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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世俗化”具有解构与建构的双重功用：一方面瓦解了以往超验主义的宗教秩序与理想主义的价值秩序，一方面建构了一套新的社会价值体系。从本质论看，“世俗化”过程是一个价值观念转变的过程，个体从超验的秩序与狂欢化的激情中解脱出来，理性精神逐渐成为个人精神的主体，而现实、世俗的生活则成了个体关注的中心问题。价值观念的“世俗化”转向，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就文学艺术而言，“世俗化”思潮推动了文学世俗化进程，从根本上影响了文学的美学风格与发展格局的建构，在确立文学本体审美性、人物主体性，增添文学发展活力，扩充“俗”文学的生态版图等方面都具有不可忽视的“革命性”意义。

　　关键词：文学世俗化；秩序瓦解；文学本体；平民情怀；“纯文学”；“俗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4）-06-0104-05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亚鲁王》的文学人类学研究（13xzw024）”。

　　作者简介：戴海光（1980-），男，湖南隆回人，武汉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铜仁学院中文系讲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历史表明，现代化与世俗化是同步的。既然如此，现代化过程中显示出的“现代性”与世俗化过程中表现出的“世俗性”，二者在内容上肯定存在内在的关联性。这从福柯关于“现代性”内涵的解释中可以找到依据：“现代性的核心是‘理性及主体性’，根本价值为‘自由’，而实质表现为‘世俗化’的、‘祛魅’的过程。”［1］3-7福柯的解释厘清了“现代性”与“世俗化”之间的关系，为我们更好地理解“世俗化”概念提供了基础。实际上，“世俗化”过程是一个“祛魅”的过程，“世俗化被看作现代性转折的重要维度，‘祛魅’之后的现代社会是一个‘世俗社会’，其特征是‘那些终极的、最高的价值，已从公共生活中消失’。”［2］3换言之，“世俗化”意味着以往超验的宗教秩序和理想主义的价值秩序的瓦解，理性精神成了个体精神的主体，个体从超验的秩序和狂欢的激情中解脱出来，而现实、世俗的生活成了个体关注的中心问题。可见，“世俗化”颠覆了以往的社会价值秩序，重构了一套新的价值体系，对社会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就文学艺术而言，“世俗化”思潮推动了文学世俗化进程，从根本上影响了文学的美学风格和发展格局的建构，在确立文学本体审美性、人物主体性，增添文学发展活力，扩充“俗”文学的生态版图等方面都具有不可忽视的“革命性”意义。

　　一、文学“神性”祛魅与文学“本体性”回归

　　在中国文学史上，文学曾获得过非常高的社会地位。曹丕视文章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梁启超认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鲁迅认为文学具有“启蒙民众”、“改造国民性”的重要功用。这些观点虽然从某种程度上夸大了文学的作用，但是从另一个侧面也赋予了文学的“神性”色彩。从文学的历史演变看，20世纪80年代以前，文学被披上了一件“神圣”的外衣：文学是处于国家意识形态“中心”地位的一种艺术，其身上负载着丰富的“政治”隐喻内涵。然而，自1980年代市场化时代到来后，文学逐渐从“中心”滑入了“边缘”。这表现在：作家不再被视为社会的精英，而被视为用文字来编造“故事”的人；作品则丧失了“启蒙”、“教化”的神性，被视为仅仅用来满足读者欲望的文化消费产品。文学的“边缘化”令包括作家在内的很多人痛心不已，甚至有人惊呼“文学已死”。其实，大可不必为此忧心忡忡，这是因为文学世俗化如同社会世俗化一样，都是社会、文化发展的一个阶段而已。从某种程度上说，文学“神性”的祛魅“与其说现在的文学边缘化了,还不如说文学走下了神坛,走出了畸形繁荣,回归到了文学的本位”。［3］89文学本位的回归，这是文学世俗化带来的最重要成果，对文学艺术建构具有深广的意义。

