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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作为一种广泛流行于当今西方社会的哲学文化思潮，后现代主义在国内学界也引起广泛关注。但究竟什么是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是怎样产生的，在对这些基本问题的认识上国内外学界存在着诸多分歧。杰姆逊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思路出发，把后现代主义的产生与资本主义的历史性变迁联系起来，将后现代主义界定为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从总体上对后现代主义进行了比较客观的分析。

　　关键词：后现代主义；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

　　中图分类号：K248.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1）15-0102-03

 

　　一

　　发展着的资本主义社会是杰姆逊研究后现代主义的依据。二战之后，资本主义发生了重大的社会变化。在《马克思主义与形式》的序言中，杰姆逊提到“后工业化资本主义的生产和组织的新方式”及其带来的新文化形式。杰姆逊指出，在所谓后工业化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尤其是在美国，后工业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使资本主义的生产和组织方式发生了变化，诸如电子通讯技术的发展、传播媒介特别是广告工业的急剧扩张等等使文化作为商品进行批量生产成为现实。杰姆逊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和组织方式的变化也带来人们在经验方式上的变化：一方面是个人生活越来越封闭于丰裕社会的壁垒和禁锢之内，越来越离开这个世界上生产与劳动的现实；另一方面是资本主义的服务性经济为人们提供了一个虚幻的景观社会，以致人们“居住在一个由人工刺激和电视传播的经验所构成的梦幻世界里”，而重大的形而上学问题，关于存在和生命意义的基本问题，“从来没有显得这么极为模糊和不且题旨”[1]8。在《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中，杰姆逊进一步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重大变化进行了描述：“正如我认为的，非马克思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一样都已达致了共同的感觉，即一种新型的社会开始出现于二次大战后的某个时间（被五花八门地说成是后工业社会、跨国资本主义、消费社会、媒体社会等等）。新的消费类型；有计划的产品换代；时尚和风格转变方面前所未有的急剧起落；广告、电视和媒体对社会迄今为止无与伦比的彻底渗透；市郊和普遍的标准化对过去城乡之间以及中央与地方之间紧张关系的取代；超级高速公路庞大网络的发展和驾驶文化的来临——这些特点似乎都可以标志着一个和战前旧社会的彻底断裂。”[2]418

　　对于资本主义所发生的剧烈的社会转型和裂变，各路各派的“新话语”作出了种种解释，如鲍德里亚的符号政治经济学说，福柯的微观权力学说，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学说，利奥塔的语言游戏，等等。虽然这些新话语彼此之间存在着许多激烈的争论和分歧，但依据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理论，这些话语在共享的观念和态度方面存在着惊人的家族相似性，比如这些话语都着眼于批判资本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都拒绝统一性、总体性和普遍化而偏爱差异性、多元性，都沉溺于话语之中。一股后来被西方社会称为“后现代主义”的哲学文化思潮产生了。时至今日，资本主义的确发生了某种深刻的历史转向。那么，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看待这种历史转向，以及伴随这种历史转向而来的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呢？

　　杰姆逊指出，虽然并不是今天所有的文化就可以用“后现代”来概括，现代主义的文化特征也还存在，但是，西方文化在50年代末出现的“断裂”已经足以使现代主义文化退居后台，一种异于现代主义的文化已经突显为一种新的文化主导因素。在《后现代主义与消费社会》中，杰姆逊指出，“后现代主义”更是一个历史时期的概念，“其作用是把文化上新的形式特点的出现，联系到一种新型的社会生活和新的经济秩序的出现——即往往委婉地称谓的现代化、后工业或消费社会、媒体或大观（Spectatle）社会，或跨国的资本主义”[2]399。杰姆逊相信，后现代主义的出现和这个后工业的、消费的或跨国的资本主义，或称晚期的资本主义息息相关，而杰姆逊的意图就是要挖掘出后现代主义与晚期资本主义之间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息息相关的关系。

