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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期以来，对于文学终极意义的追求，是作家们孜孜以求的理想和目标。受中国特殊的国情影响，中国文化表现出很明显的“家国同构”的政治伦理特征。受这种文化环境熏陶，包括作家在内的知识分子培养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经过历代知识分子的阐释与发展，这种人生理想逐渐内化为一种“集体无意识”，潜在地影响了中国作家心灵结构的表现形态及文学价值诉求的构建。从“五四”以前中国文学发展的逻辑看，中国文学的发展繁荣主要依靠政治力量来维持、推动，而文学则以传播统治阶级的正统思想、教化民众、控制舆论来回馈统治者的支持，以此实现教化民众、维护政治话语权威性的目的。正是二者之间的相互哺育，才建构起了政治伦理制约下的文学终极意义秩序的传统。既然这样，文学的终极意义就指向了对“神圣”政治伦理的顶礼膜拜和对统治者政治理想的有效诠释，而文学本应赋予人类人文关怀的价值诉求却被抹杀了。“五四”以后，封建专制时代的价值伦理秩序解体了。随着西方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知识分子开始重新审视政治、人生与文学、艺术之间的关系：一方面他们进一步认识到政治对于“人”之精神现代化及文学现代化的重要影响，另一方面重新审视了“人”的重要意义，发现了个体之人对政治观念、人生意义建构的重要作用。当然，“政治意义”的发现并非“五四”知识分子首创，只有“人”的发现才是一种全新的创举。之所以这么说，就在于“人”的发现使“人”从以往的某种神圣的、抽象的观念中解放出来，成为一个独立、自由的自然个体，赋予了“五四”知识分子坚持自由表达对社会、国家、人生看法的合法性。因此，“五四”先驱们常常以一种先觉者的姿态、以文学的形式对尚未觉醒的民众进行思想“启蒙”就成为了集体性追求，从而形成了中国文学的“启蒙话语”传统。“五四”文学“启蒙”话语的形成，颠覆了长期以来中国文学单一的“政治-革命”话语模式，中国文学由此进入到一个“政治-革命”话语与“启蒙”话语之间合作或斗争的时代。两种话语系统的融合与冲突，使中国文学呈现出“启蒙压倒救亡”、“救亡压倒启蒙”、“启蒙与救亡合流”等丰富的文学形态。虽然这些文学形态纷繁芜杂，但是从最终目的上说，它们均指向了对政治、道德伦理等外在价值秩序的诉求与建构。换言之，它们都是某种神圣的、预设的政治、思想价值理念召唤的产物，负载着对终极价值秩序建构的职责。

