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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20世纪80年代，国家实施的经济改革战略助推了市场经济发展，从而改变了中国经济发展格局，加快了现代化进程和社会转型步伐。从价值层面论，市场经济颠覆了以往的社会价值秩序，世俗价值观获得人们广泛认可。这股世俗化潮流重构了社会价值观念，引起了文化观念变革，从深层次上改变了作家的文学创作理念，使作家们从虚妄的政治狂热中清醒过来，把笔触转向了建立在“现实真实”基础上的“艺术真实”的建构。这宣告了文学的理想主义话语秩序的终结，预示着文学世俗化时代的到来。“俗文学”趁着世俗化的东风，举起了抢占“纯文学”地盘的旗帜，发起对“纯文学”的猛烈进攻，“纯文学”的影响力日渐式微，其生存空间大幅度萎缩，从而客观上扩充了“俗文学”的版图。这大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纯文学”刊物出现生存危机。“纯文学”期刊是发表“纯文学”作品的主要阵地，也是诠释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传播精英文化的窗口，特别是在政治意识形态高扬的年代，“纯文学”期刊因为文学肩负着沉重的意识形态责任而担当着传播主流思想的重任，因而“纯文学”期刊获得绝佳的发展机遇，出现了极度繁荣的发展景象。20世纪80年代初期，文学占据着社会意识形态的“中心”位置，正是这样，一篇成功的文学作品可以彻底改变一个作家的命运，而能引起社会轰动效应的文学作品甚至还影响到国家的决策。可见，文学是那个时代的宠儿。在那个文学无限风光的时代，从中央到地方，各种“纯文学”期刊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显示出一片蓬勃发展的气象。当时，不管文学杂志品质如何，都拥有很大的市场份额，一个文学期刊订购额达数十万份完全不足为奇。然而，在80年代中后期以后，市场经济裹挟而至的世俗化思潮从“潜流”上升为“潮流”，解构了文学的中心地位，文学迅速从“中心”滑入“边缘”。这导致了“纯文学”期刊的没落，很多刊物甚至出现了生存危机。“据统计,全国文学期刊约有800种,其中能维持生计的不足100种。大量的文学期刊订数不断下跌,一直在停刊的边缘苦苦挣扎。发行量曾过百万的《人民文学》《诗刊》,如今只剩下3万份不到。”［3］87这充分说明“纯文学”期刊出现的生存危机，不再是一种杞人忧天的想象，而是一种真实的存在。随着90年代以后市场经济的推进，“纯文学”期刊生存危机加剧，为了赢得市场份额，很多“纯文学”期刊主动调整了办刊策略，一时间地方文学刊物“改版”、“改刊”的潮流风起云涌，成为文学界一种别样的风景。如《山花》《天涯》《作家》等文学期刊改版，颇有迎合市场、满足读者大众趣味的意味。有些文学杂志则顺应市场趣味纷纷改名，如《湖南文学》更名为《母语》，《天津文学》更名为《青春阅读》，《西湖》更名为《鸭嘴兽》等等，这些更改的刊名都加入了一些时尚、煽情或陌生化的元素，以期起读者阅读的冲动，争得市场份额。有些文学杂志，如《大家》则借着“核心期刊”的名分，秘密地玩着“一号两刊”的游戏，在出版纯文学刊物的同时，又非法出版收取高额版面费的“山寨”版《大家》。如果说“纯文学”期刊订单份额的萎缩是“纯文学”生存危机的显在表征，那么“纯文学”杂志改版、改刊或创办“山寨”刊物等，则从侧面反映出“纯文学”期刊办刊的艰难状况。在“纯文学”刊物危机四伏的年代，“俗文学”杂志则因为迎合了世俗化的潮流、读者的大众趣味，其发行版图迅速扩大。从“俗文学”杂志的出版、营销策略看，它们不在乎杂志能否成为“经典”，也不在乎“精英”文化立场的表达，而更重视如何才能调动读者的阅读欲望，更好地满足读者的大众文化消费需求，以此获得丰厚的利润。正是如此，“俗文学”杂志的版面设计、装帧包装常能给读者带来一股强大的视觉冲击力；在内容上则大多包含了滑稽、煽情、暴力、神秘的元素，特别契合一部分读者的消费心理；在传播方式上，“俗文学”杂志多采取与网络、媒体、娱乐互动的方式来扩大杂志的影响力与知名度。由上可知，“俗文学”采用的这些出版、营销策略，都强调与世俗接轨、与市场合拍，以求得更大的市场份额，拓展“俗文学”杂志的发展空间。

