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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语诗性中的象征性指以表示具体事物或具体实景的语言暗示象征深远的意境。法国当代著名哲学家李克尔认为:“语言的神奇性正是在于:语言是利用象征的特性玩弄‘指明——隐藏’的双重方向的运动的魔术——语言在‘指明’时就包含了一种新的‘隐藏’,而在‘隐藏’时又包含了再次指明的可能性。”口这段话深刻地揭示了象征乃是语言的诗性本质。综观中外文学史,可能没有哪一个民族语言能像汉语这样有如此复杂系统的象征体系:松柏象征坚贞,梅花象征坚韧,竹象征气节,菊花象征孤标亮节、高雅傲霜。兰花象征高洁、典雅、坚贞不屈,等等。中国诗歌几乎每一首都浸润着象征意蕴。那么如此众多复杂的象征意蕴的表达又是通过什么样的语言文字的形式载体来实现的呢?我们认为,汉语诗性的象征性与汉语意合特征中的形象性是密不可分的。范军指出:“象征性思维有利于促进中国人体验、意会能力的发展,同时也抑制了信号化推理因素。中国传统的象征性思维,迥异于西方古代的逻辑思维,其实质是一种形象思维。”他进一步指出:“过去,人们往往将比喻和象征看作文学表现的手法,而忽视了它所代表的传统思维方式的深层意蕴。事实上,早在先秦时期,比喻和象征就不仅是文人学士自觉遵循、普遍采用的艺术手法,而且是思想家们借以完美表达思维、建构理论体系的重要手段。这说明,汉语诗性的象征性和哲学中的形象思维具有同构性,那么这种同构性是否可以延伸到作为它们形式载体的语言文字呢?事实的确如此,汉语的形象性早已成为不刊之论。成中英指出:“中国语言以形象为主导,中国文字是象形文字,‘六书’就以象形或取象为主,当然也有象声,都是对客观自然现象的模仿。指事也以形象一符号显示自然关系、模拟自然关系。会意则是对事态的复杂关系的显示,不是单纯的象形。这基本上决定了中国文字的形象性。转注、假借则是语义的延伸,是把象形文字的形象性延伸出去。语义的延伸也代表了形象的延伸。”语言文字的形象性和汉语诗性的象征性的密切关系是无可怀疑的。

　　汉语诗性中的音乐性指汉语在用简洁形象的语言表达尽量丰富深刻的象征性意蕴时所表现出的音乐特征。“诗的语言的画意性在于提供空间上同时并存的事物的外在形象,使语言所未说出而又暗指的精神境界更具鲜明性,但仅仅画意性语言还不足以表达时间上先后之承续,不足以暗指精神境界的节奏性,这就需要语言的音乐性。”所以真正的诗性语言必然具有以节奏为基础的音乐性,单就中国古诗词而言,可以说,世界上很少有其它语言的诗歌的音乐性能与其媲美的,它们具有最多的音乐性成分:音节整齐、押韵、平仄、双声词、叠韵词等等。实际上不但汉语的诗歌等韵文体是如此,其散文体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也就是说,只要是通顺的汉语,即使语言使用者不去有意地去追求语言的音乐性,汉语也必然含有较强的音乐性。这正是因为汉语本身的结构组织就利用了节奏性等音乐成分,这也就是汉语意合特征中的音乐性。正像郭绍虞所指出的:“化长句为短句,有时再组成匀整的句式。不仅可以充分表达复杂的思想,同时也可以表达复杂的情感。并且再能使人在理解复杂的思想情感之外,同时体会到汉语音乐性的美感,以加深对于思想情感的理解。”申小龙的论述更为具体:“汉语句子的脉络与句子节律是浑成一体的。音步是节律的基础。汉语利用语词单位‘单音节’、‘孤立’的纯一特点,以单音词构成单音步。以双音词构成二音步,于是只须把单音词与双音词巧为运用,使之错综变化,也就自然造成了汉语的节律。”可见,汉语意合语言的音乐性与汉语诗性的音乐性是天然契合的。

　　汉语诗性特征中的画意性与其形象性是有密切关系的。画意性指,诗性语言虽然也仅仅是语言。而非绘画中的线条、颜色、人物的姿态,但这样的语言却具有触发人的想象和联系的特点,让鉴赏者在头脑中产生一幅生动的画面。但这种理解仍然是画意的浅层理解,而画意性的最深层理解则是指在形象和画面背后表达的深远意境。可见,只有形象语言经过匠心独运的构思和巧妙的安排后才能产生画意性。而汉语意合特征的顺序性恰恰说的就是“汉语不象西方语言那样为每个句子建造一个以动词为中心的空间结构体,而是以流动的短语形成一种具有逻辑天籁的心理时间流。”如《红楼梦》写刘姥姥初进荣国府,与王熙凤正说着话,“只听一路靴子响,进来一个十七八岁的少年,面目清秀,身材俊俏,轻裘宝带,美服华冠。”从逻辑上讲,刘姥姥忽听靴子声响,有个男人进来。她最关心的是“少年”,然后才看清楚他的服饰、身段、面目,可见汉语句子的流块建构确实具有一种心理时间的逻辑天籁。可见,汉语以时间流来按排语序为形象语言最大限度地追求画意性表达深远的意境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