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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暴力美学”美不美
　　“暴力美学”是一种美。它的魅力不仅在于形式好看，也在于它符合人的潜意识。如果让一个帅哥去演雷锋，虽然他形象好看，但他的行动如果不符合多数观众的潜意识，他塑造的角色的行为逻辑、价值观显示出一种乌托邦式的崇高，观众未必就会喜欢。一个严肃的、具有实事求是精神的研究者应该看到，对暴力进行唯美化的展示是可能的，它已经是一种世界各地各个民族人参加的艺术实践活动。就不同作者在暴力展示中体现出的内在倾向而言，这其中也有很多复杂的差异性可以研究。例如，电影可以夸张刺激地表现开枪、子弹的穿梭、血腥这些东西，但不同的电影可以表现得完全不同。日本有的电影将这些事物表现得很血腥一些、冷一些。有的影片如《杀手阿一》中的许多场景拍得从天花板到地上都是血，显出一种十分夸张的血腥。而吴宇森的暴力美学影片却始终贯穿着一种兄弟的情意、亲子的爱意、信义这些比较浪漫、人情味一点的内在价值观。在“暴力美学”中，虽然血腥是重要主题，但此类作品却能将打斗、枪战这些暴力和血腥的母题用美的形式展示出来。
　　再做一些比较分析就会发现：昆廷?塔伦蒂诺更偏爱一种暴力情景以及残酷的情节和意象，不像香港电影人那样发挥暴力的诗化魅力，将暴力虚化为一种唯美主义的镜语表演。如果说香港的暴力美学更多浪漫和温情的色彩，那么昆廷的暴力展示则更富于黑色感觉和犬儒主义的笑脸。也许，在一个高度商业化、法制化的社会，这种不管不顾、无忧无虑的犬儒主义顶多算是一个“无害的坏孩子”的“无害的冷漠”而已，是自由的审美态度之一种。但是，在人们感到现实的黑暗和荒诞的境遇中，那些看一切都正常，到哪里都觉得莺歌燕舞、阳光明媚，站在舞台上向大家宣布风景这边独好、觉得如鱼得水的人，极可能表现的是一种对人和生活的犬儒主义观点。因为他觉得一切本来就是如此，一切也就应该如此，对一切踏破人道底线的肉体杀和思想阉割都无所谓。这种犬儒主义的冷漠在我看来却十分可疑，因为这种冷漠可能是自欺欺人的心理技术和这种经过内心改扮以后的精巧表演和和强力压制后的心理设计。
　　如果再做细致分析，暴力美学包含了诸多上镜头的元素，有时它们被结合在一起使用，有时，在某一部影片中着力探索并将某一种刺激提供给观众。这些元素大约有1.人们对动作的集体无意识喜好，其深层心理积淀是来源人类的远古经验：在那时候，人跑不快就要被饿死或者吃掉；2.对力量和强健身体的崇尚和心理需求。这在人类原始记忆中是赢得食物和与异性交配机会的主要因素，在今天，它仍然是健美的标准；3.打斗、枪击的镜头组接。这类镜头是将人的力量崇尚和死亡恐惧复杂地扭结一起，在反复的触及和宣泄中平复了一些内心冲动；&对血腥的观赏需求。这也是人类在艺术活动中表现和超越死亡恐惧的重要过程和手段。这一兴趣和观赏需求也显然与人类的原始意象相联系"工业社会、科技时代以来对器具形状和金属质感的上镜头性探索。暴力美学镜头中探索的都是与杀人有关的器具，如枪、刀、武术器械、发展形态是各种火器。这些器具与电影科技的结合构成了新的声音和画面观赏快感。例如《骇客帝国》中高速射击的冲锋枪弹壳弹出和落下的声音在多声道立体声的系统中也构成了有吸引力的好听元素。
