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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进化论思想在推动国人世界观转变过程中的作用(2)

时间:2015-09-29 09:43 文章来源:http://www.lunwenbuluo.com 作者:论文部落 点击次数:

  以严复为例,在进化论思想和进步观念的烛照下,他以为“彼西洋者,无法与法并用而皆有以胜我者也”,而这种“胜我者”之因,严复在很大程度上归结到了“人”的自由上:“推求其故,盖彼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在大多数人将西方富强之根归结为民主政治的时候,严复却能独具慧眼地指出民主不过是“用”,自由才是“体”,这是相当超前和难能可贵的。在严复看来,正是自由与不自由的巨大差异,才造成了中西在政治、经济、伦理道德、社会风俗、接人待物、学术思想等等诸多方面的差异。于政治:“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于经济:“中国重节流,而西人重开源”;于伦理道德:“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于社会风俗:“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于接人待物:“中国美谦屈,而西人务发舒”;于学术:“中国夸多识,而西人尊新知”。……并进而把这种不自由视为致中国贫弱的根本原因:“故中国之弱,非弱于财匮兵窳也,而弱于政教之不中,而政教之所以不中,坐不知平等自由公理,而私权奋压力行耳。”这种把人的自由置于如此崇高地位的思想,虽然在当时好似空谷足音,影响并不大,但到了五四,则掀起了滔天巨浪,终于迎来了一个人全面觉醒和个性解放的全新时代。 
  五四最典型的特征是反传统,而这种反传统的动力,现在看来,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进化论思想的广泛传播和深入人心。正是进化论思想及其中所蕴含的进步观念,使得中西处于进化的同一历程中,中西在进化的同一大道上行进,西方先行一步,中国落后一步,中西文明便被视为社会发展的两个不同阶段的文明,西方的今天便是中国的明天,如此一来,西方的进步恰好成为攻击中国古代社会与传统的口实与绝好理由。西方是平等的、自主的、个性解放的,中国是等级的、野蛮的、保守的……在一阵又一阵的反传统热潮中,中国“人”终于挣脱了封建礼教的束缚,在西方思想的启蒙和烛照下获得了全新的定义。“五四运动的最大的成功,第一要算‘个人’的发现。”郁达夫的这句话可谓耳熟能详。而究其原因,进化论思想在背后的推动之功实不可没。当然,进化论思想在推动国人对“人”的全新认识上并不是完美元缺的。 
  如前所述,进化并不等于进步,进化在很多情况下只是涉及对环境的“适应”与“不适应”,而“适应”了的并不一定是最强者,所以进化并不必然涉及对物种强弱和优劣之分的价值判断。赫胥黎在《进化论与伦理学》中写道:“‘适者’含有‘最好’的意思;而‘最好’又带有一种道德的意味。可是在宇宙自然界,什么是‘最适应的’有赖于各种条件。很久以来,我大胆地指出,如果我们的半球要再冷却下去的话,那末在植物界,最适于生存的东西,可能就是一些越来越矮小、越来越低等的生物,一直到最适于生存的只能是苔薛和硅藻,以及诸如能够把白雪染上红色的微生物;反之,如果气候变得越来越热,那末泰晤士和埃西斯的令人愉快的河谷区,能够生存的就只有热带丛林中繁殖的生物,别的则无法住下去了。只有它们,作为最适应者和对变化了的环境最有适应力的,将会生存下去。”这里已明确指出:适者并不等于强者。 
  但是,在认同“进化就是进步”,并深受斯宾塞思想影响的严复看来,优胜劣汰,适者生存,优淘汰劣而成为适者,那么适就一定等于优,适者也就是强者。故而在《天演论》中,他写道:“人欲图存,必用其才力心思,以与是妨生者为斗,负者日退,而胜者日昌。胜者非他,德智力三者皆大是耳。”严复的这种看法与中国自古以来就存在的“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古老箴言有异曲同工之妙,也很能契合国人甲午战败后求富求强的心理,故而得到了普遍的认同。换而言之,国人其实是在维护自身生存、求富求强的总体目标下容纳和接受进化论思想的,这种进化论思想事实上已与达尔文原滋原味的生物进化论有了相当大的距离。 
  这种差异的主要表现就在于突出了价值判断,强化了目的性和功利性:适就是优,败就是劣。然而,正如赫胥黎上述所言,适与不适,很大程度上有赖于与外在的各种条件,这就使得适与优的价值判断事实上存在着很大的变数和不确定性,一旦外在的环境或条件改变了,那么,孰优孰劣就很成为了问题。 
  以严复为例,如上所述,他曾对“人”的自由抱以无限的希望,然而,随着外在条件的改变,当欧洲不再处于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代,而陷入一战后浓重的思想危机时,他的态度便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譬如平等、自由、民权诸主义,百年以往,真如第二福音;乃至与今,其弊日见,不变计者,且有乱亡之祸。”甚至起而抨击,转而维护中国传统的孔孟之道:“不佞垂老,亲见脂那七年之民国与欧罗巴四年亘古未有之血战,觉彼族三百年之进化,只做到‘利己杀人,寡廉鲜耻’八个字。回观孔孟之道,真量同天地,泽被寰区。此不独吾言为然,即泰西有思想人亦渐觉其为如此矣。” 
  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类似于严复的这种“善变”并非只是一个个案,我们时常可以看到,每当中国社会大的政治变局发生之后,那些原先曾被人普遍接受与认同的思想(如人的自由),其“优”与“适”便常常被质疑和追问,虽然不能排除这种质疑和追问的合理性,但这种“善变”,毕竟对于国人更深入地从本体论的意义上认识问题不利。而究其缘由,我们大可从国人强化了进化论思想的价值判断,突出了其目的性和功利性,并由此而带来的思维上的盲点和误区找到些端倪。 
  自然,进化论思想对国人世界观的转变远不止上述两个方面,这种转变,主要是通过突破中国传统意识形态的思想根基,从而给予国人以一种全新的看待世界与自身的方式进行的。可以说,正是因为国人对进化论思想的接受重点并不在于论证生物学意义上的自然界万物的演进过程,而在于获得一种看待世界与自身的全新方式,为改变中国社会现状获得一种合理的依据,最终使得进化论思想从一种自然科学理论升格成为了一种进化论世界观,进而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陈兼善说:“我们现在放开眼光看一看,现在的进化论,已经有了左右思想的能力,无论什么哲学、伦理、教育,以及社会之组织、宗教之精神、政治之设施,没有一种不受它的影响。”此语可谓名至实归,但诚如前所述,其中所造成的缺失也是我们必须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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