　　可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经济的市场化转型掀起的世俗化思潮，使现实的、世俗的生活话语代替了虚幻的、理想的终极话语，从而确立了世俗话语的中心地位、赋予了个体欲望的合法性。这导致“传统的道德自然禀赋被追求现实经济发展的实践原则所改装”［5］以及传统的终极意义价值结构的迅速瓦解。这样，“对于幸福、正义、善等等，不再有普适性的客观尺度，与此相应，世界、人生的意义等终极关怀问题，不再被纳入到社会秩序中加以处理，亦不再作为社会建构自身的基础，而是变成个人自我选择与决断问题。”［6］世俗化话语逻辑秩序的建立，是人们生活价值观念转变的图示，更是新的文化价值逻辑确立的标志。既然如此，那么作为诠释、展示一定时期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形态的文学，在审美价值的诉求上也肯定会发生变化。对此，我们只要审视新时期以来的小说，就可以清晰地察觉出受世俗化影响而出现的文学价值观念转变的痕迹：文学作品不再热衷于“启蒙”、“政治-革命”话语时代所构建的“崇高”美学的诠释，不再执着于对终极意义的人生追问，而是更加注重对现世人生与现实生活的展示与阐释。文学写作的世俗化转向在很大程度上冲击了文学表现“崇高”与给予人类终极关怀的传统。从此，文学作为诠释某种“神圣”价值伦理的惯例被打破了，文学创作变成了作者个人自由的精神生产活动。因为作家与作家之间在价值观念、审美素养、人生体验等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所以文学的题材、内容也必然存在千差万别：文学可以表达作家个体的生命体验，可以描绘普通人的琐碎生活，可以书写平凡人的欲望和苦恼，甚至可以呈现社会的血腥、暴力、黑暗面等等。可见，新时期以来的文学不再拘泥于建立人们“被自愿”接受的价值秩序，而更加重视对人们芜杂的日常生活、丰富的心灵世界的描绘与展示，从而文学更能满足人们多样化的文化消费需求，更贴近读者的精神世界。无可讳言，多元化的价值追求是文学世俗化的结果，也是文学世俗化的题中之义。事实表明，要形成良好的文学发展环境，文学必须走价值诉求多元化、立体化道路。只有这样，文学才可能出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才可能满足不同阶层、不同文化层次的人们的审美需求。反之，文学就可能丧失发展活力，最终僵化、固化甚至消亡。“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在内容以及艺术技巧上存在着差异，但是总的来说它们都旨在建构一种让人们皈依的“政治-革命”伦理的价值秩序。不可否认，在一个理想主义高扬的时代，这种写作伦理起着凝聚人们思想、意志的巨大作用。然而，它妨碍了文学的自由发展，扼杀了文学的发展活力。当激进主义时代过去后，作者们从极“左”的文学思潮中跳出来，反思、批判了这种写作逻辑，重新思考文学的价值建构问题，以至于文学价值诉求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文学出现了发展的“春天”。正是如此，“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先锋小说”、“新写实小说”、“新状态小说”、“身体写作”等等文学思潮或写作现象，如泉水般涌现出来。它们以不同的艺术风格、题材内容、美学趣味从多个角度、多个层面满足了人们的审美消费需求，使文学实现了从“共同”观念制约下的“千人一面”的文学格局向“差异”观念影响下的“一人一面”的文学格局的巨大转变，从而文学更符合作家的审美趣味、更接近普通人的生活境况，客观上拉近了作者与读者之间的距离。“伤痕”、“反思”、“改革”文学虽然还留下了诠释政治话语的很深痕迹，但是它们从很大程度上宣泄了人们心中的愤懑、缓解了人们心中的压抑情绪，起到了慰藉人们心灵的作用；“寻根文学”深入到神秘的地方文化内核，呈现出不同地域的文化的风景，满足了读者的猎奇欲望；新写实小说反拨了“政治-革命”话语逻辑，重视对百姓日常生活的描述，迎合了普通民众的审美趣味，这与世俗化时代人们信仰“实在”的生活理念是契合的；“晚生代”、“新生代”等小说则遮蔽了生活之中的崇高、诗意面孔，将生活平面化、鄙俗化，极大地张扬了物质、身体的欲望，毫无羞耻地暴露身体、彰显性欲狂欢等成了司空见惯的叙事内容。这些叙事内容因完全背离了文学求“善”求“美”的宗旨而引起人们的非议，但从另一个维度上讲，它们解构了“禁欲主义”伦理规范，很大程度上消除了人们对于“身体”的好奇心理，客观上满足了欲望化时代的大众读者的精神娱乐需求。

　　综上所述，新时期以来的文学打破了以往文学的单一化、模式化的价值构建范式，文学从此不再是“教条主义”、“贵族主义”的文学，变得越来越贴近现实人生、世俗生活、时代风尚。这是文学应反映和表现多元价值诉求的重要表征。作家们努力建构的多元文学价值秩序，反拨了以往文学“一元化”的价值规范，赋予了文学更为自由、独立的艺术追求的权力，拓展了文学的表现空间，让文学更具人情、人性的味道，更大程度上满足人们多样化的文化消费需求，丰富了人们的精神生活，这是文学世俗化意义之所在。

　　三、“纯文学”空间的萎缩与“俗文学”版图的扩张

　　从美学观念看，“纯文学”以高雅的艺术形式来表现生活，承担着对道德、正义、崇高等主流价值建构的重任，反映了精英文化的发展方向；而“俗文学”则以大众化的艺术形式来表现世俗生活，最大程度地满足了人们多样化的文化审美消费需求，彰显出了强烈的世俗情怀。两者美学形态上的差异，使它们呈现出截然相反的命运图式：“纯文学”与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要求契合，获得了国家的认可，从而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而“俗文学”疏于主流价值的阐释而被主流话语压抑或遮蔽，从而长期处于边缘状态。正是如此，中国现当代文学呈现出“纯文学”欣欣向荣而“俗文学”萎靡不振的畸形发展图景，特别是在政治环境不够宽松的年代，“俗文学”更遭受了灭顶之灾，以致曾经一度出现“纯文学”独揽文坛的局面。历史与现实表明，这种畸形的文学发展模式扼杀了文学发展的活力，从根本上危害了文学的自由、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