任何手段强制推行，起初也在一定程度上起了彰显孝道、稳定社会的作用，但是从长期来看，强权之下必然出现虚伪和欺骗。谶纬迷信用麻痹的思想来歪曲孝道观，举孝廉用精神荣誉鼓舞人们践行孝道，而授予官职则用功利来刺激孝行的偏激，便有了所谓的为了称誉而不择手段的违背“义养”的行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