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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本文旨在探析毛姆在其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人生的枷锁》和《在中国屏风上》中所表现出的傲慢与偏见以及这种傲慢与偏见产生的原因。毛姆作为二十世纪英国文坛一位重要的作家，他对东方文化有着特殊的情感，创作了大量以东方为背景的作品。其中，《人生的枷锁》和《在中国屏风上》，他不但给我们呈现出了一系列中国形象，而且这一系列中国形象也折射出了他作为西方作家内心的傲慢与偏见。毛姆对待中国，尤其是对待中国人的那种傲慢与偏见具有浓厚的东方主义色彩，是诸多因素作用下的产物。首先，在西方社会文化语境中，中国人的相貌一直悖离西方的审美观;其次，英国的工业革命使英国一跃成为列强之首，社会上空弥漫着骄傲自大、目空一切的情绪，这就使英国的作家们在进行“他者”形象的建构时难以给出客观公正的评价;还有就是毛姆自身的性格因素。
　　关键词：毛姆《人生的枷锁》《在中国屏风上》傲慢偏见
　　一.引言
　　毛姆（1874-1965）是一位在世界亨有盛名的作家。他一生足迹遍及世界各地，不但熟悉英国本土和美国的风土人情、流行思潮，而且多次远游南太平洋和东南亚各地，创作了大量以东方为背景的作品，这些作品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了对“他者”形象的建构。每一个“他者”形象被建构的同时必然伴随着一个自我形象的产生。法国比较文学家巴柔说：“‘我’看他者;但他者的形象也传递了我自己的某个形象。在个人（一个作家）、集体（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或半集体（一种思想流派、一种‘舆论’）的层面上，他者形象不可避免地同样要表现出对他者的否定，对我自身、对我自己所处空间的补充和延伸。我想言说他者（最常见的是由于专断和复杂的原因），但在言说他者时，我却否认了他，而言说了自我。我也以某种方式同时说出了围绕着我的世界，我说出了‘目光’来自何处及对他者的判断：他者形象揭示出了我在世界（本土和异国的空间）和我之间建立起的各种关系。”[1]因此，作为自我创造物的“他者”形象，就像一面镜子，具有同时表现“他者”也反射“自我”的双重功能。在毛姆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人生的枷锁》和《在中国屏风上》中，毛姆给我们呈现出的一系列中国形象不但让我们对中国有一定的了解，而且这一系列中国形象也折射出了他作为西方作家内心的傲慢与偏见。
　　二.傲慢与偏见的表现
　　毛姆来中国之前，就在《人生的枷锁》这部流传最广泛的小说中提到了一个中国人。小说主人公菲利普是英国的一个留德学生，在柏林成长，这期间首次与中国人交往。菲利普初到德国时，寄宿在欧林教授夫人的家里。同时寄宿在此的有一个中国人宋先生。在菲利普的眼中，宋先生“黄黄的脸上挂着开朗的微笑。他正在大学里研究西方社会的状况。他说起话来很快，口音也很怪，所以他讲的话，姑娘们并不句句都懂。这一来，她们就张扬大笑，而他自己也随和地跟着笑了，笑的时候，那双细梢杏眼差不多合成了一道逢。”[2]可见，菲利普对宋先生的初次印象并不坏，甚至还打破了西方人的优越感和宗教框框，认为像宋先生这样的大好人，不应该因为是异教徒就得下地狱。