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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当代；文学经典；重评

　　这里所说的“当代”，指的是20世纪的50-70年代；文章讨论的，是这个时期中国大陆文学经典的问题。这些问题，涉及文学作品等级价值的评定，评定所依据的标准，评定的制度和程序，以及和“经典”问题相连的文化冲突等。

　　近100多年来，现代中国在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发生剧烈变革。这种变革的重要征象之一，就是大规模的“价值重估”，出现“经典”（文学经典是其重要构成)在不同时期的大规模重评的现象。有的研究者指出，“在中国，现代经典讨论或许可以说是开始于1919年，而在1949、1966和1978这些和政治路线的变化密切相关的年份里获得了新的动力。这一描述应该说是能够成立的。在这些年份中，1949、1966和1978,在目前的文学史叙述中，常被称为“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它们可以看作现代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时期。在这一时期里，中国“左翼”政治、文学派别试图建立一种以阶级属性作为基本表征的新的文学形态;文学经典的重新审定，就是这种努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讨论这个时期的文学经典重评，会涉及许多复杂的问题。这里将提出若干值得注意的线索。它们主要是:一、文学经典在当代社会生活中的位置，经典重评实施的机构、制度;二、当代文学经典重评的焦点;三、经典确立的标准（“成规”)，和重评遇到的难题。

　　在现代社会里，尽管经典在各个时期的社会生活中有重要地位，但是，像50-70年代的中国那样的情形，还是比较少见:在这一时期，文学经典在社会生活、政治伦理等方面的意义，对现存制度和意识形态维护或危害的作用，被强调到极端的高度。基于这样的理解，当代对经典审定十分重视，有时甚至达到紧张的程度。自然，现代社会已不可能出现那种审定、确立经典的专门机构，也不可能制定一份有关经典的确定的目录。在1949年以前，经典秩序的形成，分散在学术部门、出版、报刊和政府相关机构中进行。新中国成立之后，这一情况得到延续，但“分散”的状态受到控制，出现了事实上的统一的审定机构。这就是这一时期的政治、文学的权力中心。它对文学经典的审定，主要是确定不同文类、不同作家作品的价值等级，建构等级排列的基本“秩序”，并监督、维护这一秩序，使其不被侵犯，并在必要的时候，对具体作品性质的认定，以不同方式加以干预。

　　文学经典的审定和监督、干预实施的制度保证，在50-70年代，同样借助各种机构(学校、文学研究机构、出版社、报刊等)，通过不同的方式进行。方式之一是，建立具有权威性质的文学理论体系，其作用是为经典审定确立标准。在文学研究、文学批评和大学文科教学中，对一种规范的文学理论的重视程度，相信另外时间从未有过。自从1944年周扬在延安编辑出版《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一书之后，《马恩列斯论文艺》、《毛泽东论文艺》等，获得文学批评和文学经典审定依据的“圣经”地位。这一点是不必多言的。第二，文学书籍出版上的管理。这包括“可出版”部分的规划:重点和先后次序的确定，也包括对‘不可出版”的“非经典”的“封锁”。因为这一时期，出版社为国家所控制，在出版选题上，将会制定总体上符合所确立的经典秩序的计划。图书市场上的利润因素也会得到考虑，但这一切都在不得动摇这一秩序的前提下进行。如果将40和50年代作比较，在外国文学、中国古代和现代文学作品的出版方面，都可以看到明显的变化。如50年代被作为中国文学“范本”的苏联现代作家作品，出版上取得优先的地位，而西方20世纪的现代作家作品，则受到十分严格的控制、筛选。40年代已有译本的伍尔芙、劳伦斯、纪德、奥尼尔、里尔克、T·S·艾略特等的作品，50年代以后不再刊行。这是对可能会动摇经典秩序的“非经典”作品的封锁。有的“封锁”并非针对一个作家的全部作品；依据标准，某一作家的作品会被分别对待。以中国现代作家为例，曹禺的《原野》、《蜕变》，老舍的《猫城记》、《二马》，冯至的《十四行集》等，便不再印行。这种对某些敏感的“非经典”的“封锁”，是维护经典秩序的有效的方法。

