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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地图问题。这涉及我国比较复杂和敏感的边界问题，稍有不慎，会对国家的外交和宣传造成极大的伤害，甚至使国家在国际事务中陷入被动。遇到这类情况，最好的办法就是找到权威依据，如可以对照国家专门的地图出版社出版编辑的《业务通报》，按照新版地图，一一对照，仔细核实。实在有疑问的，则需送外交部有关部门审核，保证万无一失。如有的地图，没有附我国的“南海诸岛”，甚至将中国“钓鱼岛”画在日本的领海上，都是违反有关出版规定的。还有我们在绘制地图时，我国陆上接壤的邻国，哪些是已经划定了的，哪些还没有划定；界河国界线的标注是否符合国际标准，岛屿的位置是否精确了，这些都必须按照新版权威地图标注、核实。另外，从选题报批的程序上讲，涉及边界地图等的出版，需要作为重大选题报批，不得轻易出版。

　　第三，涉及对外政策、涉外问题。这方面的问题也至关重要，如发现书稿中类似的问题，则一定要找到权威部门发布消息，并进一步核实。最根本的还是要熟悉和掌握国家的外交政策，要与国家的某些原则立场保持一致。如我们在处理国际事务时，也应该从我国的国际战略考虑，应本着建立反对霸权主义的最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的总原则来处理。

　　第四，有关民族宗教、或涉及邪教的问题。这些问题十分敏感。有些近年出版的社科类图书中，涉及邪教方面的问题。2014年，北京某出版社出版《深情的呼唤》一书，从论述传统中国文化、建立和谐社会入手，“移花接木”，涉及邪教“中华养生益智功”的相关内容。经查实，这是一本邪教组织精心策划的图书，出版后对社会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其教训发人深省。

　　很多作者打着“做学术研究”的幌子，想怎么写就怎么写，认为自己是在做研究，其实很多是超出了科学研究的范畴。现实政治瞬息万变，你的结论永远跟不上人家的变化快，某个时间段得出的结论也只能是一只半解。

　　所以，一般来说，图书出版不必涉及和联系现实政治某些敏感复杂的区域，我们也不应当强求作者那样做。

　　总之，我们在对待书稿中政治性问题的时候，必须要以高度负责和严肃的态度对待，无论是政治思想观点，还是整体性倾向性问题，还是在国家大的政治方针和路线方面，都必须进行仔细认真地分辨和判断，不得违背国家的有关出版政策和各项规定。当然，从另外一个层面上讲，书稿政治性问题的审读对编辑自身政治理论素养也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那就是我们必须站在一定的高度来认识看待这个问题。北宋大政治家王安石在其《登飞来峰》中写道：“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其哲学精神在于对待大事情的时候一定要站在很高的高度，才能胸怀天下。此句用在我们对于书稿政治性问题的审读，也是很恰当的，一部几十万字的书稿，如“文山”一般，作为初审或者责任编辑，只有站在一定的政治高度来审查作者的书稿，才能在审读阶段牢牢把握住书稿中政治性方向的大局。

　　【参考文献】

　　[1]王方宪.社科类书稿编辑中容易出现的失误和问题[J].现代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