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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谶纬迷信的兴盛，促进了宗教迷信和传统经学相结合，经学与王权相结合，使儒家经典神秘化、法典化，逐渐形成一种神学经学，使其为王权服务。这种神学经学“不在于是否符合儒家经典原义，而在于是否与王权紧密配合，有效地履行统治思想的职能。”因此，神学经学的功能要求孝也必须服从于它，使孝成为一种不可触犯的神圣教条，桎梏着人们的精神世界，进而为王权服务，使其向神秘纲常化的趋势发展。
　　二、“义养”观的呼唤
　　当种种畸形的孝行席卷而来之时，东汉中后期，一些明达之士开始萌发种种反畸形孝的思想，预示着以谶纬神学为核心的东汉孝道观念的动摇与没落，使人更注重人性，诚如王符所描述的：“民有性，有情，有化，有俗。情性者，心也，本也。”
　　一些明达之士对于虚伪、愚昧之孝开始有了批判。东汉末年的蔡邕揭露当时“今虚伪小人……群聚山陵，假名称孝。”这种批判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一种社会思潮，“这是一种建立在理性基础之上的自由的政论。”一些有识之士对孝也有了重新的认识，王符认为：“列士者，以孝悌为本，以交游为末；孝悌者，以致养为本，以华观为末”仲长统说：“父母怨咎人不以正，己审其不不然，可违而不报也……故不可违而违，非孝也。可违而不违，亦非孝也……其得义而已也。”他提出了以“义”作为评判孝的标准，不再把谨奉父母视为孝的行为准则，可以说是对诚孝、“义养”的一种呼唤。
　　综上，东汉“义养”观的转变是由于统治者的大肆强化，使得原本以“义养”为指导思想的孝道偏离了本真，走向虚伪形式化；同时，也是由于统治者自身体系的紊乱，加上儒学及思想领域的变化，才使得“义养”观又重新体现在开明之士的言论中，开始关注自身的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