但是没过多久，当菲利普发现宋先生和另一位寄宿的法国小姐凯西莉在谈恋爱时，他就一下子改变了对宋先生的看法。同住一处的几位老太太也开始把这件事当作丑闻来谈论，于是闹得整个寄宿家庭心神不宁。在房东教授太太的眼里，宋先生“黄皮肤，塌鼻梁，一对小小的猪眼睛，这才是使人惶恐不安的症结所在。想到那副尊容，就叫人恶心。”菲利普也觉得寄宿家庭的整个气氛令人恶心：“屋子里空气沉闷，压得人透不过气来，似乎大家被这对情人的兽欲搞得心神不宁;周围有一种东方人堕落的特有气氛;炷香袅袅，幽香阵阵，还有窃玉偷香的神秘味儿，似乎逼得人直喘粗气。”[2]他自己弄不明白，究竟是什么奇怪的感情搞得他如此心慌意乱，他似乎觉得有什么东西在极其强烈地吸引他，而同时又引起他内心的反感和惶恐。菲利普、房东太太和其它几位老太太其实就是代表了西方人对中国人的憎恶、轻蔑和鄙夷。当以宋先生为代表的中国文化侵入以菲利普为代表的西方文化时，菲利普、房东太太和其它几位老太太内心中那种根深蒂固的西方优越感就自然而然地暴露出来，这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了作者毛姆内心中的傲慢情感。
　　毛姆的另一部作品《在中国屏风上》，是反映他中国题材创作的主要作品，也是他心目中中国形象的集中展现。在这部作品中，毛姆并没有因为踏上中国土地，实地考察，增广见闻后，重新认识中国，反而看待问题的角度越发狭窄，带有强烈的个人偏见。
　　来中国的西方人每每提到中国苦力时，大多数还是带有怜悯和同情之心的。但在毛姆眼中，那不堪重负的中国苦力构成的却是一幅非常有趣的景象：“当你刚开始看见一个苦力挑着担子走在路上，他在你眼中有一种动人的风采。……你会看到路上过来一队苦力，一个接着一个，每个人都挑着一个扁担，两端挂着一大捆东西，组成了一种宜人的风景。看着稻田水中映出的他们急匆匆而过的身影是很有趣的。”[3]面对这些牲畜一样的苦力，毛姆不但没有表示同情，而且觉得非常有趣，竟然说他们构成了一种宜人的风景。进而，毛姆联想到了所有的中国人，“他们终身承受役使却看不到自己的成功，一辈子困顿疲劳却不知道自己的归宿”。在他看来，这样的生活就是每一个中国人的生活——“终身役役，莫知所归”，由此可见毛姆的偏见之深。
　　此外，《在中国屏风上》基本持续了《人生的枷锁》中毛姆自身西方优越感下的傲慢与偏见，首先表现在他笔下的那些在华英人身上。他们当中有那些已经在中国工作二十年，知道如何与当地人打交道的海关人员;有那些每天上英国俱乐部看伦敦报纸的大公司的年轻职员;有那些读罗素，承认社会主义思想，却斥责街头人力车夫的人;有那些心里憎恶中国人，一辈子在华以改造这个国家为己任的牧师;有那些沾沾自喜的皇室代表团成员;还有那些想为伦敦客厅复制一些北京庙宇里艺术品的妇女。尽管他们性格不一，职业不同，但有一条是相同的，那就是他们内心深处都鄙视和憎恨中国人。先来看看传教士。毛姆所见的在华传教士都有一个共同特征：一方面虚心奉主，一方面倨傲待人。就如毛姆所言：“他们可能是圣徒，但他们不常常是绅士。”《恐惧》里的温格罗夫先生是一位来中国已有十七年的“绅士”。他经常说起中国人的善良天性，孝敬父母、疼爱孩子，有崇高的品德等等。正如他妻子所说，温格罗夫“听不得一个字说中国人不好，他就是喜欢他们。”然而“圣人”心中也有魔鬼：“这时有人敲门，随之走进一个年轻的女子。她穿着长裙，没有裹脚，是个本地基督徒，脸上有一种既畏怯又不悦的神色。她对温格罗夫太太说了些什么。我恰好注意到温格罗夫先生的脸。