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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社会转型期道德困境的主要成因及其表现
　　现阶段的社会道德困境，不是人的道德意识本身的问题，而是社会转型问题。马克思指出：“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2]525也就是说，社会道德困境的出现，不能仅仅从人们的思想意识层面去说明，而必须到社会经济基础的变革中去寻找根源。社会转型期，造成社会道德困境的根源，不仅仅是道德资源的匮乏，更是物质资源的匮乏和利益分配的不均。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推进，社会利益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多重利益格局逐渐形成，多元利益主体产生不同的利益诉求，利益分化以及收入差距拉大已成为我国现代化进程中活生生的事实，社会利益格局已由改革开放前的平均化迅速转向多元化和复杂化。与之相伴的是人们的利益共识逐渐破裂，从而消解了道德价值共识的现实基础。
　　所谓社会转型，是对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所带来的中国社会巨大变革的一种整体性描述，现已成为人们思考和研究社会发展问题的重要方法论依据，成为审视和分析当前中国社会道德困境的背景和根据。自我意识的觉醒与独立个体的兴起是社会转型的内核，由此带来的是“总体性社会”向“个体性社会”转变。社会转型打破了原有的平衡，造成了政治、经济与文化发展的不同步，造成了社会成员之间发展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在利益层面突出表现为贫富差距扩大，在价值文化层面则表现为人们的道德困境，产生了利己主义与利他主义、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功利主义与平等主义道德价值观的冲突。
　　首先，多元利益主体的不同利益诉求，使个体之间利益冲突加剧，决定并表现为利己主义与利他主义道德价值观的冲突。改革开放30余年，计划经济时代单一的平均主义利益格局被打破，市场经济带来了个体意识与权利意识的觉醒，利益格局不断分化。利益主体多元化带来了利益诉求的多元化，必然引发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和利益矛盾。所谓利益主体多元化，是指个人利益的独立化和利益群体多样化的利益格局。在这样的格局中，多个不同的利益主体共同指向同一事物时，会产生不同的利益主张和利益诉求。利益主张和利益诉求的多元化必然在人们的意识层面表现出来，因而决定了社会转型期不同的价值观与道德观的相互碰撞。利益分化使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革，由城乡差别、区域差别、产业差别以及占有资源的差别所形成的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持续拉大。各种利益关系日益复杂，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张，不同利益主体的政治要求、利益诉求和价值观念都呈现出各自的特点。
　　利益主体的多元化，意味着个体主体自由的不断增强，意味着个人利益的充分释放。但同时，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必然导致道德价值选择的多元化。如果社会核心道德价值体系建设跟不上，法律制度保障协调机制建设滞后，就无法对多样化的利益主体进行约束和协调，无法对个人的逐利行为进行校正和规范，从而导致多种道德价值观念相互冲突，社会道德失范行为多有发生，个人利益至上，利己主义泛滥，严重干扰社会经济秩序。传统“重义轻利”的道德观遭到市场经济所需要的效率原则和竞争原则的冲击，一方面是人们对“唯利是图”的反感和抵触，但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把追求效率和利益作为最高原则。这不仅造成了人们的道德困惑，而且使人的实践行为走向极端，使人们在“义”“利”抉择时既反传统又反现代，不能合理地追求自身的利益。近年来，人们对“公平”与“效率”、“利己主义”与“利他主义”的价值争论，从道德文化层面反映出了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冲突和矛盾。
　　在市场经济中，个体主体被赋予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正当性”。这种“正当性”，由于社会资源的有限性，必然引发个体与他者之间的利益冲突，这种利益冲突又必然引起人们在道德价值观上的冲突。可以说，个体主体内在地包含着“主体”与“他者”之间的对立与统一。在市场经济中， 每个人要实现自己的利益， 必须利用他人、和他人结合， 必须肯定和满足他人的需要和利益，“每个人只有作为另一个人的手段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每个人只有作为自我目的（自为的存在）才能成为另一个人的手段（为他的存在）；每个人是手段同时又是目的，而且只有成为手段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只有把自己当作自我目的才能成为手段。”[7]也就是说，利益主体只有通过“利他”才能达到“利己”的目的，“这不仅是根据交换性质得出的理论假定，而且也是市场经济的现实分配方式。”[8]然而，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依然属于短缺经济，社会产品还不够丰富。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追求导致了个人利益与他人利益难以协调，成为市场上各种欺诈、哄骗行为大量存在，食品安全等道德失范行为多有发生的根源。个体与他者的利益冲突既是利益格局多元化难以避免的后果，同时也是“利己主义”与“利他主义”道德价值冲突的根源，影响着人们的道德价值选择。只有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通过建立与市场机制相匹配的利益协调与利益均衡机制，实现市场——“看不见的手”所无法实现的“利己”与“利他”的统一，倡导合理的利己主义和互惠的利他主义道德观，才能建立与社会转型期利益多元化格局相适应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德价值体系。
