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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福州柔远驿则充当了中琉贸易的最重要舞台。在福州，有政府指定的专门与琉球人进行贸易对接的外贸商会，叫“球商”或“牙行”。据谢必震的研究，明、清福州专事中琉外贸的共有十家实力雄厚的“球商”，称“十家帮”，是有政府背景的外贸商会，会馆设在柔远驿附近的太保境。琉球进贡、接贡船带来的货物不能自由买卖，只能出售给球商，同时琉球所需货物也向球商采购或订购。随着球商规模的扩大与机构日益完善，十九世纪初开始，中琉交易移到球商会馆内进行。“十家帮”垄断中琉贸易，册封使前往琉球，浩浩荡荡五六百名随员中都有官方背景的球商。比如1866年清朝最后一次册封尚泰王使团中正使赵新就是出身球商的世家。1879年琉球被日本吞并后，日本驻福州领事馆垄断了中琉贸易，“十家帮”急遽凋零，东恩纳宽惇来访时，已经沦落为靠收取店租、房租，供节假日聚会联谊的象征性机构了。
　　柔远驿在中琉往来史上不仅是贸易交流的据点，更是琉球国全面学习、输入中华文明的基地，这才是渗入琉球社会各个领域历久弥新的烙印。作为明、清王朝的海外屏藩，琉球人学习中华文化技术的虔诚与热情，毫不逊色于千年前的日本遣唐使，举国学习中国文化的热潮延绵数百年而不衰。伴随使团来华的既有保送明、清最高学府国子监的公费“官生”，更多的是来自各个阶层的自费“勤学生”。官生名额一届限四名，且仅囿于王族和久米村士族子弟之佼佼者，四百年间不足百人，而前来福州学习文化和各种技术专业的“勤学生”，则多如过江之鲫，冲绳史学家高良仓吉《琉球王国的课题》一书中，有理有据的人数推算就达二十万之巨。虽然其中包括多次来华的人员，但考虑到国土面积只有两个厦门市大小的蕞尔小国，可算很壮观的数字了。从琉球国发展历程看，这一群体所学涉及国家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诸如儒学教义、曲艺舞蹈、作物栽培、医学手术、风水堪舆、酿酒制糖、天文历法等无所不包，对琉球社会经济发展贡献至大，此外，对琉球史上影响深远的政治家像蔡温、程顺则之流，对于国民生计贡献卓越诸如甘薯祖师麻衡平、兔唇整容和麻醉手术先驱高岭德名都曾是福州柔远驿里的莘莘学子。
　　琉球国作为明、清王朝的“海表恭藩”，深受信赖和倚重，在中国的待遇也远比其他藩属远国的来华人员优越，入贡次数、下赐物品和觐见天子的机会远比一般藩国多;滞留期间管制相对宽松，有较大的活动自由，允许馆驿里的琉球人昼间出游，接触当地人，不像其他属国，被名为把护实为监控的军士看的死死的。因而他们在得以近距离接触中国社会百态的同时，各地的信息资讯也通过他们源源不断传入琉球馆，经专职人员记录分类，传入琉球国，最后再经各种渠道流入日本，成了实行锁国的江户幕府除了长崎商港外了解中国的重要情报来源。
　　1609年日本幕府萨摩岛津藩不宣而战侵入琉球，洗劫了王都首里城之后掳走尚宁王君臣到江户称臣，从此置琉球国于被控制、支配即所谓明贡中华王朝，暗聘江户幕府的双重属国境地。二百七十年间琉球向江户派遣庆贺使、谢恩使等各种名目的使团计十九次。在这个特殊背景下，与中国关系密切往来频繁的琉球成了江户幕府间接了解中国的资讯来源。明、清两代中、日基本处于敌对状态，又兼明、清“海禁”与幕府“锁国”，几乎不通往来，民间层面的经贸、信息交流渠道也仅限于长崎港。尽管如此，日本从来没有停止过对老大帝国和周边“华夷变态”的关注和窥探。其中最大的渠道来自琉球的上江户使者的“琉客风说”。