　　需要强调的是：这些元素在暴力美学的段落中都不是按照生活中原来的样子去表现的，都是人造的、变形的、强化的，所以我将这些技法上的特征描述为杂耍性。只不过，这种暴力美学的镜头追求的是形式快感，没有看见强调作者的那些“意识形态结论”。比较一下《辛德勒的名单》和吴宇森的《变脸》就可以知道，真实的杀和死亡与暴力美学的形式夸张在镜头处理和动作设计上有多么明显的区别。前者是用了非常具有真实感的形态展现真正发生过的杀戮，通过造成观众的怜悯和恐惧来引起历史思考和人性深处的探索，后者是营造快感，展现形式技巧。在笔者看来，这两者都是人们在艺术活动中的需求。
　　这种暴力展示的艺术形态反复出现，不断精美化、夸张化，形成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华彩乐章。可为什么世界各地的人们都喜欢观看和听它们？我认为其中有我们心理深处的共同需求。这些暴力美学的场面和段落触及到世界各地的人们心中的无意识，这些形式跟其它浪漫性的美化场面一样带有某种集体性。我将这些形式演化视为荣格概念中的原始意象的显现。荣格解释：“原始意象即原型——无论是神怪、是人，还是一个过程——都总是在历史进程中反复出现的一个现象，在创造性幻想得到自由表现的地方，也会见到这种形象。因为它基本上是神话的形象。我们再仔细审视，就会发现这类意象赋予我们祖先的无数典型经验以形式。因此，我们可以说，它们是许许多多同类经验留下的痕迹）。以吴宇森影片中反复出现的教堂中的鸽子为例，我倾向于认为这是东西方人们心中都具有重要性的一个综合意象的显现。鸽子可以认为是汉民族艺术和神话中许多关于神鸟、凤凰的形象的变形，它在西方的神话和宗教艺术也有重要意义。荣格在分析太阳和风的在古代象征体系中的表现时也注意到鸽子在中世纪绘画中的出现。“实际上中世纪就有图画描绘一根管子或水龙软管从上帝的宝座上垂下来，伸进了玛利亚的身体，使她怀了孕，我们还可看到有一只鸽子，也许是儿童时的基督，飞下这条管子。鸽子代表着生育天使，代表着那圣灵之风。这样看来，一些作者的无意识趣味被我们在艺术欣赏活动中筛选出来不是偶然的，它也许是我们心底奔涌的那有共同性的无意识湍流的波浪？它也许是我们无数远古经验积淀下来某些原始意象的现代显现？
　　五“暴力美学”与社会氛围
　　考察上面两个作者对暴力的不同认识，奥利弗?斯通似乎比昆廷对暴力有更深切的体会。昆廷可能不会想到，要真想玩弄暴力美学，首先要身体安全。昆廷就是有点“少年不知暴力滋味”。此外，生长在美国加州的昆廷这辈子也不会想到，话语表演是要有社会保障的，一旦没有这种保障，话语表演就意味着流血。这使我想起1968年前后，福柯在法国大谈文化大革命和什么民众正义（就是我们文革中实行的群众专政）的情景。其实，福柯对话语游戏、语言反叛和行动暴力会让他在个人实际生活得到什么还是心中有底的。从这一点，我看到他与政治体制之间还是有一种信任关系。那时他身着笔挺的西装，和学生们一起从屋顶上向楼下维持秩序的警察扔砖头，开心得很。他之所以能够开心，多半以他的人身安全并没有受到丝毫威胁为前提。当时他在巴黎郊外一所大学任哲学系主任，系里开设‘文化大革命’、‘思想意识形态斗争’之类的专题课，向戴高乐政权挑战。人们尽可以说法国社会对人权和理想的尊重是虚伪的，但是言论自由毕竟受到法律的保护，教授们决不会像张志新那样因为敢于直言而被割断声带。就因为人权有基本保障，他们才可以言所欲言，不必有任何顾忌。”！而这一切，昆廷大概是不会懂也用不着懂的，大概他只知道在一个保障健全的社会里如何玩得开心，玩得离谱，玩得让整个世界都来惊诧和叹服这位“坏孩子”的天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