　　二是“纯文学”作者写作姿态的“媚俗化”转向。文学的世俗化转向，使“纯文学”褪去了昔日的华丽光环，不再被认为是意识形态的中心，从而导致了读者数量的急剧减少，“纯文学”杂志出现了生存危机。这宣告了“纯文学”辉煌时代的终结。因之，从事“纯文学”写作的作者也被拉下了“神坛”，从受人崇拜的思想“启蒙者”转变为卖文为生的“普通人”，从获得体制内生活保障的“专业作家”沦落为依靠稿费而生存的“职业作家”。“纯文学”作家身份、地位的转变，使他们丧失了安稳、闲适的生活条件，不得不认真思考世俗化时代作家如何调整写作姿态以求得生存、发展的现实问题。从“纯文学”作家这个群体的写作情况看，虽然仍有人坚守“精英主义”的写作立场，执着地从事“纯文学”写作，但是，从总体上说，“纯文学”作家纷纷放弃“精英话语”的写作立场，积极转向与市场合谋、与世俗融合、与影视联姻的文学写作，已成为不可阻挡的主潮。具体而言，“纯文学”作家“媚俗化”转向的路径大致有：第一，从有“意义”的写作向“欲望”写作转型。代表作家主要有贾平凹、苏童、余华等。如贾平凹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发表的小说主要展现了社会转型时农民的浮躁精神状态，而到了90年代后以小说《废都》为代表的一些作品，则具有强烈的欲望叙事意味。《废都》中，毫无顾忌地描绘女性身体、展现男女肉体狂欢、释放淫秽的性心理，成了借以吸引读者的噱头。实际上，这种叙写方式很大程度上迎合了世俗化时代人们的阅读心理诉求，是作者“媚俗化”写作策略的生动显现。第二，“纯文学”作家将小说改编成大众影视剧，迎合了市场趣味而获得更大卖点。在“纯文学”日益没落而网络、影视方兴未艾的大语境下，“纯文学”作家积极调整写作策略，努力寻求与影视的合作，掀起了将小说改编为影视剧的热潮。在改编时，作家以迎合受众的大众审美趣味、增强故事的吸引力为改编的出发点，对原著的故事情节、人物关系、语言表达、题材内容等进行大幅度的修改，从而致使影视剧与原著在内容和主题上大相径庭。例如陈忠实小说《白鹿原》，原著本意在于诠释“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的创作意图，试图通过以白嘉轩、鹿子霖为中心的两个家族之间的错综复杂关系的描绘，来呈现“白鹿原”上风云诡谲、传奇浪漫的“地方秘史”，并以此展现出一幅中华民族波澜壮阔、绚烂多彩的历史图景。然而，在改编的影视剧中，作者背叛了原著的写作宗旨，按照出版商的市场运作要求，对原著进行了大幅度修改，不仅改变了原著的故事情节与人物关系，而且增加了很多关于男女性爱、地方传奇文化的展示片段。这样，影视版《白鹿原》的主题几乎演变为以人物田小娥为中心的一部“性史”，消解了小说原著的史诗特质。这导致《白鹿原》上映后引起了评论界和观众的广泛非议。当然，除了“纯文学”作家在艺术创作上向符合普通大众趣味的影视靠拢外，还有一些“纯文学”作家则干脆成为影视制作公司的法人代表或影视剧的总导演等。如“杨争光辞职创办‘长安影视公司’，出任总经理；刘恒还干脆当起了导演，担任电视剧《少年天子》的总导演”。［7］

　　在“纯文学”发展不容乐观的大环境下，从事“纯文学”写作的作家纷纷“改旗易帜”，上演了一场场“纯文学”大逃亡的荒诞剧。与此同时，迎合了世俗价值规范与大众审美趣味的“俗文学”则迅速从夹缝中崛起，出现了发展的“春天”，成为左右中国文坛的一股重要力量，在微观、宏观层面上影响了中国文学的发展。从微观角度讲，“俗文学”的迅速崛起，改变了激进主义时代人们精神贫困的格局，丰富了人们精神娱乐的方式，最大程度地满足了普通大众的文化审美消费需求。从宏观角度而言，“俗文学”版图的扩张，颠覆了“纯文学”话语的中心地位，打破了“纯文学”一枝独秀的格局，客观上确立了“俗文学”发展的合法性、合理性身份，文学进入到了“纯文学”、“俗文学”共存、交流、碰撞的时代。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优化了文学的发展结构和发展环境，文学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新格局，为文学更好地满足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创造了条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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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许纪霖,刘擎.世俗化与超越精神［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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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陈赟.世俗化与现时代的精神生活［J］.天津社会科学,2007，(5).

　　［7］黄发有.文学季风——中国当代文学观察［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2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