　　其次，追求个人利益的“正当性”，使其与公共利益之间发生一定的冲突，决定并表现为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道德价值观的冲突。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是市场经济的基础和前提。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自由主义一直都强调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一致性。“亚当·斯密令人信服地说明了仅仅出于自身利益考虑的个人自利的活动能够由此造成一种繁荣富裕的社会状态与协调和谐的社会秩序， 由此表明了对个人利益的追求——个人自利， 不仅具有道德上的正当性质，而且具有巨大的道德优越性。”[9]按照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在市场机制的调节下，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会不断趋向均衡。“经济人”通过市场交换，既实现了个人利益，又在“看不见的手”的协调下促成了公共利益。  
　　然而，不管理论上市场机制能否实现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一致，在现实的经济活动中，特别是在我国现阶段发展市场经济的实践中，个人自利的后果往往是对公共利益的损害。一方面，由于现有资源的紧缺，即使是合法合规的自利行为也容易引发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矛盾，例如市场准入机制和行业垄断造成的个体、私营经济与国有经济的竞争，土地征用过程中所产生的私有财产保护的争议等，都揭示了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不一致性。另一方面，个人自利容易突破道德底线，导致不道德行为的产生，从而损害他人和社会利益。大到“国企改制”过程中的国有资产流失，再到官员贪污受贿、权力寻租，小到民众的损公肥私、中饱私囊的自利行为，都揭示出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冲突。同时，“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原则，在强调个人利益的同时，也往往对公共利益视而不见，没有形成“源自社会、回归社会”的社会责任意识。社会道德困境不仅源于个人自利对公共利益的损害，同时也是公共利益无限扩大，挤压个人利益的结果。对公共利益的需要往往构成了限制个人利益的理由。保护个人利益，必须防止公共利益的无限扩张以及公共利益的误用与滥用，这是市场经济保护私有产权的内在要求。
　　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冲突在道德价值观上表现为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冲突，成为社会转型期道德困境的深刻原因。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不仅是两种道德价值观，同时也是公共利益的两种迥异的实现模式。由于现实的利益冲突，导致了人们的道德价值取向在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之间摇摆不定，甚至出现了追求极端的个人主义与强调虚幻的集体主义并存的现象。在“公”“私”取舍上，传统“大公无私”的道德价值观与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人利益优先原则相矛盾。人们陷入价值迷茫，甚至出现“假公济私”“损公肥私”等现象，从原来的“公”字当头，骤变为“私”字当先，不能很好地将合理利己和集体主义有机结合。无论是极端的个人主义和虚幻的集体主义，都没有看到个人与集体的内在统一性，前者为了满足个人私利而不惜损害公共利益； 后者则强调个人对集体的绝对服从，导致个性缺失和对个人利益的忽视。社会实践充分证明，无论是极端的个人主义还是虚幻的集体主义都是低效率的。
　　个人利益的存在有其合理性，也有其限度，而且只有在集体中才能得以真正实现。既不能在追求个人利益时无视公共利益，也不能以集体主义抹杀个人利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实现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辩证统一，这也是把个体利益与公共利益辩证统一起来的必然要求，否定个人利益的公共利益绝不是公共利益的典型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讲，道德建设就是要寻求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平衡点，以更好地实现个人利益和整个社会的发展。
　　再次，由于贫富差距扩大，人们对“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缺乏认同，决定并表现为功利主义与平等主义道德价值观的冲突。任何一个社会都需要进行利益分配，而利益分配方式是社会基本制度的重要指标，体现了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合理的收入分配方式是社会公正的重要体现。我国现阶段的分配制度是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原则。一定程度的收入差距是合理而又必要的，只有合理拉开收入差距，才会充分发挥市场竞争机制的重要作用，促进经济社会的高效发展。分配制度改革的核心就是要打破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平均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