　　二

　　资本主义的生产即为剩余价值的生产，即为资本的生产；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值自身，创造剩余价值。这决定了资本的逻辑就是积累、扩张、商品化、利润最大化和竞争的逻辑。但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同时也存在着它自身无法克服的矛盾，即劳动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集中之间的矛盾，以及由这一矛盾所造成的生产过剩与消费不足之间的矛盾。它们构成资本主义不断深陷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也构成资本主义进行自我调控和重获生机的原因。

　　我们看到，虽然马克思曾断言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爆发预示了劳动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集中之间的矛盾达到了与资本主义的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因此在这个时候，资本主义的丧钟将会敲响，资本主义的外壳将会爆炸，剥夺者将要被剥夺，然而自1825年资本主义爆发第一次经济危机以来，我们眼见的事实却是，资本主义不仅垂而不死、腐而不朽、至今存活，而且每次危机过后，资本主义都通过在危机中的痛苦蜕变而进入了一个更大的活动范围，一个更宽广的控制、投资、改造和渗透的领域。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的大萧条以及二战后的繁荣发展亦是如此。经济上的大萧条最终引发了政治上的世界大战，而战后的经济又在美国马歇尔计划的援助和新科技革命的刺激下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使资本主义又进入了一个繁荣时期，并且在更宽广的领域里获得了发展的机会。

　　杰姆逊认为，与16世纪资本主义时代开始以来的整个现代化过程相比，二战后的这种恢复和发展不同于以往任何阶段：它呈现为一种高度的现代化：资本的扩张不再局限于工厂和车间，不再局限于某一个行业，也不再局限于某一种生产技术与另一种生产技术的竞争，而是以投机的形式出现，用德里达的措辞就是，价值的幽灵在硕大的、世界范围内的、支离破碎的幻影中相互角逐。杰姆逊指出，从战后60年代开始，自古典资本主义中幸存下来的自然的最后遗迹即第三世界和无意识被消除：前者表现为农业的被迫资本化、农民的被迫无产阶级化以及相关的传统农业文化的消失；而后者则表现为文化的被迫资本化以及文化的独立自主性被资本的逻辑同化。因此，60年代便成为一个重要的转型期，它标志着资本的扩张又有了新的特点，并且因其扩张的深度和广度与先前明显不同而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杰姆逊认为，这个新时代的特点可归纳为三个方面：第一，资本依附于新的信息技术穿上了文化的外衣，而文化则开始与数字化、复制化等信息技术寸步不离，渗透在商品的生产和销售过程中。西方有学者称此现象为经济的文化化和文化的经济化。第二，文化被资本殖民。如果说在资本主义以往的现代化过程中还有资本长期无法侵入的领域，那么这个领域就是无意识，就是日常生活领域，亦即精神文化领域。但是现在，这一领域也委身于资本，与晚期资本主义的其他生产领域一样，成为资本主义商品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第三，资本在全球范围内扩张，并引发所谓“文化全球化”①的问题。这一扩张过程是通过庞大的跨国公司实现的。跨国公司向广大第三世界国家输入资本的同时，也夹带散播资本主义的文化，并使文化的生产与传播受制于资本的逻辑。所有这些，表现在经验的层面上，就是文化被贴上商品的标签，被批量地复制、销售和消费。在这种技术化与商品化的体制中，文化亦成为一种工业，失去其人文关怀的原义，沦为只是向人们提供娱乐和消遣的消费品。用杰姆逊的话说，后现代主义的“上帝之死”——甚至“人之死”——甚至宗教与哲学的“终结”把现代人置于普遍焦虑与危机的情境之中，但它并没有给现代人提供真正走出这种焦虑与危机的道路。恰恰相反，虽然后现代主义鼓吹的言辞看似更加人性化、社会化和“文化化”并全神贯注于这种焦虑和危机，但它并没有解决问题。因为目之所见，浸透和充斥我们这个社会的不是新的价值，而是消费主义的视觉文化[3]358。文化摒弃了对生命意义的拷问，本能的冲动和感官的享受成了真理之源。

　　战后经济发展的这些新特征及其所带来的文化产业的扩张、文化资本和文化商品的流通、文化价值的对抗以及文化的独立性的日渐削弱，使人之为人的文化本性问题和文化压迫问题现实地摆在了人们的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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