　　夏威夷大学宝玲文库里珍藏着一本手书版《琉馆笔谈》，历来为东亚海域史研究学者所重。此书是十九世纪初琉球国外交官嘉味田亲云上（汉名杨文凤）与萨摩藩士石冢崔高之间的笔谈记录。江户时代萨摩藩的鹿儿岛是为琉球使节上江户之口岸，就像福州柔远驿一样，萨摩藩也专设供琉球使节居停的馆屋。杨文凤多次赴华朝贡，也曾前往江户庆贺幕府将军袭职。1803年杨因公务前往萨摩旅居琉球馆期间，石冢崔高慕名来访，就其关心的问题向杨请益，交流以笔谈的方式进行，所记甚多，石冢择其要者辑成《琉馆笔谈》以参考摘要形式上交藩府。笔谈所涉多是幕府时代的精英阶层对远隔重洋的中华帝国最为关注的话题，举凡清国册封使在琉球的活动及性情爱好;福州的社会风气与习俗;琉球商船遭遇海难漂流台湾的经历，还有小部分涉及琉球国内政教育的事情等，详实生动，读来如在目前。
　　类似这种琉球人与萨摩藩之间的交流而形成的文献史料有不少，比较有代表性的还有十九世纪中期的《琉客杂记》，内容包罗万象，关乎大清国内动态和国际纠葛等重要资讯，因系亲历者所言，故其情报价值非同一般，尤其在风云突变的十九世纪中前期，有关东亚海域瞬息万变的局势，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幕末日本的转向。最典型的要数中英鸦片战争期间的有关情报在日本的传播。
　　道光年间钦差大臣林则徐到广州禁烟期间，曾多次委托球商将家书带回福州家中。林则徐为福州人，林氏府邸与柔远驿距离不远，对来自琉球馆来人稔熟且信任，家书、口信多托其带回。于是，林则徐在广州的禁烟活动，中英围绕鸦片矛盾不可调到最终诉诸开战，而后中方失利及割地赔款等信息源源不断传到一千公里外的福州琉球馆中;1850年太平天国蜂起，内乱所及波及大半个中国，也影响到朝贡途中的琉球国使节的行程，沿途所见直接成了中国内乱的目击者，这些情报通过柔远驿→琉球国→萨摩藩→江户等传播途径层层递传到幕府最高决策层，为幕末在复杂多变的东亚巨变局势中进退为难的日本提供了最重要的决策依据，影响所及甚至改变了日本历史进程。
　　三
　　柔远驿是明、清王朝册封朝贡体制下的独特存在，其兴衰荣枯无不与居于这一体制核心地位的宗主国历史性的沉浮运数休戚相关。
　　中国在鸦片战争中的惨败及后果，预示着延续两千年的册封朝贡体制走到尽头，也给曾被排斥在这一体制边缘的日本予强烈震撼。以此为警戒，日本通过明治维新迅速实现了富国强兵，在避免成为西方列强刀俎鱼肉的同时，也开始对以中国为核心的册封朝贡体制发起新一轮挑战，将远离东亚大陆的琉球收入囊中，成了日本“脱亚入欧”、“雄飞海外”的第一步。
　　1874年夏，修葺一新的柔远驿迎来了琉球国历史上最后一次前来中国的使团——以毛精长为正使的进贡使团。使节九月上旬从福州出发，十二月底前抵达紫禁城朝贡如仪，并在北京欢度1875年农历新年。次年冰雪消融的早春三月，进京使团一行兴高采烈踏上返回福建归程，却对于突如其来降临到琉球国的厄运一无所知。
　　这年5月，日本明治政府大丞官松田道之率武装力量赴琉球，宣布废止琉球国与清国的藩属关系，强迫琉球停止向中国朝贡并断交。松田道之带来的日本明治政府成命还包括：停止使用清朝年号改用日本年号，关闭福州柔远驿，今后琉球国与清朝的交涉概由日本外务省接手，中琉间的贸易往来事务则由驻榕领事馆管辖等等，延续五百年的中琉间纽带就此断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