　　第三，批评和阐释上的干预。这包括对经典确立标准的阐释，对作家作品的评论和对读者阅读习惯的直接“矫正”、引导。后者如丁玲对喜欢巴金、张恨水，而不喜欢解放区小说的读者的批评、劝导，冯至关于如何看待欧洲表现人道主义和个人奋斗的古典作品的论述。这种直接引导，也常以“读者讨论”的方式展开。50年代“关于高等学校文艺教学中的偏向问题”的讨论，对巴金《灭亡》、《家》等的讨论，对《红与黑》、《约翰·克里斯朵夫》的讨论，都是如此。60年代，毛泽东曾指示出版部门，在出版中外过去的名著时，要加强“前言’的撰写工作，也出于引导、规范读者理解阐释趋向的这一目的。第四，丛书、选本，学校的文学教育，文学史编撰。这些也属于文学经典确立的重要环节。也许可以这样说，一个时期文学经典的秩序，最终需要在文学教育和文学史撰写中加以体现和“固化”，以实现其“合法性”，并在教育过程中普及和推广。因此，在“当代”刚刚开始的时候，文学决策阶层的紧要工作之一，便是筹划、出版中国现代文学的丛书，编写、审定作为大学文科教材的新文学史大纲。1949年和1950年《中国人民文艺丛书》（收解放区文艺代表作品100多种)和《新文学选集〉>(两辑共24种，收1942年前已写出成名作的24位作家作品)相继面世。1950年教育部召开全国高等教育会议，通过“高等学校文法两学院各系课程草案”，其中“《中国新文学史》教学大纲”是重要一项。这一大纲，贯彻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的思想，这也是彼时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史稿》（王瑶）的编写指导原则。1954年臧克家主编了《中国新诗选》。“鲁郭茅巴老曹”的“大师”排列也在此时逐步完成。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全国文科统编教材的编写工作，在周扬主持下全面展开。其中，文学理论和文学史占据重要地位。《中国文学史》(游国恩等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奶>(唐沒主编）、《西方美学史〉>(朱光潜主编）、《欧洲文学史〉>(杨周翰等主编)，先后成为全国各高校采用的“统编教材”。上述文学史对作家作品的评价，不仅在观点上，而且在体例上(作家是否设专章、专节，是否在目录中出现，占有多大篇幅等)，都有精心设计，从而为当时确立的文学经典‘秩序”，画出相当清晰的面貌。当代文学经典的重新审定，涉及的范围广泛。从时间上说，有古典作品和近、现代作品；从国别、地域而言，有中国和外国，以及外国的东西方等的区别。它们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性和处理上的紧迫性，不是同等的。比较而言，五四以来的中国新文学和西方文学(主要是欧美文学，尤其是欧美的现代文学）被置于较为紧迫的位置上。这种紧迫性，根源于它们与中国现实政治和当代中国人的世界观、价值观的确立，以及当代文学形态和格局的建构的关系的密切程度。很明显，鲁迅、胡适的经典地位问题，与王维、陶渊明、李煜和《长生殿》、《琵琶记》的问题，在当代并不是同等的。《红楼梦》、《水浒传》等在当代的紧迫地位，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出于这些作品本身，而是它们所牵连的中国现代政治、文学问题。有些作品的经典地位的判定，在一个时期里处于紧张状态，如毛泽东的诗词、文革期间的“样板戏”；因为这些“经典”成为现实政治的组成部分。某些西方古代和现代作品在重评中的紧迫性，也应从这方面来理解。西方文学可能对当代政治和文学权威地位构成的侵犯和损害，是文学权力阶层(也是经典监督机构)所十分警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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