　　一是文学内容从“庙堂”走向“民间”，凸显出平民情怀。文学世俗化反叛了理想主义文学叙事的内容诉求，从而“对自然和社会所作的神秘的、诗学的、艺术的解释被抛弃了，取而代之的是实事求是的描述”。［4］这种转变引起了文学表现内容与叙述视角的变化：文学不再热衷于诠释政治理想、表达“海市蜃楼”般的生活憧憬，而是转向“民间”，关注普通人的琐碎、庸俗、现实的世俗生活，重视个体生存感受、生命体验的叙写，这种写作倾向凸显出一种浓厚的平民情怀。写作观念的变化，引起了文学表现内容的新变，普通百姓的“吃、喝、拉、撒”与“柴、米、酱、醋、盐”等世俗生活成了文学作品描写的对象。因此，不论是在“伤痕”、“反思”、“改革”、“市井”文学里，还是在新写实、新生代等小说中，我们都可以看到普通市民在城市中挣扎的日常生活图景，可以见到凡夫俗子们在欲望泥淖之中滚打摸爬的痕迹，可以读出底层民众在面对工作、生活困境时所表现出的困惑与痛苦，可以在平民生活的文本描述中感受到的异彩纷呈的地域民风习俗……如此种种，都在作品中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出来。可见，这些文学作品祛除了文学不食人间烟火的“神性”，留下了“平民”生活写照的痕迹，彰显出文学世俗化的风格特征，与五四时期“平民文学”的写作观念有着明显共通之处。

　　二是文学人物从“神”变为“人”，肯定了“人”的主体性。文学是表达人类情感、反映社会生活的艺术，而人作为社会的主体，担负着认识、改造社会的重要职责。自从文学诞生以来，塑造丰富多彩、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成为了文学家的天职。从文学发展的历史看，那些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之所以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它们塑造了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按照文学创作规律，作家只有打破单一性格特征的人物形象塑造模式，从多个侧面、多个角度表现人物丰富的性格特征，作家及其创作的作品才经得起历史的考验。然而，在建国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受政治意识形态的规约，个人的世俗欲望遭到否定，文学人物本应具有的丰富的性格特征被阉割了。正是如此，“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中，均表现出一种明显的“英雄情结”，因而文本之中的人物性格特征几乎是“千人一面”，他们沉湎于革命、斗争的狂热和激情之中，视“革命”信念、“政治”信仰等精神性的东西为最高准则，而人物自身的利益诉求和个人欲望则被完全抹杀了，甚至连个人的爱情也都贴上了“革命”或“集体”的标签。从这些人物的性格看，他们的行为不符合普通人的正常生活逻辑，丧失了自我的主体性，是一群不食人间烟火的“神化”英雄。进入新时期以后，随着现代化的推进，文学世俗化思潮也日益深入，作家们从“圣化”的政治、革命话语中独立出来，以一种更理性、独立的姿态看待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于是个体生存的逻辑取代了神圣的政治革命伦理秩序，世俗生存逻辑占据了主导位置。个体价值话语逻辑的转变，深刻地改变了文学人物建构的范式，标志着“人”之主体性回归。在新时期文学作品中，作家不再以预设的政治、革命话语逻辑作为塑造人物形象的前提，卸下了人物身上“英雄”的光环，将作品中的人物还原为有爱也有恨、有快乐也有忧伤、有追求也有欲望、有喜悦也有悲伤的世俗个体。譬如“改革文学”作品，虽然具有弘扬社会主义改革主旋律的风格，但是作品之中的人物并非那种不可一世、咄咄逼人的改革“英雄”，而是那种经历挫折时备感痛苦却仍忍辱负重的普通改革者；在王朔小说、新写实及新生代等小说中，人物形象显示出更明显的去“英雄化”特征，他们是世俗的普通人，根本无法用简单的“高尚”与“卑鄙”、“崇高”与“庸俗”、“坚强”与“懦弱”等词语来标记、穷尽他们的形象特征，实际上他们呈现出更加丰富、复杂的性格特征：既有正直、善良、崇高的一面，又有猥琐、平庸、卑贱的一面。在他们的价值观念里，所有的目标都指向了看得见、摸得着的世俗生活，而且只有世俗生活才能让他们感到安稳、惬意、愉悦。显然，这与“十七年”和“文革”文学里的人物形象特征是迥然不同的。文学的世俗化，使作品中的人物摆脱了政治意识形态话语的束缚，不再是某种“神圣”意志的傀儡，从而实现了“人”之主体性的自我认同。这是五四时期“人的文学”精神回归的标志，也是肯定人物世俗欲望合理性的重要表征。

　　二、文学终极价值秩序的瓦解与多元价值诉求的诞生

　　文学作为一种特殊的精神生产，起初并不具有独立的艺术个性。大约在春秋以后，文学才与乐、舞分离而逐渐独立出来，成为了一门专门的艺术。从此，文学担当起了思考人类命运、叩问生命意义、探索社会奥秘、赋予人类终极关怀的重任。因此，读者在欣赏、阅读优秀的文学作品时，常常会引起他们灵魂深处的共鸣，从而达到一种健全人格、陶冶情操、洗礼思想的目的。显然，这是文学的意义与作用的重要表征。正是因为文学能够给予人类以独到的精神引导和思想熏陶作用，文学才得以延续、发展、繁荣，并成为人类“诗意地安居”的精神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