当他看见女子进来时，他脸上现出极为厌恶的表情，仿佛有一种臭味恶心得连脸都扭歪了，但这表情又很快消失，脸上弄出一丝愉悦的笑容;但这太刻意了，结果只是显露出一个苦恼的怪相。”[3]温格罗夫先生向毛姆介绍，她是一个教员，有非常好的品德，因而非常宝贵，对她寄予了无限的信任。这戏剧性的变化让毛姆看到了“真相”：凡是温格罗夫先生意志上所爱的，他灵魂上都厌恶。这位传教士言不由衷地赞美中国人，但在骨子里却厌恶和憎恨中国人。当他被问起：“要是中国人不接受基督的信仰，你相信上帝会判他们以永恒的惩罚吗？”温格罗夫先生的回答是十分肯定的。也许正是由于这种信念，尽管他在感情和灵魂上厌恶中国人，但在理智和意志上还是愿意呆在中国的，因为“他们很需要帮助，所以要离开他们很困难”。毛姆在此传达了“白种人负担”的讯息，而温格罗夫先生这位“圣人”和“绅士”的灵魂也昭然若揭。伴随着船坚炮利而来的西方传教士的“宽厚仁慈”我们有目共睹，支撑他们的不仅有上帝的召唤，更有西方优越感的心理基础。另外，这种西方优越感的心理也表现在那些在华的洋商、洋客身上。《亨德森》里的主人公亨德森就是一家信誉卓著的外资银行的经理。他刚来上海时，拒绝乘用黄包车，因为“黄包车车夫，跟他一样是人类的一分子，却到处拉着他，这有违他关于个人尊严的思想。”[3]这位心胸“仁慈”，丝毫不亚于温格罗夫先生的银行经理，还借走路可以锻炼身体，口渴可以喝啤酒，为自己如此“高尚”的作风找理由。然而，这位经理的道德理想终究抵不住现实的诱惑：“上海天气很热，有时他急于赶路，所以偶尔也不得不使用一下这种属于退化的交通工具。这使他颇不自在，但无疑十分便利。现在他经常坐黄包车了，但他总是想到这两根车杠中间的伙计是一个人，一个兄弟。”[3]亨德森的转变，实际上仍然有心理上优越感的支持。未为现实所屈时，优越感或可保持距离，以“仁民爱物”的面貌伪装，就像菲利普起初不认为异教徒宋先生应入地狱一样。然而若涉及自身利益，羊皮下的虎皮就显露出来，就像宋西恋情一旦曝光，东方尊严在西方瞬成猥亵一样。[4]三年后的一天上午，亨德森和毛姆一起乘黄包车从一家商店到另一家商店，黄包车夫热得汗流浃背，每一两分钟就用破烂的汗巾在额头上揩着。当亨德森想起他非得要现在就去俱乐部买刚到上海的罗素的一本新书害怕赶不到时，他要求车夫停下来，打回转。毛姆就说：“我们不可以午饭后再去买书吗？这两个家伙汗出得像水里捞起来似的。”而亨德森却说：“这对他们有好处。你不必去关心中国人。你明白，我们在这儿是因为他们害怕我们。我们是统治的民族。”最后，当亨德森正准备评述罗素《自由之路》的某些观念时，那个黄包车夫拉过了应该转弯的地方。“在街口拐弯，你这个该死的蠢家伙，”亨德森叫起来，同时为使他的话更有分量，往车夫的屁股上狠狠地踢了一脚。与亨德森的先恭后傲比起来，《大班》中的英国洋行大班对中国人的憎恶和鄙视丝毫不加掩饰。“虽然他在中国多年，但他不懂中文，他年轻时并不认为有必要学这种该死的语言，他用英语问苦力他们在挖谁的墓。他们听不懂。他们用中文回答他，他骂他们是无知的傻瓜。”[3]那恐怖的敞开的坟走进了大班的梦里。他憎恶那些袭进他鼻孔的气味，憎恶这里的人民。那些无数的穿着蓝衣的苦力和商人们、地方官吏的圆滑的笑和不可思议的黑长袍。他们似乎都用恐吓压迫着他。他恨中国这个国家，当初他为什么要到这里来？他现在是惊慌失措了。他一定要回去。要死也要死在英国。他不能忍受埋葬在所有这些有着斜眼睛和露齿而笑的脸的黄种人中间……如此等等，写尽了西方人的优越感心理，也充分折射出作家毛姆内心深处的傲慢与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