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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籁》写“那会儿挂在嘴上的语言是六亲不认的”，“街上有把活人围住打，当场打死。”在这样的时期，作者听到一个问路的中学生叫了普普通通的一声“叔”，就以为它是“天籁”。我们平时是形容最美妙动听的声音才称之为“天籁”。“天籁”究竟何解？作者说查辞书只得简简单单的一句话：“自然之音响。”顺应自然的，原来就是最美妙的，普普通通的，就是最好的。由此可反衬出当时社会之反常之荒谬。《红楼梦》是“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林斤澜则反其道而行之，于荒唐、辛酸中找出闪光点，于荒漠中找到一片绿叶，“直觉到一些仿佛是规律。这仿佛的，又可以肯定和大自然的规律息息相关。”
　　读某些人的文章，觉得很“真”很“实”，虽然也写的好，但觉得这种“真”的“实”，太近了，虽也说得上美，但缺了味道。林斤澜的散文，他写的也很“实”，但往往，你读着读着，就会感觉好像是离题万里，像孙悟空的一个筋斗云，已跳出了三界外，但没想到一细看，却还是在如来佛的掌心里。所以，他的实中有虚、有空、有远大、有朦胧、有飘忽，如泼墨山水画，只有站远了看才会产生美感，站近了看，或许就是一团墨黑。难怪，连汪曾祺生前谈林斤澜的创作，也会下一个结论：不好懂。
　　林斤谰的散文不雅不俗，他的构思，他的逻辑，乍一看，都与常理相悖，但细看下来，你又不得不承认，他说的，在理。
　　《榕》中写了西南的原始森林，“无时无刻不在无声战斗，为争取阳光水分，使尽种种手段，不惜长毒刺毒汁，让近我者死。”“绿是和平色，绿是生命和生机的象征，这是吃绿色的人说的，不是被吃的绿色自己的话。”写其中一棵榕树“名声大振”，“惹得远近善男信女走来磕头、下跪、插香、烧纸、点蜡烛。”写榕树“外表粗壮庄严，内里的纹理却歪弯扭曲”，“原来这庞然大物是一位废物。”他到底是写自然界还是写人类社会，是写树还是写人？我觉得都是。
　　《宁静》写大自然摊开了生命的奥秘：宁静。但这“宁静”却是在写了雄伟、昂扬、身在云霄中、在喷泉一样喷出的笑声中反衬出来的，是昨晚“大自然用立体声明说了”的。“宁静”用“立体声”“明说”出来，怪吗？也怪，也不怪，合理。
　　谈文学本来是一个很严肃的话题，他却用了《错乱》为题来谈，谈了自己所走的文学之路，同行走文学之路的经验，以及整个文学事业和社会中的种种文学现象。说到有前辈在大学讲堂上开讲，“文学没有地盘了”，然后再来个石破天惊的结论：“文学没有用，有救了。”作者于结尾再来一句：“错乱之中不错不乱。”
　　有句话说：“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林斤澜的散文，写的不是人情练达，而是世事洞明，因为“人情”往往与“世故”相连，但林斤澜的散文里没有“世故”，有的只是“世事洞明”。
　　他也写生老病死，但他写得豁达、冷静，无悲情，无煽情，他的观点他的情感已凝练，收缩成如太上老君那炼了七七四十九天的仙丹，有功力，不耀眼。
　　《“红八月”的“八二三”》写“一九六六年的八月二十三日北京市文联院子里，流了鲜血，斗死了主席。”然后冷静客观地叙述了当天的境况和事情发生的经过，末了是一句冷峻的评论：“我们把鲜血和生命，也婉转叫做‘学费’，我们人多，我们付得起。”
　　《安息》写作者和汪家兄妹三人，还有他们的夫君夫人及儿女，到公墓去安葬汪曾祺和施松卿。那天“阳光暖和，无风，少有的好春天。”安葬墓穴的过程中，“汪朗笑道”，“笑着蹲下”，安葬完毕，“随着照相，一家一家地照，单个儿照，集体照……”“孙女儿汪卉这两年长了个儿，厚墩墩像运动员。”儿媳刘阳“当了党校校长了”，女婿王勇“是蜜蜂或蜜蜂研究所书记，他们都在‘正当年’。”外孙王超“已上高三，……叫人觉得第三代的成长，猛地不像跑步，是跳高。”有人会觉得，题目叫《安息》，写的是安葬过程，总得哀伤流泪，才能显出对逝者的追悼与怀念。但文中，整个安葬过程全无悲伤，大家像去游玩一趟那么快乐，对逝者没有哀悼，毫无悲戚之情，这怎能让逝者安息？但，正因为所有的后人，儿女辈、孙辈都过得很好，很快乐，汪曾祺夫妇当然可以安息了。
　　《纪终年》是写汪曾祺临终前两三年直到去世的生活。两人是多年的好友、密友，但惯常见到的生离死别之情在林斤澜笔下并无什么表现。知道“没有办法”了，情感流露表达最高的一句是：“不觉失声叫道，怎么会这样！”作为相知最深的朋友去世，文中并无明显的悲痛之情流露，只说汪曾祺走得突然，但又说“这回辞世早有准备”，“是一种境界”，“什么境界？想说是‘审美’。”写临终前住院期间的汪曾祺，“面露安详的微笑”，“两眼慈祥，并且闪闪”，“从忽然说出的话来听，心情愉悦，思想格外敏锐。”“食道严禁食物通过，连一滴水也不许可，特护向我们解释时的时候，曾祺闭着眼插上两字：‘戒严。’……‘天安门戒严’”，“脱掉衣服拍片，老先生说怎么拍裸体照。”后来有一阵一阵的迷糊，说胡话，说“看屋子是绿色的”，说“那是第二思维”。……“我这才惊觉：第二思维！一个艺术家的鲜活想象。……他走进审美境界了。在生与死的‘大限’地方，迷糊，却看见了美。”连“辞世”都是“审美”，这还有什么可悲可痛的？
　　鲁迅以犀利的笔锋去直面惨淡的人生，正视淋漓的鲜血，是因为他要唤醒关在铁屋子里的人，也因为当时两个阶级是对立的。在当代，也有作家看到时弊，但有些人话锋一转，目光一转，就轻轻避过了。林斤澜呢，他的文章，也直面现实，但他并不以鲜明的态度辛辣地讽刺和针砭，也不故意转眼避过，他用了举重若轻的方法，他的文章如耍太极，如包汤圆，有馅，实在，但却不是一眼能看到。他的文章有锋，但藏起来了，有针，也藏起来了。都说林斤谰与汪曾祺是文坛双璧，但为什么在很长的时间里，汪曾祺得到了盛名，林斤谰却没有？这恐怕与他们两人的文风是分不开的。汪曾祺的散文平淡、闲适，给人以愉悦、享受，因为他把现实生活中刺目的矛盾予以调和了，对于时弊对于矛盾，他目光一转就轻轻地避过了。他笔下呈现的，是他用仁者的心编织的温热的梦[2]，是足以净化我们的心灵的，所以我们疲惫、受伤的心灵需要它，我们喜欢它。林斤谰的散文呢，一者，他的文辞不是温暖、华丽的，不能吸引人;二者，他不回避矛盾，他直面现实，虽然他把针、锋都藏起来了，但毕竟，他文章里的针、锋是实实在在地存在着，读着读着，有人对那针、锋暗自赞叹，有人被那针、锋无声无息地刺中，痛快或者痛，有人欣赏或有人不喜欢，总之，这使他少了一部分喜爱他的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